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头部很尖的一种，我们家乡叫“梭蚂角”，多为绿色的，身体细长，雌的有七八厘米长，雄的又细又小，只有四五厘米，雄、雌不成比例。家乡有个歇后语“梭蚂角戴笔帽——尖头户”，就是说的这东西。以前我一直认为这虫子是“螽斯衍庆”的“螽斯”，查一下才知道，不是，与螽斯同纲同目不同科，“梭蚂角”只是一种尖头的蝗虫。这尖头蚂蚱是我小时候捕食的重点对象，当然是捕母的，公的太小，不值当的捕。也是到深秋，母的肚子里有子儿但还没下子儿的时候是最佳捕食时间。
田野食趣
小时候常干一些在坡野里的小营生，诸如割草、拾柴、看庄稼、拾穗、倒地瓜等等。这些活都没有定额，干多干少都行，在坡里有的是玩的时间。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玩各种把戏，其中一项是弄吃的。
野锅子
我们常凑在一起烧东西吃。大家拾些柴草，点起火堆，像篝火一样。烧的东西有地瓜、豆荚、花生、苞米等等。烧熟了，各人争着吃，一个个吃得满嘴满脸满手乌黑乌黑的。其实也不是因为饿，主要是一种童趣使然。
我们渐渐学会了一种“野锅子”的做法。先在地上挖一个椭圆形的窝子，在两端各挖一条沟，然后用干土填平，在干土上盖一层湿润的土，打实，再从两端把干土掏出来，上面的被打硬的湿土就成了悬空的“锅”了。把要弄熟的东西放在“锅”里，一般是放地瓜，有土豆、苞米放上也很好。放好东西了，就用土埋起来，埋得像个小坟一样。再就是烧火了，点着火从一头的沟里送进“灶膛”，把另一头的沟用湿土做成烟囱样，出烟。就这样，烧好一会儿，估计熟了，就把盖的土除掉。那在“锅”里烧出的地瓜，吃起来真不逊色于今天城市街上的烤地瓜。
“烟攸”与“瓜蒌”
小时候我经常挎个篓子，带把镰刀，到坡里去割草，家里养着驴，那驴爱吃我割的草。割草是个累营生，却也有它的乐趣。当在草丛间碰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乐趣就来了。
先在这里声明一下：我虽在初中时学过“植物”课，但那课本太简单，没有植物分类知识，以后，我也没读过《植物分类学》一类的书，所以对许多植物的学名不甚了了，本节和下面几节提到的一些植物名，只是些家乡的俗称。
割着割着草，突然惊叫一声，“啊！”前面有棵“烟攸”！只见小树形的棵子上，满是紫莹莹的小浆果，那圆圆的颗粒，比樱桃粒小点，比豌豆粒大点，紫得都发黑了。摘下几颗填到嘴里，一咬，伴有特殊芳香的甜汁溢满齿颊，味道好极了！边摘边吃，我来了个“一光政策”，直到全部“吃光”才歇手。看看手指，已是紫的了，吐口唾沫，也湛紫湛紫的。
以后我再没见过这种植物，可老想着那甜甜的紫色浆果，故乡的草丛中还有“烟攸”吗？
在草丛里另一种快我朵颐的东西，是“瓜蒌”。很明显，家乡草间这种“瓜蒌”不是真正的“瓜蒌”。真正的叫这个名字的植物我见过，结的那果是卵圆形的，像个小瓜，学名又叫“栝楼”，是一种清热解毒的中药。我这里说的“瓜蒌”，果中间粗两头尖，有四五厘米长，像小纺锤。那植株像小灌木，20来厘米高，开小白花，花谢了，就有小纺锤形的果子留在枝上，渐渐长大。趁它还不老时摘下来吃，有种特别的甜味，很好吃。一摘下来，果蒂的断面有牛奶状的汁液渗出来，一咬那梭形果，白汁会随嘴淌。这果实若没有人摘，到深秋，干了，就会自动爆裂开来，把种子弹出来，像蒲公英似的，每粒种子都有把白色的小伞，带着种子随风飘洒，去寻找新的繁衍地去了。
“茅根”和“咕荻”
查《辞海》可知，“茅根”是茅草的根茎，“茅草”是俗称，学名叫“白茅”，禾本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有很长的根状茎，名“茅根”，富含糖分，可制糖、可酿酒、可作药物，药名就叫“茅根”。花穗有长长的柔毛，银白色。
我小时候在坡野里自采自食打牙祭的“茅根”，正是这种植物的根茎。茅草在我们那里很多，是侵占农田、侵犯庄稼的“害草”，乡亲们经常要专门拿出工夫来刨这种东西。大人们刨出一团团的茅根，这下得了我们的劲了，我们孩子们就挑那粗的水多的吃。这茅根像妇女织毛衣的针那么粗，有节，白白的。说是茅“根”，其实是“茎”，节间长着的细丝丝才是根。我们把这东西放在嘴里嚼，甜甜的，像吸糖水。那时的孩子，很少捞着糖吃，嚼这茅根，就部分地打了馋糖的“馋虫”了。
