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为一件什么事我路过那里，出于好奇，捂着鼻子向那里看了看。一看，大吃了一惊，那个拿勺子搅粪的不是“共”副书记吗？仔细一看，正是他。噢，我想起来了，那时庐山会议开过，全国正开展反右倾运动，在干部中，那些与彭德怀持一样观点的人，都要受到批斗，重的要戴上右倾分子帽子，受到惩罚。“共”副书记显然已竟被划于这个行列了。
“共”书记搅粪与我们学生挨饿，隐约有某种联系，我暗暗地这样捉摸着。
（2010年7月16日于平度文丰居）
难忘当年三进大泽山
一
1960年9月初，我被分配到地处昌里公社的平度四中任教。那年四中刚增设了高中班，我一到校就叫我任两个高中班的语文课，并担任高一级二班班主任。
我当上教师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全国人都在挨饿，学校里的师生也好不到哪里去，许多师生都饿得水肿。
农村中学的特点是绝大部分学生都住校，住校生是从家里带粮到校换饭票入伙的。所谓“粮”，基本上都是地瓜干。瓜干从家里带来，学校要把生的做成熟的，这就来问题了：那年月，不光没吃的，也没烧的，做饭用的煤越来越少，最后都停止供应了。学校面临这一情况，就根据“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古训想出一法：让学生回家找木头带来学校当柴烧，特为这事全校放假，不管远近的学生统统赶回家去。学生回来了，在伙房后的那原先堆煤的场子里，堆起了一座木头的山。有树枝子，有树墩子，有破驴具，有破门窗，有缺腿少胳膊的破桌凳，什么都有。那时学生听话，不管大小多少，回校没有空手的。
师生看着这木头山，面有喜色，都说，这会儿可好了，总不至于吃生瓜干了！
没想到，那座木头山很快就变小了，一个多月后就变没了。木头不顶烧，烧煤的灶膛木头放进去，忽忽地很快就化为灰烬。
学校没法，就又一连两次动员学生回家拿木头，可是谁家有那么多木头让孩子往学校拿，木头山一次比一次小，无法满足炉灶那贪婪的大口了。
“众人拾柴火焰”也不“高”了，学校领导只得另想办法。
不知从什么渠道学校打听到东边大泽山里存放着许多干柴，就派人前往大泽山林场求援解燃眉之急。讲好了条件，林场答应了。但是，柴得学校自己去运。
这天，开全校师生大会，学校领导动员学生回家借小推车绳子之类。第二天上午工具借来了，吃过午饭大家就出发了。当时，全校12个班倾巢出动，四五百名学生，推着小车，一字长蛇般地沿着通往东边大山的路浩浩荡荡行进着。一路上学生说说笑笑，歌声不断，情绪十分高涨。不管老师还是学生，天天举首就能“悠然见东山”，那山美得像图画，人人心里都觉得那山里有无穷的秘密，都向往着进山一看。但除极少数家住山里的学生，没人进过那山，那时候不兴游山玩水。这次要进山了，个个都很兴奋，全然不知这是一次要命的行程。
当时学校主政的是书记李文山，他得留在学校里坐镇，校长孙树基年老体弱又有病，当然不能去，另外的几个主任也都有不去的缘故。于是就委派我这个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任总领队，另有各班班主任带领自己班的学生。
从学校到山脚下的东高家村大约有60华里，等我们这支队伍到达这个山村，已是傍晚时分了。村里一下子涌进了黑压压四五百人，满街满巷都是学生了。幸好学校提前已在电话中与这个村的村干部联系过，给我们做了准备，村里的学校、生产队部、农家闲房都成了我们驻扎的地方。我们的“总指挥部”和伙房设在小学里，我作为“总指挥”当然地要带我的班住在这里，课桌对起来做了我们的卧榻。初步安顿下后，首要的是埋锅做饭。幸好锅不用现埋，厢房里有几口大锅，是不是吃食堂时留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是有。随军的几个炊事员师傅把地瓜干煮熟，各班领回去吃。
在学校里光听李书记说柴在林场的“滴水檐”那里，但他并不知道“滴水檐”在哪儿，我就更不知道了。在和学生一起吃饭的时候就问学生放柴的地方在哪里。我班的团支部书记周鸣元家是韭园村，韭园就在东高家村北不远处，也是山脚下的一个村庄，他对大泽山很熟。他说“滴水檐”在山那边铁夼寺那儿。我问怎么到那里，他说要从这个村东进山，过“老驴崖”进入山沟，沿着山沟往上爬，爬七八里路到达北峰根，再向东翻过一条山脊，下“阎王鼻子”（也称“眼望鼻子”，因为从那儿下山时眼要向脚下看，眼就老望着自己的鼻子），然后再向南沿一条小路向前，就到“滴水檐”了。
