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王制篇》中这段话反映出中国古代的朴素哲学观，舟与水的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关系，背后同样有着颠覆与毁灭的对立关系。水不仅仅是船的依托，同样可以将船倾覆毁灭掉。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9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始终认为人民是历史的缔造者，始终把群众路线作为我们党不变的坚守。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始终将群众路线作为立党之本，作为各级干部各项工作的基石与出发点。
只有发扬依靠人民、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勇于创新、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将“为人民服务”贯彻到一切实际工作中，我们才能披荆斩棘，释放活力，创造奇迹，在逐梦路上才会始终拥有破浪前行的不竭动力。
习近平同志提出，推动改革发展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广大党员干部要有优良的工作作风。他又强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1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人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命题。
1944年9月，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著名演讲中，把“为人民服务”明确为我党我军和一切革命同志的普遍追求，指出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把“为人民服务”上升到我们党和军队唯一宗旨的高度。
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作客大公报馆，欣然写下“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如今，“为人民服务”永久地镌刻在中南海新华门内的影壁上，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奋力前行。
为人民求解放
“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这首耳熟能详的“东方红”唱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解放前，中国人民生活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下，政治地位低下，生活十分贫困。
人民盼望着有一股力量，能将罪孽深重的黑暗势力推翻，建立起一个通过劳动保证温饱和尊严的社会，建立一种能带来繁荣富强、国泰民安的社会制度。
共产党在激流中崛起，顺应时代的潮流，以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己任。在争取民主、自由、国强民富的奋斗历程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央苏区时期实行的土地革命，充分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当时在苏区流传着许多歌谣，如：“龙靠水来虎靠山，我靠红军把身翻。打倒土豪和劣绅，工农当家坐江山。”“红军打来晴了天，穷苦人家笑连连。三荒五月有饭吃，九冬十月有衣添。”……反映了苏区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心情。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取消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还开展了生产自救，减轻人民负担，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戴。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实现了中国农民成为土地主人的梦想。
有一个美国记者曾经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说：“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与库尔班·吐鲁木老人紧紧握手的照片，是当时新疆许多人家必挂的照片。这幅照片的背后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库尔班·吐鲁木在旧社会度过了60多年的悲惨生活。他很小就失去了父母，童年是在恶霸地主家的羊圈里度过的，受尽压迫剥削、歧视屈辱，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凄苦生活。
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分到了土地和房屋，过上了幸福生活。库尔班·吐鲁木逢人便讲共产党好，新社会好，还执意要上北京去见恩人毛主席。固执朴实的老人相信，他只要骑上小毛驴一路走，就一定能走到北京。乡亲们告诉他：“北京太远了，骑毛驴根本去不了。”老人又到公路上去拦汽车。司机听了，也只是笑着摇摇头，善意地婉言谢绝了。以后，他只要见到上边来人了，就要打听毛主席的情况。
库尔班·吐鲁木想见毛主席的事，传遍了天山南北，也打动了所有知道这事的人。1958年6月，75岁的库尔班·吐鲁木终于作为和田专区劳动模范来到北京，来到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
他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瞬间，一张珍贵的照片永远凝固在历史的记忆当中。
为人民当好家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一方面要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另一方面要尽快制止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稳定发展经济，巩固人民政权，为人民当好家。
中国共产党用三年的时间肃清了国内敌对势力，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其中“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是经济战线上人民政府与投机资本家在金融物价斗争中的两次精彩战斗，巩固了人民政权。与此同时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完成了稳定物价、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
到了1953年春天，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延续了几千年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被消灭了。
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考虑如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问题。1953年，党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党充分考虑和尊重农民的意愿，自愿结社，提出了自愿互利原则，逐渐有步骤地开展。第一步，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组织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这些步骤，让农民逐步适应。
在对手工业改造的过程中也是充分尊重手工业者的意愿，逐步有步骤地展开的。鉴于民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为了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党和政府分了两步：第一步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在对民族工商业实行改造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选举权、工作和生活作了充分保障，使他们愿意接受社会主义。这既保护了民族工商业者，也为成功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
