以前就听大家说，管老师特别严格，批评人有时候不考虑受批评人的感受。但到校以后，我的感觉是管老师对学生都特别和蔼。也可能因为我们是学生、晚辈，差一代人。我感到他对学生的指导非常有耐心，特别可爱。
还有就是我们觉得管老师对和专业相关的信息掌握得特别丰富。有时候你提到一个问题，他会告诉你，这个问题在哪一年、哪一本刊物的什么文章 上，那里是怎么说的，他记得特别清楚。这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记忆。
唐长红是和我一起毕业的，1982年底我们到成都，学习气动弹性的课程，那时候教材有3部分，其中气动弹性试验这部分的教材就是管老师的专著。以后唐长红是1987年读研，是在北航读的硕士。
——邱涛访谈（2012年3月）
邱涛谈到的唐长红，是管德感到自豪的一位弟子。
唐长红，1982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603所工作。1989年，他考取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固体力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是管德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
唐长红先后参加过“飞豹”飞机、运７-200A、MPC－75、AE－100等型号飞机的研制和重大预研课题研究。现在的唐长红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总设计师、副院长，他担任着国家重点型号飞机的总设计师。
他是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三等奖1项，荣立部级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今天的唐长红已经是我国知名的结构强度专家，先后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及刊物上发表有独到见解的论文20余篇。他是总装备部飞机总体技术专业组成员、北航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航空学会常务理事、西工大气动弹性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1年12月8日，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1年当选院士名单，唐长红等5位航空科技领域专家名列其中。
在学生的心目中
1989年，曹奇凯在北航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又在管德指导下读博，2012年获博士学位。在他读研究生的时候，社会上有一股风吹到了北航的莘莘学子中间——“读书、搞航空还不如下海经商！”面对这样的议论，不少学生产生了疑虑，研究生们也受到影响，有的人开始发起了牢骚。曹奇凯回忆：
一次管老师听到了我们的牢骚，他送给了我们一句话：“我不能保证你们一辈子干航空就有出息，但是你们每次干的工作都认真了，对你们的人生发展都会有用的。”
——曹奇凯访谈（2012年5月）
这句话给曹奇凯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成为指导他一生的一个原则。已经担任了601所副总设计师并在2010年被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聘任为结构强度首席技术专家的曹奇凯说：“有时我还将这个故事讲给更年轻的同志们。”
2003年，601所培养了一批不脱产的博士研究生，钱卫是其中之一，这次他的导师是管德。
他们3个人（指管德、陈桂彬、邹丛青）在一个教研室做研究生指导，就是联合指导。学生挂在不同老师的名下，一般的是博士生挂管老师名下，硕士生分别挂在陈老师和邹老师名下，大家形成一个教研室。我跟邱书记（邱涛）俩在一起重合了2年。
——钱卫访谈（2012年3月）
在培养学生方面，管德的性格特点和人生原则依然鲜明而具有个性。在钱卫考取管德博士研究生的那一年，有多位已经在航空系统的科研院所担任技术或行政领导职务的年轻人希望报考管德的研究生，都被他非常明确地拒之门外，钱卫成为了一个例外，而在他的入学考试中，更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外。
那时候，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有的已经担任了副所长什么的，找他的人不少，就是说想挂在他的名下，他基本上都给挡回去了，一意回绝。所以知道我想考管总的研究生时，有人就说，那么多人被拒绝，你再去找，够呛吧！我说我自己试试。找到管老师后，他跟我说了三点。
他说：“你能力可以，但咱们得约法三章 ，你能保证做到我就要你。怎么个约法三章 呢？第一，你必须自己独立地完成学业。就是说完成学业你必须自己做，我说啥你就做啥，你独立干活。”我说这个没问题，我就是干活的。
“第二，你不能利用职务之便，把所里的科研工作转化为自己的论文。这是好多人在职读学位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工程上的工作转化为自己的东西。他说那是别人干的成果，不是你自己的成果。
“第三，你必须有独立的创新能力。”
