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到局机关
1951年10月1日，当时的政务院公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毕业生之工作由政府分配”。这是新政权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为实施这一决定，各用人单位都派出了接收人员进入到各大学，刚成立不久的航空工业局派到清华大学的接收人员是张祥隆。
管德还记得：
那时候虽然已经知道是国家统一分配，但我的同学吴锡衡好打听，就像是毕业生的代表一样，一天到晚围着航空工业局来校接收毕业生的人转，那位同志是航空工业局人事科的，叫张祥隆。吴锡衡向他打听，问哪个工厂是搞喷气式飞机的？张祥隆对他有些烦了，就说是哈尔滨搞，于是吴锡衡就把包括我在内的他认为关系比较好的几个同学都给弄到哈尔滨去了，目标是到哈尔滨制造喷气式飞机。我们的档案都已经由中央组织部从学校转出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是由于江同的原因，改变了我的分配去向。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江同，苏州市人，1927年出生。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北京一解放，他就受党组织指派参加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以后到中南军区领导机关工作。1952年8月，他转业到航空工业局，是局办公室秘书，实际上也就是时任航空工业局第一副局长王西萍的秘书，还兼任调查研究科副科长。
1951年，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当时属于重工业部，由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兼航空工业局局长。1952年8月7日，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成立，航空工业局划归二机部领导，代号为二机部第四局（简称四局）。二机部的部长赵尔陆兼四局的局长，赵尔陆部长需要四局给他安排一位秘书，这项任务交由江同去办，也许是由于有在清华大学学习的经历，所以他在当年分配到航空工业局的大学生档案中选中了管德。
他到我们学生档案里翻，看到我的情况，说我字写的还可以，就把我从派往哈尔滨的名单里抽出来，所以我就没去哈尔滨。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管德被留在了局机关，原先准备给赵尔陆当秘书。但很快，1953年4月13日，航空工业局局长职务由副局长王西萍代行。1955年3月17日，中共中央任命王西萍（注）为航空工业局局长。
赵尔陆部长不兼航空工业局的局长了，秘书当然也用不着了，管德被安排在江同负责的调查研究科。
注释：
王西萍，1914年12月出生于山东乐陵。1936年8月他弃学从军，到西安参加张学良将军创建的学兵队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军官支部书记，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原局友军工作部秘书，驻鄂西北代表。在东北军工作期间，参加了“西安事变”。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中共旅大地区党委书记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旅大区党委财经委员会委员，关东行署农业厅厅长。1949年春，他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任武汉警备区政治部秘书长，中南军区保卫部副部长、部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二机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调王西萍任航空工业局第一副局长，主持工作。1953年1月，航空工业局成立分党组，王西萍任分党组书记。1955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王西萍任航空工业局局长，同时他还是二机部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
王西萍为奠定航空工业的基础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部党组和赵尔陆部长领导下，他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团结局分党组一班人，艰苦努力，提前完成了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了由修理走向制造并开始向自行设计过渡，为航空工业的早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遗憾的是1960年国防工业系统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王西萍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随之以“国民党特务嫌疑”蒙冤被隔离审查两年多。1963年王西萍调交通部工作，历任公路总局局长、公路运输局局长、水运工业局局长、交通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是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席代表，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行文给予彻底平反。
四局的单身宿舍
航空工业局成立之初的办公地址定在沈阳。1952年4月，局机关迁至北京，先是在西城区福绥境38号，后来经周恩来、李富春等领导同志批准，将德胜门内的重工业学校原址（原摄政王府）移交航空工业局使用。
