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浙江大学航空系
浙江大学航空航天院系源自20世纪30年代。1936年在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下设立了航空工程门， 1945年成立了航空工程学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航空学科的创建和航空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八、四川大学航空系
四川大学航空工程系成立于1944年，当年秋季开始招第一班学生。当时，航空系附设在理学院，理学院遂改名为理工学院，系主任由林致平兼任。林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曾留学英国，当时任航空研究院理工系主任，兼结构组组长。系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就是排课程表及统计学生成绩（其中一部分工作也由注册组办理），当然也有一些跑腿的事，如向各个单位要旧飞机和器材等。1946年四川大学正式成立工学院，除航空工程系以外，还有土木水利系、电机系、机械系和化工系。院长由李寿同担任，航空系系主任由康代光兼任。康当时是空军机械学校教育长兼高级班主任。在康上任以前航空系只有一二年级，其所开课程与理学院相差不多，所以多由理学院的教员来上课。当时，四川大学还没有金工厂。学生在航空研究院的金工厂实习。机械系成立以后，学校才有了金工厂，学生也就不到外边去实习了。学生到了三年级时，要学习更多工程以及航空方面的课程，因而来此兼课的人也多了，后来许多兼课的人又改为专聘。当时教课的有：李寿同（飞机结构力学）、历宽（电工学及热机学）、朱景梓（机械设计及飞机设计）、林鲲荣（热工学）、荣沛霖（空气动力学）、饶国璋（航空发动机、发动机实习）、晏砺堂（发动机动力学及发动机设计）、康代光（航空材料、飞机学及航空仪表学）、赵世诚（空气动力学及工程数学），还有张有龄（应用力学）、郭可谦（制图）、罗德伟（航空发动机及喷气式发动机）、郭瑄（水力学）、徐正定（理论空气动力学）、徐碧宇（飞机制造方法、应用力学及材料力学）、黄逢昌（空气动力学）。第一班学生入校时为30人，毕业18人；第二班学生入校时为30人，毕业约20人；第三班学生入学时为30人，毕业约25人；第四班学生入学时为25人，毕业的不到20人。总之，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校学生不到100人。
由于四川大学航空工程系成立时，国内经济临近崩溃，国民政府没有财力来建设与航空教学有关的试验设备，只好从航委会所属各单位要了一些报废的旧飞机（如美制的“黑寡妇”等六七架）与一些旧的活塞式发动机，建立了一个航空馆，先由饶国璋及施振东负责，以后由王元滨及刘方杰掌管。此外， 1948年底还接收了航空研究院的5英尺×7英尺风洞，但以后一次也没用过。院系调整后，这些旧飞机又运到了北京航空学院。
四川大学航空工程系按教学计划（以第一班为例）开的课程是：一年级：国文、英文、中国通史、微积分、普通化学（为一学年课程）、投影几何、工程画、制模实习和金工实习（以上为一学期课程）。
二年级：应用力学、材料力学、航空材料、微分方程、高等微积分、机构学、经验设计、机械制图和飞机学（相当于航空概论）。
三年级：飞机结构力学、空气动力学、电工学、热工学、热机学、内燃机工程数学和水力学。
四年级：分为两组。结构组：飞机结构力学、理论空气动力学、航空仪表、飞机设计、飞机维护和毕业论文；发动机组：航空发动机、发动机动力学、喷气式发动机、发动机设计、发动机修理及毕业论文。
九、云南大学航空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撤退到西南大后方，大量军工厂、企业内迁昆明，云南作为重庆国民政府的西南屏障，为云南的空军发展提供了机遇。随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得到了大量的美国军事援助，而云南作为美军进攻东南亚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桥头堡，美军和中方加强了云南地区的空军设施建设，修建后的云南地区的机场能停靠美国大型轰炸机。美军“飞虎队”也进驻云南各地机场，云南一时成了中国军事航空教育中心和飞机修造中心，民用航空中心及空战的主要基地之一。1942年5月，“驼峰航线”开辟后，随着空运和空战日趋繁忙，损伤的飞机日渐增多，急需大批航空专业技术人才进行修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熊庆来提出了创办航空工程系的请求。
1944年，当举世闻名的滇西大反攻开始之际，熊庆来的要求得到批准。云南大学正式创建了航空工程系（简称云大航空系），由此成为在抗日战争中开办的一个面向全国招生的正规大学航空工程系。
（一）“三杰”奠基云大航空系获中国第一美誉