弦外之音就是说，我要你没问题，但你得自己干出成果来才能叫你毕业。如果你把工作中做的大型试验，或者你要了国家多少钱干了什么事，而后转化成自己的研究，那肯定不行。我向他表态，认为我能干出成果来。
因为我们读博是不脱产的，所以这个约法三章 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为什么说他这个要求很严呢？可能对于很多当领导的，他这个条件可能是满足不了的。
他还给我举例子，说有的单位有个人拿了一个博士的论文叫他看，他说一看行文的语气，就知道不是他自己写的。比如我们制定了专业规划……他说，你一个人的论文怎么还“我们”，肯定是下属写的汇报材料，你把手下写的汇报给我拿来看。
对此，他就很生气。他对我说：“你要出这种事，就不要读我的博士了。”这点他卡得很严。
从这方面我有一个体会，就是他这个人的世界观，或者他这个人对技术工作的认知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钱卫访谈（2012年3月）
在钱卫与管德深入接触以后，他想到的是管德对社会的认知。他感到这也许就是构成一个人世界观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他理解中，管德在对事物认知方面对他的启迪有这样两个方面：
一个是他怎么看待人，就是他怎么看他的同事，或者下属；一个是怎么看待技术工作。
他看待技术工作框框少，是从真正地探索知识的角度去看待技术工作的。
就本来是一个工作，技术工作，但我们多数人从小就被卡进了很多框框中。从小学开始，灌输的就是“对”或“错”的概念，要符合标准答案。再就是“谁”说的，某个人说的就是“对”，换个人说就是“错”。这很多的框框，造成我们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忙忙碌碌一辈子没有成就。管老师的认知能力比一般人强，强得很多。他看一个技术问题，没有那些框框，只说这是个什么问题。
他跟我讲：“做博士要创新，创新要最基础的是理论创新，再就是技术手段创新，那么最差的是对象创新，仅仅是将现有的东西换一个新的对象。”
我体会他把技术工作真正作为一个科学问题去认知。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把气动弹性的分析体系建立起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思想方法、认知方法，他可能走出一两步，突破一两步，然后就会被诸多的框框限制住。各种政治原因或者人事方面的原因，肯定就会让他放弃了。
国内气动弹性方面的研究受国外封锁，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他能不断地突破界线，形成有自身特点的技术体系，他一定是在认知上有特别之处。
这些年跟着管老师，我受益最大的就是这点，就是做技术工作真正看待技术问题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和精神，抛弃咱们从小受教育的框框。
——钱卫访谈（2012年3月）
钱卫在这里批评了中国的教育体制，他的感觉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对人性上的东西压制比较多。这是一个青年学子在经历了中国教育全过程，在取得最高学历的阶段，受管德影响得出的结论。
2005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他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成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管德也许是在自觉不自觉间为破解这一难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钱卫还讲到了管德的另一个特点：
再有一个就是他看人。
有人说他不讲人情，有人说他挺好。我有时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他看人有等级观念，是根据人的能力进行评判得出的。确实是这样，对跟不上他思维的人他就不愿意理你。他确实有这个问题。
但反过来讲，他认为你有一点贡献的时候，一定要给你一个等价的回报。很多人得益于他这一点。比如我们有的老同志是他提拔的，也有的是他给了很好的机会去参加某项工作。我还听说，在他担任了领导以后，身边那些工作人员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
但也有人对管老师有些意见，因为有些事情上他不讲情面。
这里面我觉得也是由于他的世界观决定的，他当了多年比较高的行政领导，但他的世界观并没有和官场常规的某些领导的做法完全匹配，他总有些特殊的东西。
这个不一样，可能是受一些传统的各种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他对人是很尊重的，不管对什么样的人，他是比较尊重的。
他很尊重一个人的界限和自由。在学术工作中，有一个人提出来一个想法，他从头到尾都会坚持，这个观点是谁提出来的，那么就一定是属于谁的。他在学术过程中一直是坚持这样的观点，而不是说你提出这个想法，我拿来用了就变成自己的了。他对任何一个人，对属于哪个人的思想，属于哪个人的成果，都特别地尊重。
——钱卫访谈（2012年3月）
管德已经带出了5位气动弹性专业的博士。已是耄耋之年的管德，仍然在中国飞机气动弹性专业的园地中辛勤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