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大半个小时，妻从手术室被推出来了，又推回到原来的病房里。她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大口喘着气，人事不省。妻年轻时曾因脊椎结核和剖宫产动过两次手术，都是出来后很长时间醒不过来，所以我不急。一会儿，医生又把她由4楼普通病房转到5楼特护病房去了。管危重特护病房的医生姓慈，姓这个姓的人倒挺适合当医生。但随后他对我说的话，听起来却一点也不“慈”。这位慈大夫在看了新住进来的病人治疗记录并查看了病人后，把我和两个连襟叫到办公室里，开口就说：“这个病人已经很危险了，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我毛骨悚然。
“说不定我跟你们说话的这会儿，人就不在了……”
我下意识地向病房方向望望，侧起耳朵听是不是有护士来报告噩耗。
“你们要做些准备了！”
我问做些什么准备。医生说：
“譬如准备准备衣裳……”
是啊，老伴来医院时只穿了一条薄薄的裤子和一件碎花小褂，总不能让她穿着如此单薄的衣服走吧，据说“那边”很冷的。
“得快准备，人一死得马上穿，稍晚，硬了，就穿不上了。”
我从医生办公室里出来，跟护士用求告的语气说：“我老伴快不行了，请让我进去再看她一眼！”特护病房不让病人家属陪护，门上贴着告示。那位小护士请示了医生，特事特办，叫我进去。我穿上塑料衣，戴上塑料帽，戴上口罩，套上鞋套，来到了云英身边。只见她从头到脚，浑身上下满是粗粗细细的管子，床的上空悬满了大大小小的瓶子袋子，床两侧垂着一只只扁的圆的容器，墙上那输氧瓶子咕噜咕噜地响着，显示生命指数的那荧屏发出“呗——呗——”的响声，几条银线蛇一样游走着……
云英两眼紧闭，胸膛很厉害地起伏着，大口地喘着气，人事不省。我一声声叫着，毫无反应，抓着她的手，意识到这是在与近半世纪磕磕绊绊携手一路走来的伴侣握别，“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这名词真是写出了此情此景。
差几分钟夜间11点，外甥女李萍找的到潍坊接我儿子文杰的车到了莱州医院。有儿子守在他妈身边，我就可以做为老伴准备衣裳的事了。本来可以在莱州的寿衣店里买，考虑到老伴病前的“谶语”，是一定要给她找到那两套西服的。我向文杰做了简单的交代，就和李萍坐车到了夏邱。到夏邱时已是午夜12点，叫起已入睡的三妹秀芝、六妹秀春，叫她们和我去平度找衣裳。她们一听要准备后事了，当场就大声哭起来，哭声、车声引来一片狗叫声，在深夜的小巷闾里间显出一片瘆人的气氛。
到平度我家中，已是凌晨1点多。一到家两个妹妹就流着泪找那两套西服，我则忙着在网上查“胰腺炎”。她们找啊找，翻箱倒柜地找，就是找不到。眼看快到两点了，我说别找了，随便给她搭配一身衣裳就行了。她们要打开床柜的包袱找，我说：“你大姐是个‘板整’人，既然是西服，她不会包着，必然是挂着。”我就到挂衣服的橱里找，一找找到了。她俩说，这橱她们也找过，怎么没找到？
找到西服的时候，正是凌晨两点。第二天据儿子说，凌晨两点他妈醒过来了。
翌日，9月13日，我又是一宿没怎么睡，连续3夜没睡，再加上异常沉重的心情，只觉得天旋地转。毕竟是年届古稀之人了。和秀芝、秀春到莱州医院时，亲戚已经来了不少，他们见我这个样子，就叫我回夏邱去休息，我见老伴已醒过来，精神还不错，就放心地走了。这天下午，我儿媳牛秀丽领着我孙女王曼茹也从北京到了莱州医院，她俩穿戴上防菌服来到云英床边，说了不少话，奶奶还问曼茹考试怎么样，叫她好好学习。傍晚她们到夏邱把这情况一说，大家都以为云英闯过了这一关，与死神擦肩而过了，心情都很好。晚上，三妹秀芝准备了丰盛的饭菜，虾蟹一类海鲜摆了一圆桌，我和几个连襟饮酒甚至达到了开怀的程度。这主要是有庆祝病人战胜了死神的意思。这一夜又是文杰在医院里守着他妈，从济宁赶回来的五妹妹的儿子黄海波和他做伴儿。
第二天，9月14日早晨，我和从济南回来的四妹家的外甥女张芹娣，还有她姐姐芹妹到了医院。见云英情况不像想象的那么好，大口喘气，胸部很厉害地起伏着，时而醒时而昏，屏幕上显示的生命体征偏离正常指数很多。下午，那位慈大夫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病人体温到了38.4℃，仍有危险，不能以为没有事了。我一听，一颗心又“扑通”一声跌落到冰窖里。
下午，两个外甥女回去了，我自己守护在这里。