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领导人民开始积极进行经济建设，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
为人民谋幸福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这首旋律优美的歌曲《走进新时代》，唱出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后享受富裕生活的美好心情，更是中国亿万农民内心的真情表白。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成了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农村、农业的专有名词。
我国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始终是一个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在我国实现民族振兴的进程中，没有亿万农民的参加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振兴中华，首先必须振兴农业，富裕农民。农村、农业和农民是国家的基础和命脉。
1978年以前，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端显现无遗。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近半数的生产队要靠国家贷款。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生死状，悄悄实行包产到户，第二年就获得了丰收。小岗村18户农民没有想到，他们的壮举掀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当时万里任安徽省委书记。在他的支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很快在安徽全省推广开来。农民的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4元，比1957年增加近50%。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代名词，迅速从安徽蔓延到全国，农村从此跨入了新时代。
22年后，同样也是安徽省率先进行了农业税收改革试点。到2006年，我国在农业税改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全面取消农业税。
农业税具有2600年的历史，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依据有关规定，在广大农村征收农业税。1958年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农业税收法律制度。我国的农业税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1949～2005年，我国农业税收入达4200亿元。农业税虽然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逐渐也显露出许多弊端，诸如给农民带来了沉重负担，造成乡镇干部和农民关系紧张，降低我国农产品和农业特产的竞争力等。
农业税的终结不仅减轻了亿万农民的负担，更给他们带来了看得见的利益，人均减负140元左右。伴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在迈进新的历史阶段。201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比1978年增长了近65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取消农业税都是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个解决了耕者有其权的问题，一个解决了耕者有其利的问题。增收惠民仍然是当前农业、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农业丰，则国家盛；农村稳，则天下安；农民富，则人民富。
青春寄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一项要求，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践行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国家兴衰。
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解放人民、服务人民、富裕人民等理念，深深地融入到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思想之中。
时代在变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人民的期盼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工作和作为的代名词。
2自带干粮去办公—苏区干部好作风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苏区”就是我党当年采用“苏维埃政权”（亦即人民民主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的地区。80年前，这支脍炙人口的山歌唱出了苏区干部一心一意为群众谋利益的真实写照。
时至今日，这支山歌还常常在老区人民耳畔响起。苏区干部好作风的一件件感人往事，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事事带头，处处模范
苏区干部的好作风首先表现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上，对于党和苏维埃政府所部署的各项革命工作，凡是要求群众做到的，干部们自己首先做到。
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兴国县创造了党员干部“十带头”制度，即：带头学习政治、军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带头参军参战，带头生产劳动，带头执行勤务，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约粮食支援红军，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带头慰劳捐献，带头集股办合作社。同时，提出党员干部要成为“四个模范”，即：扩大红军的模范，干部作风的模范，土地革命的模范，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
他们不仅是这样规定的，也落实在了行动中。翻开当年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等报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屡见不鲜。例如在扩大红军运动中，共产党员和县、区、乡干部带头，整个党支部，整个区委、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带头参加红军的现象比比皆是。
据统计，江西在1932年秋季扩红竞赛中，新战士中党团员所占的比例，兴国达52%，万泰达47%，公略达44%，全省平均达35%。1934年5～6月扩红突击运动中，加入红军的各级地方干部总计1451名。
当时有句响亮的口号：“最好的干部到红军中去！”扩红如此，优待红军家属如此，购买公债、支援前线等方面，苏区干部均处处走在前面。
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
苏区干部的好作风也表现在关心群众生产和生活方面。他们真正做到了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
村里的道路、桥梁坏了，苏区干部就带领群众及时修整铺平；小孩要读书，他们就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办起了“列宁小学”；群众一时买不到布匹、食盐，他们立即赶往别区采购运回；为了减少群众疾病的痛苦，他们领导居民开展卫生运动；为了减轻商人的中间剥削，他们筹措资金办起了消费合作社；为了解决耕牛不足问题，他们发动群众组织了犁牛合作社……
他们真正做到了毛泽东所提出的：“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
毛泽东本人更是关心群众的楷模，瑞金沙洲坝的“红井”就是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的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