我一听，大吃一惊，原来这么难走！学生有和我同岁的，大多比我小三四岁或四五岁，他们的见识并不比我少，办法比我多，我就问他们怎样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他们说，四五百人挤在山沟小道上，光过山就很难。翻过山去，可以抬着小车，那回来呢？车上装满松柴，还能抬着过“阎王鼻子”、爬“老驴崖”？学生纷纷说，这是根本完不成的任务。但这情况学校领导是不知道的，他们还以为车子到了那里，装上松柴就可推回学校呢。我没来过大泽山，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也估计不足，至于其他11名班主任，他们对这一情况更是一无所知。
我吃完饭，马上通知班主任们来小学开会。我把过山艰难的情况和大家一说，一个个张大了嘴巴，面露吃惊之色，纷纷说：“那怎么办？怎么办？”这12个班主任，数我最年轻，我尊重大家，我让大家说办法。有的说，把小车留在山西边，只人过山，把柴背回山西，再装车推回学校。这是个办法，缺点是人背松柴爬那么陡险的山路，能背多少？有的说，把小车抬过去，装上柴，不再过山回到山西面，取道大田，南去平度城，然后再从城推回学校。这也不失为一法，问题是那样要走一百四五十里路，路途太远。有的说到山东面装上柴后，向北，转掖县地把柴推回学校。这样走比转平度城可能要近些，困难是要走外县，不摸路途，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大家说的办法，其实吃饭时我的学生都说到了。最后我归纳了大家说的办法，给大家说，也就这几种办法了，都行，都存在困难。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12个班采用一种办法，四五百人挤在一条狭窄曲折的山路上，哪种办法都不行。我提出了各班分头行动的建议，大家考虑了一会儿，都说，也只有这样了。
但我想到，这得经过学校李书记批准。虽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校领导叫我带这12个班完成这任务，我却一到山根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太说不过去，我不敢做这个主。我让大家等着，我去敲开村支书的门，请他到大队部开门我借他们的电话一用。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我给李文山书记汇报了情况。他一听也很惊愕，说，原来这么困难。他问我怎么办，我把分头行动的建议说了，他答应了，又说了几句注意安全的话，就挂了。
我回来，把李书记的话向大家传达了，又一再强调了注意安全，并且保证把柴运回学校，各班由班主任全权负责，谁出了问题谁兜着。大家下了保证，这才散了会。有一个戴表的，我问了问时间，这时已是子夜12点多了。班主任们走了之后，我又去把炊事员叫醒，告诉他们明天要分头行动，叫他们煮熟够学生吃两天的瓜干。明天把饭发下去，他们就完成了任务，可以回校了。师傅们一听，赶忙穿好衣服，生火煮瓜干去了。
我这才去教室的课桌上合衣躺下，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天刚亮我就醒了。又找几个班主任问了问情况，才回到我的住处准备吃饭。我找出手巾兜去伙房，师傅给我装了一兜熟瓜干。当时没有大包小兜的那些东西，更没有塑料袋之类，我就学着别人的样儿，把一条洗脸用的毛巾对叠起来，两边缝好，口部翻叠缝起来，里面穿上一条细绳，袋口可开可合，用起来倒也方便。
我提着那袋瓜干回到我住的教室，坐下来，正要吃，忽然有个学生跑来，张口气喘地说：
“老师！老师！不好了！高树亭肚子疼得在那里打滚！”
我一听，饭顾不得吃了，顺手把我那袋子瓜干挂在了教室门上的铁挂鼻上，就跑到高树亭住的那间教室。一看，这学生正在课桌上手捂肚子，佝偻得头顶着膝盖，翻滚着，嘴里“哎哟哎哟”地直喊，脸上满是亮晶晶的汗珠子。我见状，马上把班干部叫来，吩咐周鸣元、杨广昌、徐桂楠他们带队过山，叫王瑞卿、徐明华跟着我。吩咐完，我二话没说，转身背对高树亭，两手向后抓住他，一纵身就把他背到了后背上，接着就出了门。这时，我没忘了叫徐明华去把门鼻上那兜瓜干给我提着。我听学生说，从这个村向南，翻过一个山埠子，2华里来路那里有一个驻军的卫生所。我背着高树亭就向那埠子奔去。高树亭在我背上扭动着身子，不住地说：
