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德现在还记得：
有一天，我送一个“老虎”走到这个桥上，他趁我不注意就跳到河里去了。那河水很浅，跳下去以后水才没到膝盖处。他不肯上来，对我说：“你说吧，我是不是‘老虎’？你要说我不是‘老虎’，我就上去。你要说我是‘老虎’，我就不上去了。”
他这个突然的举动，弄得我哭笑不得。我怎么能说他是不是“老虎”？但我一个人没办法把他弄上来，最后只能请旁边的人帮忙，把他拉了上来。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政治运动中，教学活动基本停止，学生、教师都把时间用在了参加运动上。管德和一些同学被派去参加调查两家营造厂的工作组。
当时被称为营造厂的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建筑工程公司，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接各项工程。有几家营造厂在运动中被揭发出的问题比较大，政府部门组织工作组进驻。管德回忆：
第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是一个县级干部，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武明月。第二个组的组长官大，是地级干部，叫侯朴，他经常可以到曲园饭店吃饭。
我在这两个工作组里，分配我的工作是算账，就是算营造厂的老板到底有多少非法利润。怎么才能算出这笔账呢？我的做法很简单，营造厂有账，我就看他的账，比如说买了1000块砖花了多少钱，我就打电话问物价局，询问砖多少钱一块，从物价局得到每块砖的价钱，比如说一块砖一角钱，那我一算，1000块砖应该多少钱，高出我计算的那一部分就算非法利润。其实这个做法并不符合实际，因为买东西跟物价局定价完全是两码事。但我就很简单，所以这样一来二去，每个营造厂都算出一大笔账来，因为他要赚钱，肯定卖得贵。
当时工作组的做法就是不让“老虎”睡觉，我们这帮工作组的人也不睡觉，非得晚上干活，我那时也就20岁不到，几天下来，困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倒地上就睡着了。那天正好公安局来抓那个营造厂老板，要当场宣读逮捕令，但地上睡一个人太不像样子，于是就叫我，怎么也叫不醒。最后他们只好把我提溜起来弄到另外一个屋去了，就这样折腾我也没醒。那时冯钟越和我在一个工作组。我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冯钟越跟我开玩笑，你还睡呢？老板都跑了。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入团、入党
清华大学很早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6年，清华大学第一个共产党党支部成立，领导进步师生开展革命运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在南迁同学与在北方同学中间，发展出北系、南系两个党组织系统。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返回北平。根据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南系、北系仍保持独立。
抗战胜利以后，清华大学继承西南联大“一二·一”运动的革命传统，从抗暴运动开始，一浪接着一浪的学生运动，加上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唤醒了越来越多的同学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伟大的反蒋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到清华大学解放时，参加过地下党的学生有428人，参加过地下党外围秘密组织的学生有700多人。（《党的旗帜高高飘扬——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基层组织的奋斗历程》）
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地下组织的南系、北系合并，但学校一级仍分别成立党总支。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党员和党组织从内到外，一步一步走向公开。党员把群众当做‘阳光’，党公开就是从地下转到地面，接收阳光的普照。航空系教师中的党员数量最多，有何东昌、樊恭囗（ｘｉａｏ）、屠守锷、何庆之、董寿莘等。
在管德跨进清华大学大门前两个月，“1949年6月28日，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以隆重而朴素的形式向全校正式公开，在二校门张榜公布了党员名单，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当时清华大学共有地下党员189人，只公开了187人（教师30名、学生148名、职工9名），另有2人因工作需要未予公开。”（金富军《迎接新中国的曙光——纪念清华园解放60周年》）
在此之前，1949年3月20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清华大学总支部已经成立，清华大学地下党建立的各类青年组织的成员，都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当时全校同学大约有1900人，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宣誓的团员就有526名。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庞大的一支队伍，在迎接解放军开进北平入城仪式的准备过程中，清华大学成立的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下设宣传部、联络部、生活部、总务部、秘书处等）能够在全校同学中编成5个大队，每个大队有六七个中队，每个中队有3个小队。参加工作的同学有1821人。
1951年清华大学党员人数达到300人，总支改成了党委。
这是一个具有浓郁政治气氛的校园环境，在新中国阳光沐浴下，清华园处处生机勃勃。管德与清华大学的广大师生一起，以积极的姿态、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去。
时任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的何东昌曾经回忆：
对清华大学党组织而言，1952年是一个分水岭。1952年以前，主要是在学生运动的“赤色群众”中建党。
——何东昌《解放初清华党组织工作回顾》
1951年的5月4日，管德经叶锡林、高镇宁介绍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由于著名的“五四”运动，1945年陕甘宁边区救国会将5月4日定为青年节，其含义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管德进入大学不久就参加了青年团，以后又积极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其政治表现显然早已经被党组织列为学生中的“赤色群众”了。组织已经在培养考察管德，但他并没有觉察，只觉得入党仿佛是很简单的。
管德回忆：
我是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入党的，那时候学生中入党的人比较多，是成批发展的，入党手续也比较简单，就是自己讲一遍对党的认识和向组织提出加入的请求。不像后来入党还有很严格的政审、外调、问这问那。我印象中，组织上一句话都没问过我，就是靠你自己讲明白是怎么回事。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1952年6月26日，由吴锡衡、吕慧敏介绍，参加青年团刚一年多的管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的1953年6月26日，他已经被分配至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在那里他如期转正。
大学毕业
“三反”“五反”运动的时间不算很长，1952年3月5日，中共中央规定了对违法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两个文件。根据文件的规定，各级政府进行了定案处理工作，并纠正了在“三反”“五反”运动高潮中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偏差。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
在运动基本完成了预定任务后，管德和派出参加运动工作组的同学回到了学校，这时他们面临的是提前毕业。
1952年，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五反”工作组时合影（前排左二为管德）
1952年底，新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国家建设急需专业人才。为适应国家发展要求，高等院校里一大批学生提前毕业。管德这一届大学生在学校不到三年就面临毕业分配了。按照大学的课程安排，四年级以后的专业课没有学。
管德回忆：
出来工作以后，学校专门给我们补了一次专业课。我在航空工业局工作的时候，我们这批学生都回去补过课。因为大学基本上没好好上。
我记得很清楚，空气动力学本来是三门课——理论空气动力学、实验空气动力学、飞行力学（当时叫飞机空气动力学），当时就变成一门课，所有的课程都是这样，就是压缩，因为没时间学但又要学。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1952年，管德从清华大学毕业，适逢又一次高等院系调整。
为使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国防和经济建设服务，1951年3月7日，教育部召开了全国航空院系会议，决定将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四校的航空系合并，在清华大学成立航空学院。1951年5月厦门大学、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三校的航空系，并入清华大学航空系，改设独立的清华大学航空学院。1952年第二次院系调整，仿照苏联模式，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与四川大学航空系、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合并为北京航空学院（简称北航）。
管德毕业时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已经合并入北京航空学院，但毕业文凭还是清华大学颁发的，因为那时的北京航空学院只是纸面上的一个决定，处于筹建初期，连校址都没有最后确定。1952年10月25日，北京航空学院成立大会是在市内皇城根北京工业学院礼堂（中法大学旧址）举行的。直至1953年6月1日，北航才在元代土城外柏彦庄举行了奠基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