云大航空系开办后，成了中国近代航空教育的发端之地。当时被称为云大航空系“三杰”的3位教师——张有谷、郭佩珊、王绍曾，都在中国航空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贵州人张有谷，是“国产”第一代飞行教官。他也是唐继尧创办的云南航空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云大航空系成立后他被聘为兼职专业教授，讲授航测、机械故障排除和气象学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郭佩珊祖籍河北， 1948 年成为云大航空系教授。他是当时唯一敢给美国飞机“动手术”的中国人，被誉为“传奇人物”。
在维修B－25战略轰炸机时，郭佩珊发现这种飞机配备了12挺12.7毫米口径的机关枪，机身中部还有上、下两个枪塔，太笨重；弹舱内只可挂1枚1吨重的炸弹，在以暴露目标为轰炸对象时，效果不如多枚小炸弹同时投放。于是，他大胆地对B－25轰炸机进行了3次“大手术”：设置了“蜂窝式炸弹架”，把50枚各重约20千克的小炸弹像蜜蜂幼虫似地排放在一个圆桶里，根据需要一次投放1 枚、5枚、25～50枚不等，大大提高了杀伤力；卸去机身上的枪塔，改之为简易活动机枪架，减轻了飞机自重，使飞行速度提高了20英里／时；改装了机身尾部的机枪架，拓展了射击高度，进一步减轻了射手的操作强度。经过这些改装，一架B－25轰炸机可以发挥出以往三四倍的威力。
同是河北人的王绍曾曾留学法国，并获航空工程师职称，后来进入法国席格玛航空发动机厂工作，并在“双流式”喷气发动机研究中获得专利。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王绍曾回国并受聘成为云大航空系系主任。在他的努力下，云大获得了驻滇美军、国民党空军、清华大学等留下的大批航空器材和飞机，还有一座直径5英尺、风速30英尺／秒的风洞，对学生实习和检测航空器材大有益处。王绍曾又建议学校建盖了一座停放飞机的大棚，后来被称为“云大航空馆”，成了中国最早供教学之用的飞机棚之一。
王绍曾广揽人才，至1947 年云大航空系已有教授、副教授7 人；到1951 年，云大航空系已培养了四届毕业生，师资阵容整齐，教学设备先进，成了全国最优秀的航空工程教育机构，有“中国第一航空工程系”的美誉。
（二）为新中国航空航天教育事业再造辉煌
1949年12月9日，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将军通电全国，宣布昆明起义。张有谷、郭佩珊被任命为起义空军正、副司令。
在他们二人的领导下，昆明起义空军驾机飞往围攻昆明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阵地，散发促降传单。两人还将一架C－46运输机改装为简易轰炸机，一炸沾益机场，再炸蒙自机场，三炸西昌机场，断绝了国民党军队的空中运输通道，同时首先将解放军进入云南的消息报告给卢汉，随即公之于众。又派飞机前往滇南等地侦察，配合边纵和解放军追歼国民党残军，为昆明保卫战，及云南和大西南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0年2月20日，昆明各界群众在拓东运动场召开大会欢迎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张有谷、郭佩珊命令两架小型教练机飞临会场上空，撒下写有“欢迎解放大军入城”“庆祝昆明解放”等字样的彩色传单，为大会平添了喜气洋洋的氛围。
20世纪50年代初，张有谷奉命调任人民解放军东北老航校副校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该校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参与了培训新中国第一代空军飞行员的领导工作。郭佩珊于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驻云南航务部门军代表，后兼任中共昆明市委委员、市委宣传部部长，后来还担任过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务。
1951年，全国高校航空专业进行调整迁并，云大航空系迁到北京，与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专门成立了一所大学，就是今天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云大航空系由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为云大航空系开拓者的王绍曾， 1952年调任北京，接受了创办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大学的任务。
第三节 航空科学研究
一、中国航空研究院
（一）航空研究院的成立