“老师，老师！不行，不行，我怎么能让你背着？快放下我！”
那时，还有一些师道尊严在，学生觉得让老师背着，这是从来未有的事，是绝对不行的。他在我背上扭动着，硬要挣脱下来。出了村才刚向埠子上爬，不用他说，我也只好把他放下来了，原来我已经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高树亭虽然个儿不是太高，却长得横实，是很有些体重的。当时，我虽然年轻力壮，可背着这么重的分量，走得又急，又是步步上坡，才出村不远就吃不消了。于是换上王瑞卿背，他还没背到埠顶，就累坏了，就又换上我背。徐明华是女生，不让她背，她只提着我们几人的饭兜跟在一旁走，边走边安慰鼓励着病者，叫他要坚强，要挺住。就这样，我两人倒着班，用了最快的速度，终于到了那军医所。军装外面套着白大褂的一位中年男军医诊断为“急腹症”，让高树亭躺在床上，满肚子下满了干针，不住地捻动着。一会儿高树亭就不喊疼了，又一会儿，越发安静下来了。再过一会，他说一点也不疼了，医生就给他取下银针，他翻身下地，跳了跳，证明他已恢复如初。
我被那军医的医术折服了，一把握住那人的手，连连说“谢谢”，3个学生则用了一句唱词“感谢亲人解放军”来表达谢意。
令我至今懊悔的是，回校后应该给解放军送面锦旗，起码也应该写封感谢信，但我什么也没有做。可见我的“感恩”意识是多么的差。
但知道感恩的大有人在。到了那年放寒假的时候，高树亭非让我顺路去他家一趟不行，我只好答应了。那时交通不便，从四中回我老家潍坊，或者走到平度城，或者北去沙河才有车可坐。到平度城45华里，到沙河30华里，一般是走北路，高树亭村离这条线不是很远。那天他陪着我去了他家，他父亲早去世了，只有母亲和弟弟。我一进家，刚坐下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就端给了我。我惊愕不解，后来才知道这是平度的风俗：凡有尊贵的客人到家，首先是端上一碗荷包鸡蛋。
我和3个学生告别了那位连姓名都没问的军医就上路了。我们都不识路，这时各班的学生也都离开了这个村，要不跟着他们走就可翻过山去。幸好周鸣元说过怎么走，我们就按他说的，一路向东走去。
一会儿，我们爬上了一道山岭，向下一看，见是一片宽阔的长长的石坡，大概有30度的角。上面有人走马踏的痕迹，噢，这就是所说的“老驴崖”了。平度人把“崖”字读成“挨”的音，因此又称这地方为“老驴挨”，意思是老驴走这个斜坡也要“挨”着，可知是多么的难走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下到崖底，下面就是那条长长的山谷了。这就是虎溪流经的那条山谷。虎溪发源于瑞云峰下，沿山间腹地东侧下流，至智藏寺南与范蠡涧水汇合，沿着谷底继续向南流。溪旁有一条小路，水大时路被淹没，水小时露出路来，这就成了除西路外又一条进大泽山的通道。这时是秋季，水不是太大，我们几人就沿着这条谷底小路一路上行。走在这条山路上，如果时间充裕，可以细细欣赏两边的美景。两边是陡立的连续不断的山峰，在两边的头顶上画出了两条曲折有致的天际线，美丽得令人心颤。但我们无心赏景，眼老盯着脚下蜿蜒崎岖的路，无暇抬头看那些山峰。我们的人还在山那边呢，他们到达“滴水檐”了吗？装好松柴了吗？是在那里等我们，还是推柴上路了？我们心急火燎地加快着脚步。
没觉什么的，来到建在智藏寺（下寺）原址上的林场分部了，到了这里，就算进入大泽山腹地了。第一次来到，只见山峰四合，青松翠柏掩映着嶙峋的奇石，山溪潺潺而下，松涛合着鸟鸣，白云缠着峰峦，真是美不胜收！可是我们哪有工夫赏景？我们一路上行，来到瑞云峰脚下了，刻在峰壁上的那“瑞云峰”3个超大字也看到了，但我们只扫了一眼就沿着似有若无的小路爬上峰前东侧的山脊了。再往东走，就一路下坡。有谚云“上山容易下山难”，最难还是下那“阎王鼻子”。长长的像一架梯子竖在那儿，山岩上刻有脚蹬子，像陡立的两边没有栏杆的楼梯。我们互相挽扶着，心颤股抖地终于还是下去了。
这时，就见有的班的学生人人背着一个不大的柴捆，吃力地往上爬。到“阎王鼻子”这儿，身强力壮的男生先把柴背上顶，再下到底替女生背。有的在后面推着，有的在上面拉着，十分艰难地向前行进着——这显然是那些选择了把柴背过山再往回推的班级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