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7发展中，仅是我经历的，就遇到4次生死存亡的险情，所以很多同志都说超7是搞不成的。十几年了，几起几落，的确很困难。
要搞出一种军用飞机，一无国家的预算拨款；二无公司自己的雄厚财力；三无确切的用户订货；而作为一种需要国际合作的出口飞机，又置身于国际形势风云多变、风险重重之中；再加上里里外外诸多因素的影响，的确是道路曲折，步履艰难。
但是，超7不是空想出来的。
总体上，它是国际关系和航空工业历史的产物。现实中，上上下下又有一些积极分子为之奋斗，总想为振兴我国的航空事业奉献自己的无悔年华，回报祖国的培育和人民的期望。
于是超7飞机得以在坎坷中前进至今，直至首飞成功，开创新局面。
闻风而动歼7CP出世
地处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空气清新，芳草遍野，扼守在黄海和渤海之交，风光明媚，涛声竞日，海边离岸数百米有个棒槌岛，岸边圈了一个棒槌岛宾馆小区，原来是大连的国宾馆，现在对外开放了。一栋栋小洋楼坐落在起伏的绿荫之中，海滨雪白的沙滩及泳区也就成了宾馆专用的好去处。
1983年7月21日开始，中航技邀请英国马可尼航空电子公司来人，在这里与我们成飞谈判。歼7M型飞机上的7项预生产型电子火控设备在试飞中暴露了不少技术问题，预期会是一场大争论。为缓和气氛，找一个谈判的好环境。谈判在马可尼公司外宾住的那栋小楼里（费用每天800美元）进行。楼里有块铜牌上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接待外宾时曾在这里住过”。
在大连棒槌岛宾馆前的海滩上（1983．7．21）
正是游泳季节，海边游泳者如织。但这里则清净得多，专用场所多。我们和马可尼谈判的同志，除段部长、陈宝琦副局长善于游泳以外，孙肇卿、蒋士钊、陈志立、王寅恭、王忠全、赖振章和高维勤等都不善游泳。但每天中午也到海里泡泡。至于马可尼公司的外宾则游起来有劲多了，尤其是那位中文翻译史密斯小姐。
此时，改装了英国电子设备的两架歼7ⅡA飞机，连同一架作为雷达试飞靶机的歼7Ⅰ，正在大连以三十里铺机场为基地，利用海军的地面精测设备进行雷达试飞。
试飞由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组织，我们和英方派人现场参加，参试人员多达百人。
7月27日，部外事局长兼中航技总经理孙肇卿和我，赴三十里铺机场，在那里迎接巴基斯坦空军（简称巴空军）第一副参谋长贾玛尔中将一行。他们是专程来看改装了英国电子火控设备的歼7M型飞机。由外事局副局长兼中航技副总经理刘国民陪同，自北京出发，途经沈阳时看了歼8飞机，然后来到大连。当时歼8装的还是瞄准具，这套老的火控系统，贾玛尔看了不感兴趣，歼8失去了一次出口的机会，很可惜。
在三十里铺机场，贾玛尔听了我和邱普达同志的汇报并实地看了飞机，当即表示有极大的兴趣。认为这个改装完全符合他们的想法，因为战斗机装上平视显示器等设备，是当今世界上发展的方向。
巴空军要这样的飞机，并立即决定要派2名飞行员来飞这种飞机。当晚，我们一起返回棒槌岛宾馆，中航技孙总、刘总宴请贾玛尔中将，我和陶发宽同志作陪。
歼7M型飞机在第一个出口合同之后，又开创了向巴出口的前景，这对我们大家都是鼓舞。8月，刘总赴巴，巴方提出去巴实弹打靶演示的意见。
同年8月15日，奉航空工业部莫文祥部长之召，我到达北京。因莫部长生病，崔光炜副部长代表他与我谈话，我卸任厂总工程师后再次明确我任歼7M型飞机总设计师并兼部歼7M型办公室副主任，对这款型号要负责到底。当时，毛德华副局长参加了谈话。此后，与英马可尼公司又进行了北戴河谈判、香山谈判等。
12月中旬，巴方果然派出2名飞行员到西安飞行试验研究所，试飞成飞的2架歼7ⅡA飞机。歼7ⅡA改装有英国7项电子设备，原定交空军的，其机翼外挂等没有像歼7M型那样的更改，可认为是歼7M的前身。在14个飞行日里，一共试飞了19架次。飞后认为飞机很好，只要引进设备像介绍的那样，则飞机是颇为理想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对飞机改进的小建议。