管德分到局机关是在1952年9月，那时局机关已经到了北京，他到单位报到后，被暂时安排在机关办公楼里住，与他同室的就有当时任四局生产处技术科副科长的徐舜寿。
徐舜寿（1917—1968），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现湖州市南浔区）人。1933—1937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组，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飞机制造厂任检验员，以后考进中央大学航空机械特别研究生班，学习两年，后在成都航空研究院等单位任职。1944年作为中国空军实习生赴美留学。1946年在四川南川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从事气动力研究。1949年初越过封锁线投奔解放区，5月到沈阳，被分配到东北航校机务处工作；9月，奉命调到华东航空处工程研究室任飞机组副组长；12月1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7月，调入航空工业局生产处技术科，先后任工程师、副科长。
与徐舜寿初识，并没有给管德留下太多的回忆，因为俩人在局机关的不同部门工作。徐舜寿所在的生产处技术科是一个业务部门，工作繁忙。在四局技术科设计组工作过的原航空工业部质量司副司长李在田回忆：
徐舜寿是老一辈的专家，在国外学习过，又有实际的设计工作经验，我们当时都是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青年人，都非常敬佩他们这样的技术领导……
我们那时都是单身，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能看到他在办公室里伏案工作，看资料，处理一些滞留的文件，非常勤奋。
——引自《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
而管德则是在局办公室所属的部门，每天的工作几乎都是围着局领导转。虽然两个人同住一室，相互之间交流也不是很多。
这段时间不长，很快管德的父亲就给他找了一间距离机关很近的房子，管德邀请了一位同事与他同住。租房子就得交房租，但也许是由于机关没有相关规定的原因，这笔费用不予报销。血气方刚的管德认为这显然不合理，于是找到了机关行政处去理论。他还记得，当时旁边有人告诉他说，不要闹，这位是处长。管德正在气头上，随口就是一句——处长是什么东西！事情闹大了，这位还在预备期的年轻党员以后差一点没能按期转正。
后来局机关有了统一的单身宿舍，由原来重工业学校的机械加工实习厂房改造而成。高大宽阔的厂房被用一种很薄的建筑材料分割成一间间小屋，每间住七八个人，为降低屋顶高度，也用简易材料搭在上面。住进的人多，隔音效果又差，遇到有的房间说话、笑闹的声音太响时，就会有人敲打隔墙抗议。
当时的管德是局机关比较活跃的青年人，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在机关里接触面宽、层次高。后来与他在工作中结下深厚情谊的顾诵芬对他有较深的印象：
管德是在学校时就入了党，当时（指1956年组建飞机设计室的时候）是党组（四局分党组）秘书，实际上已经是“官”了，是四局调查研究室的主任、科长一级的干部。管德脑子清楚，写文章 也快，四局的局长王西萍很欣赏他。
——顾诵芬《我的飞机设计生涯》
指令检查室
四局办公室下设的一个机构，原来叫“调查研究科”。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名称。对此，苏联顾问提出了异议，说“苏联没有这样的机构”。
时任局长王西萍回忆道：
我到四局后，极力主张搞一个调研室，编制40人。最初，苏联专家反对，说是苏联没有这样的机构。同时，建立这个机构需要从分配来的大学生中物色人选，所以有的局领导和处长们也都反对。后来还是赵部长搞了折中，批准成立一个调研科，不建立室，编制由原先打算的40人减半为20人。局党组都同意了这一意见。就这样，1952年秋调研科成立了，由沈洋、江同、卞之新负责。首先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通报》，由管德主编，刊头是油江同志写的。
——《航空工业史料·20辑》
20岁刚出头的管德被定为该刊物的主编，说明他的能力得到了领导认可。
管德讲到这个刊物时说：“局机关办的这个刊物，原来拟就的名字是《航空工业通讯》，上报赵尔陆部长，得到的指示是：你们
一共只有3个飞机工厂，3个发动机厂，还够不上叫航空工业，别用《航空工业通讯》了。四局按照部长的指示，把刊物名字改成《通报》。”
领导将编辑这个刊物的任务交给了管德，一月一期。在以后的几年中，从组稿、改稿、编辑、校对到跑印刷厂，这份刊物的全部工作由管德总管。
王西萍回忆，这个刊物办到1955年，由于精简机构，部里不同意四局搞综合性刊物而停刊，改为《技术通报》，调研科也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更名为指令检查室。顾名思义，就是负责检查局里发布的指示命令在下级单位执行、贯彻情况。
对这个刊物，老局长王西萍感情很深，评价也很高。他回忆：
在开始办《通报》的一年，每期刊登哪些内容，文章 怎样编排，几乎都是我们和这些青年人一起商量确定的。……作为局机关指导工作的一项工具，《通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部、局领导意图，交流工作经验，开展工作研究，起到很好的作用，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刊物。
——《航空工业史料·20辑》
办这个刊物，局领导的本意是要基层单位投稿，反映基层动态，但办起来以后，基层单位基本上没人投稿，于是每一期的稿件几乎都由机关的人撰写。
管德回忆：
机关要发文件，但发文件只有一份，要是能在我编印的这个刊物上刊出，就有上千份，谁都可以看到。所以本意是要基层写稿反映下面的情况，结果反而是机关的同志积极性高，稿子全是公文。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