晚上，她的体温更高，接近39℃，护士叫我穿戴上防菌衣帽进病房去用湿毛巾给她擦洗身体，目的是降温。我给她周身擦了一遍，又反复地擦手心和脚心。我正在擦着，她突然睁开眼看着我，问：
“你是谁？”
我十分惊愕地问：
“你不认得我了？”
“我不认得，你是谁？”
我心里一阵凄凉，不认人了！连她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
夜间值班的护士别看很年轻，却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她仿佛知道剩给这对老夫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忍心把我撵出特护病房，而且还允许我搬了一把椅子放在老伴的病床边。我坐在椅子上，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张熟悉的脸。宋朝诗人梅尧臣悼亡诗中的“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隐约地掠过我的脑际。是的，这面容，从青春年少时的容光焕发，到一条条皱纹爬上额头，我都是“目击者”。此刻，我注视着这脸，却还像刚看到一样，“相看犹不足”，何况我知道她要“长捐”，行将离去，再也看不到了！
连日的劳顿，我实在困得不行了，就乘她睡着的时候到走廊里把那辆平板车拉到了特护病房的门边，躺在了上面。刚迷迷糊糊入睡，就听到她的大声呻吟：“我疼啊！疼死我了！”我只好起来，进去坐在她身边，紧紧地抓住她的手，尽量分散她对疼痛的注意力。我请值班医生再给她打止疼针，医生说，每隔半个小时就给她打一针“杜冷丁”，已经不管用了，再没有别的办法。我无奈，只好继续用我的不知能否起作用的“分散注意力法”减轻她的疼痛。一会儿，她又迷糊过去，我就又到我的卧具上躺下。这车子上不知躺过多少奄奄一息的病人、缺腿少胳膊头破血流的伤者、往太平间送的死人。我意识到我正叠加在那些人的身印上面，但我全然不顾这些了。我哪顾得上这些，我被她的疼痛揪得心疼。后来，我听一位医生说，胰腺炎是“四大疼病”之一，其疼痛是与癌症等量的，这更使我心痛不已，我的老伴是在难耐的疼痛中走完她最后10天的啊！
我刚刚昏昏睡去，就又听到病室里的大声呻吟，“疼啊！疼啊”声中伴着“饿啊！饿啊！快给我点东西吃！”的呼喊，我只好又进去。这种病，是严格禁止饮食的，我只好瞒哄她，指指半空中吊着的那个装着不知什么白色液体的袋子，和她说：医生不叫吃东西，吃了东西会更疼的，你看，那袋子里装的是牛奶，正在给你打呢。她看了看那“牛奶”，大概是觉得胃里有牛奶了，就不那么吵着要吃的了。我看到她嘴唇已干得裂开了口子了，就从护士那里要了几根棉棒，蘸蘸水，给她润一下。棉棒刚触到她的嘴，她一下子咬住那棉棒，贪婪地吸那一点点水分……当医生对病人家属说“给他买点好东西吃吧”时，这就意味着病人不治了，吃点好东西再走也就可减少遗憾了。可是我老伴徐云英自发病到去世，是连一口东西也没捞着吃，不用说吃，连口水都没捞着喝啊！
人固有一死，死不足痛，我老伴的死让我揪心痛的，一是她是在难忍的疼痛中死去的，二是临死连一口东西没吃，连口水也没捞着喝。每想到这里，我的心就有无法形容的疼痛！
大约是入院的第五天，我从莱州医院打电话给老同事、老朋友李树老师，请他给查一下体校的电话号码，因为老伴是体校的退休教师，到了这时，得告诉一下体校的查少卫校长了。李树一听，十分惊愕，问我告诉不告诉一中的刘晟校长，我说云英不是一中的人，你要告诉，只当个突发消息告诉他就行。万万没有想到，到了下午，刘晟校长、刘书阁副校长，还有工会主席张代阳和我的老同事李树、樊吉芳就来到了莱州医院。他们安慰我，叫我不要想不开，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十分感动，真想立马把这些领导的关怀告诉云英，让她带着欣慰西去，但她已不省人事，没法告诉了。
这个下午，远道来医院的还有从滨州来的三连襟一家，从潍坊老家来的弟媳、侄子和侄女。第二天，一中的鞠贤亭、马学兵、王新科、孙明春、刘聚臻、孙仁强、苏建良7位年轻同事也来到莱州医院探望。郭树春、张召日、赵海青等七八个知道他们师母病重的我的老学生要去莱州，我说去了也不能进特护病房看望，极力不让他们去。戴文杰、尚琳琳等在外地的老学生也打来电话探问。云英就像一个要远行的人，我俩的亲朋好友和许多老学生或亲到医院或在电话里为她送行，她若有知，该是多么欣慰，但她什么也不知道，只一个人向冥路上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