《辞海》上说嫩穗叫“茅针”，我们不叫这个名字，叫“咕荻”。这东西尖尖的，确实像针。小心地把它拔出来，嚼嚼咽下去，不用像嚼茅根那样吐渣。这东西不如茅根甜，口感却比茅草根好，我们很喜欢吃这东西。不过，吃“咕获”的时间不很长，往往是再想吃时，它已老了，没有甜味白白嚼一嘴渣滓了。没有被拔着吃了的，过些天就抽出穗来，再过些日子，就显出闪着亮光的银白色来，风一吹，一片银浪，十分壮观。成语“如火如荼”的“荼”，就是指这银光闪闪的茅草缨。
米布袋，面布袋
前几年在北京吃“小肥羊”火锅，见那“锅底料”中有几条肉质的根状物，铅笔那么粗，10多厘米长。一看那东西，我马上想起儿时在故乡坡野里挖着吃的“米布袋”、“面布袋”，我怀疑火锅里这根状物就是。
不知这种植物属什么目什么种，总之有点像胡萝卜的特点：把一条粗粗的根竖直地扎在地下，地面上生出一丛叶梗，椭圆形的小叶两两对生排列在叶梗两边。分两种，一种叶面光滑有光泽，我们叫“米布袋”；一种叶面不光滑，无光泽，布满白色的细毛，我们叫这一种“面布袋”。这两种，除叶面的这点区别外，再没有区别，都在叶梗中间长出两三根花梗来，开紫色小花，花谢了，结出小荚来。荚长一厘米多，圆滚滚的，从外面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排成一行的种子。也许是这荚像装满米面的布袋子，才有了“米布袋”、“面布袋”这俗名。
我们才不管它什么“布袋”呢，我们感兴趣的是藏在地下的那条小萝卜似的根。那根，挖出来，洗净，吃起来面面的，甜丝丝的，口感好，味道好。几十年不见这东西了，还想着它，想着它的样儿，想着它的味儿。
（2006年3月于北京万科星园）
饥饿年代的大学生
《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上有篇肖磊写的文章，文中写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山东省“非正常死亡”31⒐9万人，并说“全省各地，特别是灾害重点县，均发生过人相食的事件”。
这不禁令我想起了那个可怕的饥饿年代。
那个年代我正在曲阜师范学院（今曲阜师范大学）上学，我亲尝了大学生挨饿的滋味，也目睹了在饥饿中的众生相，至今想起来，心里还酸酸的。
我是1958年秋季入校的。那时广大农村都在吃食堂，放开肚皮吃，过着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我们师范学院学生更是管饱，而且吃得还不错。可是不到一学期，就每况愈下了，渐渐地，一些到餐厅晚的就没有饭可吃了。于是，同学们一到开饭时便提前来到餐厅，饭一抬出来，就一窝风似的拥过去抢饭。有一天，餐厅里的学生已经聚满了，一个个手拿碗筷叮叮当当地敲着，眼瞅着那通向伙房的门。终于伙房师傅用大笸箩把热气蒸腾的米饭抬出来了，学生欢呼着尖叫着“呼”的一声拥上去。只见最前面的一个同学被后面的人拥倒，两手带胳膊一下子插进了米饭里，烫得“嗷嗷”大叫。可是他背上压了一层层人，手臂拔不出来。好一会儿那同学才被人拉起来，两手两臂通红通红的，像烫熟了似的。这是我亲见的一幕，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过了春节，1959年春天，就开始吃定量了。我记得好像是男生每人每月30斤，女生是26斤。当时我们正当年，正是能吃饭的时候，30斤哪能吃饱？每顿吃下那定量，就没有饱的感觉，继续处于饥饿状态，再一活动，就觉腹内空空的了，很多同学饿得不去上课了。后来学校发现了这一情况，就采取了措施：蒸发糕给学生吃。所谓“发糕”，是在苞米面里加上发酵粉，多加水，蒸出来比正常的窝窝头体积大两三倍。一开始，这种增积食品很受我们欢迎，起码当时觉得吃饱了。不过不顶饿，不到半头晌就肚子“咕咕”叫了。