1984年6月9日，我公司2架飞机（一架歼7ⅡA、一架歼7M型）转场到巴基斯坦，进行实弹打靶和演示。在前后三个月的时间里，共组织20个飞行日，由巴方飞行了多种武器的空对空、空对地实弹打靶，进行了与歼6、强5、“幻影”5和F-16的积极对抗飞行。这次赴巴由部陈宝琦副局长和成飞谢安卿副总师带队，6个单位30人参加，试飞证明了火控精度有极大的提高，飞机改型是很成功的，巴空军贾玛尔中将在9月15日对刘国民副局长说：“这次试飞课目进行得很顺利，飞机很好，加深了我们对歼7M的了解。飞机打靶非常成功，你们专家的工作很好。”
在此之前，1980年开始巴基斯坦空军已多次派出代表来成飞考察和具体谈判购置歼7飞机事宜。
至此，由歼7Ⅰ型谈到歼7Ⅱ型，直到现在的歼7M型，歼7飞机的向巴出口，总算露出了端倪。
不料，到了1984年10月，巴方突然来了个大转弯。
军用飞机出口，的确都是成亿美元的大笔买卖，但要做成功，又谈何容易。
1984年4月和10月，刘国民陪同埃及空军司令和训练部副部长到成飞考察和试飞歼7M型飞机。飞后认为“飞机性能非常好”，“从内心里喜欢这种飞机”。大家感到再次向埃及出口的希望很大，却不料后因种种原因，仍未能出口。
向巴出口，前后足足谈了8年多，才达成第一个合同，似乎令人难以置信。1984年10月，巴方来了一个大动作……事后看，也不稀奇。
10月的北京，是秋高气爽、红叶飘香的好季节。在歼7M型飞机背水一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已经开始出口并且即将全面技术鉴定的前夕，歼7发展史上又一个转折点却突然来临了。
1984年10月23日，巴空军贾玛尔中将率团再次访华。在北京，由孙肇卿总经理接待洽谈，成飞派王寅恭、郑维川参加，贾玛尔带来了一份改装歼7M的建议书，要求加强飞机的机动性，加大作战半径，改进截击效能，并具有可接受的对地攻击能力。具体要求是换装F404-100发动机，增加机内燃油容积1000~1500升（宁可取消一门炮），加装具有下视功能的雷达等三项基本改进。此外，还希望加装惯导、雷达告警器、空中加油、改善飞行员后视界，同时考虑双座教练机等。发动机及设备，巴方可以提供。巴空军并且建议这种改进要经过双方政府一级的会谈，两国空军具体磋商来解决，并且由巴方卡姆拉飞机厂参加合作，这要求很高，我方答应按此做工作。
贾玛尔中将约见了我空军司令员，希望中国空军参与“歼7M改进”这项目，建立起政府一级的关系。我空军领导对此表示，担心资金不落实，而且改动太大，飞机的单价会上涨。
在贾玛尔带正式建议书来华之前，我驻巴外交官已预先通知国内其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对此，莫文祥部长、姜燮生副部长分别批示，要外事局和飞机局认真抓，成飞和成都飞机发展中心要参与研究，提出方案。所以谈判还是有一定准备的。
这时，由于我们与英国马可尼公司合作改装歼7M飞机成功，美国沃特飞机公司、英国卢卡斯公司都向中航技表示，可以合作进一步改装歼7M型飞机，这年12月沃特公司就拟了一份飞机改型的建议书给我们。
要准备给巴方的答复。10月底，在北京，孙肇卿同志问我，老巴这种改型飞机，由巴方供设备和发动机，我们搞机体，3年出来行不行？我说，机身全部要改，3年出飞机上天，已不简单，要向巴方提供飞机肯定不行，5年差不多，因为改动很大。
10月与巴谈判，已经超出过去买卖飞机的范畴，而是一种国际合作了，看来，巴空军对此是认真的，他们提出的改进方案，前景也是诱人的。这样，我们便开始按巴空军的要求认真做方案了。我提议这种改型方案叫歼7CP方案，CP的含义是中巴合作，而且我们过去歼7已有A型、B型和D型（歼7大改），这中间空了型。目前对巴合作叫CP型，如果巴方不合作了，我们单独干，就叫C型。厂内讨论，大家都同意。
歼7CP方案主要涉及的是机身要让出空间装大雷达，故需改为两侧进气，没有涉及机翼及尾翼。
超7的“万里长征”，可以说是1985年迈开了第一步。搞飞机是很艰巨的工程，特别是国际合作，又是新朋友，难上加难。谁能未卜先知预料后来的种种变化呢？
我们一边等巴方派组来具体谈判，还希望他们能带些发动机和雷达的资料来，一方面自己做歼7CP的初步方案。在多功能雷达方面，有三个可供选择的型号，即APG-66、APG-67和APG-69。通过对这三种型号的分析比较发现：APG-66是F-16用的，天线较大；APG-69是F-5用的，性能较差；较理想的是APG-67，F-20用的，比较先进，大小适合，所以我们用APG-67作方案。发动机就用F404。