1928年南京政府在军政部下设航空署，开始建立空军。1934 年成立航委会，脱离了军政部。航委会在扩充空军的同时，又在美、意等国扶助下建设飞机制造厂和修理厂。由于战争连绵，国穷财短，航空工业发展缓慢。至于正规的航空科研机构，直到抗战时期才出现，共有两个。一个是成立于1937年的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另一个就是航空研究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航空企事业单位或忙于迁移，或遭毁坏。当时中国空军所需装备、物资基本依赖外国供应。由于海运受阻，只剩滇缅公路（后也为日军切断）和“驼峰航线”，运力极为有限。因此，航委会决定建立一个研究所，研究利用国内资源解决器材问题，并逐步开展系统的航空科学研究。
1939年7月7日，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所在成都支矶街63号成立（其时航委会已迁蓉）。航委会机械处原有一个研究室，无实际研究工作，航空研究所即以此为基础用约两个月时间筹建起来。航委会副主任、早期著名飞行员黄光锐兼任所长，以示重视。中美合营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监理、著名飞机设计师王助任副所长，主管实际工作。
（二）研究所的业务组织
抗战军兴，航委会及所属各单位相继西移，趁着航委会迁至成都之时，空军经常使用之航空器材的输入，已感受严重的压迫。为谋补救并解决器材缺乏起见， 1939年7月7日在成都成立了航空研究所，航委会副主任黄光锐兼任所长，前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监理王助为副所长。该所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对急迫需要之器材迅速积极研究以求获得代替品或制造方法，以便自造。一方面对于所有有关航空器材之问题，依人力物力之可能，逐步作有系统之彻底研究，以期自给自足，逐步脱离依赖外国之日。
航委会机械处原附有研究室，在研究所成立之时共有职员14人。当时该室的工作人员基本为参谋性质，不承担实际研究工作，自然也没有研究设备。研究所成立后，该室工作人员及办公室3间归并于研究所。研究所设3个组，即器材组、飞机组及气动力组。航委会派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朱霖为器材组组长，飞机组组长由王助副所长兼任，气动力组组长为第二飞机修理厂厂长王士倬。
器材组的工作：在器的方面，研究航空应用的各种仪器、电气通信的设备，以及发动机及兵器令。在材的方面，研究所有可以应用于航空的各种国产材料，其中有机械的，如木料、竹料、层板、麻布等；有化学工程的，如胶漆涂布油等类。
飞机组的工作：包括新飞机之研究、设计、试造并科学试飞。
气动力组的工作：使用风洞等设备作气动力学上的研究，以备设计并改进飞机之用。
研究所虽凭空成立而因要争取时间，故未曾经过惯例之筹备阶段，自成立日起，便积极推进研究工作。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应该研究的工作不得不考虑需要的缓急，选择其最急迫的，并且需要设备较为简单的先办。当时需要最急迫的是材料，所以开始先研究木材、蒙布、层板、酪胶、油漆、涂料。嗣后分别先后研究电花插头、麂皮、飞机用之无线电收发机、木质飞机、汽油精、飞行仪器、发动机配件、风洞、外挂油箱等。
（三）研究院的业务组织
研究所经过两年时间，业务发展的速度及程度出乎预料地快，原有组织已不适用，故于1941年8月1日将航空研究所扩充为航空研究院。黄光锐、王助分别担任正、副院长。
院的业务组织为器材及理工两系，其下有12组。器材系有器材试验、木竹试验、化工、电气、仪表、金属材料及兵器等7组。理工系有气动力、结构、飞机设计、试飞及原动力等5组。设计组并附设飞机试造场及机工场。当时，朱霖及王士倬两组长业已被调走，器材系即以前中央大学教授余仲奎研究员为主任。理工系主任由王助副院长兼任。
器材试验组组长先后有余仲奎（兼任）、前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支配主任华凤翔、前第四飞机修理厂厂长黄渭熊。
木竹组组长由余仲奎兼任。
化工组组长先后有前经济部汉口商品检验局技正万册先、前天原电化厂研究室主任兼技师唐永健、前东北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黄树藩。
电气组组长为前中山大学讲师莫锦桐。
仪表组组长为前中山大学副教授林昭信。
金属组组长先后有吴郭荣及林鲲荣。
兵器组组长为王裕齐。
气动力组组长为前中央大学教授伍荣林。
结构组组长先后有前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主任林致平及于桂蕃（兼任）。
飞机设计组组长先后有黄渭熊及于桂蕃。
试飞组组长先后有陈再安及于桂蕃（兼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