吃了一段时间发糕，以后就不再吃了，大概是觉得这种自欺欺人的法子不是个长法。有一天，突然开全校师生大会，师生们在操场里坐好，一位姓张的副书记讲话了：“老师们，共，同学们，这个共，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共，东北支援了我们两车皮高粱米，共，从现在我们就吃，共，吃高粱，共，米……”很多人有“口头语”，但有“共”这个口头语的，只有我们学院这位张副书记。多少年过去了，当我们曲师老校友聚在一起回忆往事的时候，没有不说到这位“共”书记的。在那次会上，这位“共”书记宣布了全校只有于勋忱院长和另一位老领导吃细粮，还有一位吃一半细粮，其余的师生全部吃高粱米。那次全体师生会好像就是为宣布全院只两个半人吃细粮而召开的。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吃高粱米的生活。吃那东西好像稍稍放开了一点定量，尽管我们不是东北人，吃不惯那东西，可肚子饱一些了，大家都很高兴。但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吃了几天，吃够了难以下咽不说，主要是大家都结干，屙不下屎来，茅坑上蹲得满满的，一个个龇牙咧嘴，“吭哧”之声不绝。一些严重的，只有跑到学校医院求救。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大都是女的，一个个给学生们从肛门里往外抠屎。
一个多月，东北来的高粱米吃完了，又换成了普通粮食。干是不结了，可更觉吃不饱了。我当时当一个组的组长，我们组有个叫于叶风的青岛同学，瘦瘦的，我们称他“老夫子”，别看瘦，却特能吃。当时都是按月发饭票，饭票一到手，他老夫子放开量吃起来，不到20天，他手里的饭票就所剩无几了。最后10天，每顿他只喝一两票的稀饭。一天3碗稀饭，饿得他头都抬不起来了，看看实在可怜。我针对他这情况跟组里的人商量了一番，就开他的“批斗会”。会上，像斗争什么“分子”似的，大家轮番发言，狠批他不会计划、不会控制。有人上纲到阶级上来，说他存在资产阶级贪图享受思想，一拿到粮票就恢复资产阶级本性享受起来，全不管后10天的“无产阶级”的自己，说他是在用资产阶级的自我虐待无产阶级的自我。大家狠狠地批，他低着头老老实实地听，最后叫他自己表态，他说以后向大家学习，再不了。这时，大家你一斤我半斤地凑饭票给他。我狠狠地向他强调，这都是同学们饿着肚子从牙缝里省出来的，下一月你再这样，坚决不管你了！
下一月到了20天以后，他又只喝稀饭了。实在可怜，就又开批斗会，再凑饭票。大家慢慢发现了他的心理：反正共产党不兴饿死人。他把我们这些富有同情心的同学当成共产党了。
对这位于同学的“批斗会”开了两三个月，随着“吃表格”的实行，就不用再开了。
显然，像于叶风这样的“管前不顾后”的人，不光我组我班我系，全学院哪系哪班哪组都有。学院领导掌握了这个情况，于是就不发饭票了，而是每人每月发一张卡片，上面印着一个表格，1、2、3、4，一直到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一天一格，每天有早、午、晚三列。去打饭的时候，你递上那张表格，伙房师傅就发给你一份饭，同时在相应的那一格上给打个对号，某月某日或早或午或晚的那顿饭就算你吃过了，想多领点或想“透支”把下一顿的也领着，那是不行的。这样，就不会出现于叶风那样的“寅吃卯粮”现象了。我们同学管这办法叫“吃表格”。
一顿吃那么一“格”，显然是不饱的。那时你看看我们这些大学生，一个个就像被霜打了似的，蔫蔫的，全没了年轻人那生龙活虎劲儿。尤其是那些饭量大的，真饿“草鸡”了！幸好，校门两边的“小夜市”应运而生，每到晚上，就有当地的不多的农民蹲在那里，面前摆着十个八个胡萝卜、土豆或者茄子。那些饿“草鸡”了的同学就去光顾那些小摊。东西贵得吓人，一个胡萝卜一两块钱，可再贵也得买。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市场，一些同学在校园甬路边摆出了一些书籍、衣物，价钱却低得很。
“吃表格”这办法不知是谁发明的，应该得到奖励！这办法能让全体学生维持在虽吃不饱却也饿不死的水平上。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学院没听说有人饿死，这已经很好了。
最后，附带说说那位“共”副书记。
别看生活那么困难，我们学院却还养着猪。在校园的西部，有一个小型的养猪场，养着大约有二三十头。那年代，人都没有粮食吃，哪有粮食喂猪？到底是高等学府，有能人，不知谁想出一法：用人屎喂猪。这“饲料”猪是爱吃，但有个问题：人粪中往往有寄生虫，猪吃了会出问题。又有能人想出办法：把人粪煮熟了，猪吃了就没有事了。于是在猪场旁支起了几口大锅，像熬稠粥一样黄黄的一锅熬得“朴朴”作响，锅旁站着人用长柄勺子搅动不止。什么是“臭气冲天”，到那里去闻闻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