2月初，得知贾玛尔中将已赴美谈购置F404发动机了。他回巴后将向齐亚哈克总统汇报，得到指示后，才会派人来。这倒给了我们以更多的准备时间。
过了春节，我又赴北京。为了争取歼7CP方案得到多方面支持，由驻厂海军总代表李自禹与上级机关联系，我以成都飞机发展中心副主任身份带队去北京，向海军装备技术部（简称“海装”）领导汇报歼7M和改两侧进气的歼7CP方案。20世纪60年代初，我调到成都搞飞航式导弹时，曾到海军大院来汇报过，已25年没有来了。听取汇报的除海装张逸民副部长、蒋都庭处长外，还有海航副参谋长，海航司令部作战处、训练处、军务处、科技处、海航工程部技教处、海航后勤部战勤处、军械处、航材处的同志和海9师李副师长等。他们一致认为飞机配备一定要高低搭配，歼7改装引进的平显等电子设备，大方向是改对了，虽然对歼7M装的测距雷达不大满意，但对改两侧进气，装上多功能雷达，使“腿”长一些，很感兴趣，甚至认为势在必行。此外，还提出能带空舰导弹，能空中加油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舰载机的问题，为以后做舰载机方案出了题目。这次汇报会空军装备部也派人来参加了，会议的气氛大大促进了我们搞歼7CP的信心。
赴北京汇报前，成都飞机发展中心主任谢明、成飞厂长侯建武，听取了准备工作的汇报，对改型方案都十分支持，并且指出要两手准备，巴方如不合作，或供不了美发动机和雷达，我们就上国产的。必要时，改型费用由自己出，要求大家采取进攻的姿态，争取得到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要设计所稳定队伍，发动大家走出一条路子来。
3月10日，巴空军派出的米扎尔中校等3人小组到北京，次日由中航技总裁助理李泽蕃同志陪同来成都，我主持了谈判，第一次向巴方抛出了歼7CP方案。双方交换意见后，形成了一个讨论纪要，我方由李泽蕃签署。这次谈判，工厂设计所所长沈泳沅，副所长邱普达、宋开基，外贸处长王寅恭都参加了。谈判中，我方向巴方提出了要巴方提供的发动机、机载设备的清单和资料清单，巴方向我们提出了进一步的改进要求，如要求有双座的教练机；发动机安装不要脱后机身；飞机尾部要有拦阻钩；飞机具有空中加油能力；对飞机2000小时总寿命希望延长；机内油量要能加到4000升；有整块式风挡和气泡式座舱盖；装多弹挂架等。最后确定双方在五六月份再次会晤，讨论确定设计方案、合作研制方式以及费用承担等问题。
谈判过程中，航空工业部王其恭副部长、张金波局长等正好在成都调研，听了歼7CP方案和对巴谈判情况汇报后，一致认为这种国际合作的路子是对的，搞出来市场就活了。
纪要签署前，稿子由孙肇卿及军机局王若松副局长联名报莫、姜部长审批。莫部长批示：“拟同意，合作决定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资金问题。”事后，部外事局又向国防科工委邹家华副主任做了汇报，邹家华认为这种出口飞机合作很有必要，今后出口飞机应形成序列。
但是米扎尔中校答应的五六月份再次会晤，并没有实现。原因是巴方改变了合作方针。此后，再也没有见到米扎尔中校。这是后话了。
巴空军要求我方与美国合作“佩刀”Ⅱ飞机
巴空军谈判小组被送走不久，美国格鲁门宇航公司派人来了。1985年4月3日由格鲁门国际分公司总裁佩莱哈克、顾问王承栋陪同总公司副总裁肯尼尔，来我公司访问。我和王寅恭出面接待，看了工厂，谈了一般性合作前景，看来没有具体目的。当时，我未意识到会与超7大有关系，也不知道实际是国防科工委邀请来的。会面前，中航技的同志告诉我，肯尼尔是美国的退休海军上将，前驻欧美军司令，我听了将信将疑，因为海军上将是和平时期最高军衔，这么一个高级官员，干这个？见了面也感觉不到其叱咤风云的几十万大军司令官的样子，直至交换了名片，才知不是假的。以后我到格鲁门公司（简称格鲁门）去，知道他是公司驻华盛顿负责做政府联系工作的副总裁，估计设法让政府批准申请，做院外活动等，都经他的手吧。从这方面看，美国国防承包商是花了大本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