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是1951年10月结束的，老师领我进城是在这年五、六月份“芒种”前麦黄时节，那时运动正在高潮中。那天我们背着那包杏儿进师母家门，就被人看到了，告诉了两个大妈，大妈就到街对面房子里盯上了。等我们出门，就立马报告上去，上边立时就通知区里，查查是否是那个姓姜的教师又去和特务嫌犯接头了。据大妈说，去时背的帆布包满满的沉沉的，出来时包就瘪了，别是去送电台吧？
校长先问的老师本人，老师矢口否认去过那下保证不再去的人家，“不信就问那个叫知非的学生，我和他一起进的城。”
校长这才三番两次地问我。最后区上那几个人逼我说了实话，老师只好承认去过，但只是去看望一下，并无其它。只是去看望，为何不承认？而且还教学生撒这样的谎？在这期间，区上调查了老师的社会关系，发现老师的三舅是国民党兵，去了台湾。这一下问题严重了，就把老师关押起来了。
这一关就是半年多，到1952年春天，镇反运动已经结束，没有查出老师有什么问题，这才把他放了。按说，既然没有问题，无罪释放，就该再回原岗位再去当他的老师，可一个关押过的人，怎能再当老师呢？凡关押过，即便证明百分百的关错了，也不能再用，起码是再不能重用，这不成文的规定，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拋弃了。
于是，老师就成了农民。
师母若兰，在遭了那场不白之冤后，诊所也不开了，就是开也没人找她看病了。她就把剩下的药品，医疗器械，连药厨药柜，能卖的都卖了。本来若兰和荣航的积蓄就不是很多，这一年殡葬了三个人，还有别的许多花销，积蓄没了，还亏了卖这些东西维持生活。可不能坐吃山空啊，小映上学了，花的也多了，若兰就给人家洗洗浆浆，补贴家用，勉强地过下去。
一个在农村种地，一个在城里过着艰难时日，两人无时不在思念着，挂念着。荣航还在的时候，若兰硬逼自己拋掉对志宽的思念，觉得自己有男人，再思念别的男人就对不起自己的男人。而在志宽心里，也努力压制着自己不去想若兰，他觉得那是人家的女人，哪怕只是心里想念，也是极不道德的。荣航没了，一切挂碍就全没了，他俩的心态全变了，觉得当年那短暂而甜蜜的婚姻又回来了，只是要分居两地，不能团聚罢了。
时间到了1954年，若兰的管制期一满，就领着小映，毅然拋弃了城市户口来了乡下，与志宽去乡政府领了结婚证，正式组成了一个家庭。他俩都是有问题的人，但婚姻法并没有规定他们这样的人不可以结为夫妇。
我老师志宽有文化，常帮乡亲们写写信什么的，到了过年，就自己带上笔墨挨家给人家写春联。我师母若兰会医道，常给人家看看病打打针，总之这两口子都是有用处的人，他俩又好求，所以在村里人缘很好，他们也受到了村里的热情对待。这不？入社以来，社里把编筐篓的事交给了他们，他们不用下地干活，只要编够了数量，就能挣最高的工分。他们能有此美差，一来是志宽有这手艺，多半还是社里特为给他的好处。
小映呢，受父母的牵连，捞不着上正儿八经的学校，初中毕业后上了一所不包分配的卫生学校，毕业后回村当了乡村医生，到文革时这样的医生就叫“赤脚医生”了。
又一壶喝光了，我又起身去倒酒，从马扎子上一起，身子一歪，“呼嗵”一声，倒在地上。我连连说：“不行了！不行了！醉……醉……了！”老师说：“不……不……再燎……燎上一……壶！没……醉！”
用黍米淋成的黄酒，喝起来不如蒸馏出的白酒劲大，但有后劲，当时未必醉，喝后酒劲反上来，更能醉人。从傍晌天开始喝，到这工夫，已有三四个小时了，先喝下的那酒劲早反上来了。老师说没醉，其实我两人早就醉了，若不是老师那曲折坎坷令人酸鼻荡人心旌的经历支撑着神经，我两人早就醉得不行了。到这里，老师的故事基本上讲完了，我两人的神经也就坍塌下去，不醒人事了。
一觉醒来，我不知是在哪里，看看盖的被子挺干净，还有种淡淡的香味，炕围子上贴着几张从什么画报上剪下来的画片，还有小映画的几个头像，炕边高几上摆着梳子镜子雪花膏一类女子用品。啊，这是小映的卧室！我怎么能睡在这里？
我赶忙下炕，来到正间，就听东间传出老师那粗重的鼾声。原来是师母和小映把老师扶到了东间，把我扶到了更干净一点的西间炕上，那是小映睡觉的地方。
我来到天井里，见师母在用白柳条编一个小巧的篮子，不见小映。我问她哪里去了，师母说有人找她去打针，一会儿就回来。我一看天，日已西沉，突然想起，我该走了。师母说，“天都这时候了，几十里路，得走一大半黑路，就住一宿吧，明儿一早再走。”我一来是怕走那不熟的黑路，二来是小映不在家，没法向她告别，又想到明天上午一二节没有课，也就答应住下了。
我坐在马踏子上，一碗一碗地喝着师母给我沏的酽茶。一会儿，小映回来了，老师还在东间打着很响的鼾。师母说：“你俩在这里耍耍，我到菜园浇浇那两畦子芸豆，顺便捎回点菜来今晚上吃。”说完，就扛着辘轳水斗走了。
小映拿个马扎子到我这里来坐下了，看我茶碗里没水了，给我倒上水，说：“喝吧！”再就坐在那儿没话了。我没话找话地说：“你的被子真香！”小映脸一红，坐在那儿，两肘支在膝盖上，两手托着腮，没言语。我再也找不到话题来打破这令人尴尬的沉默局面。我突然看见旁边石台上那一大堆杏核，就说：
“小映，咱砸杏核吃吧！还是那棵树上的，一准是臻核儿。”
小映明知故问地说：“还是哪棵树上的？”
“那棵，当年那棵啊！”
“这么些年了，那棵树还结杏？”
“结！结得更多了。”
小映找来一把锤子，说：“那年你笑话我笨，这回儿看我砸给你吃！”
“你这人记仇，这么些年了还想着！”
“会忘了？一百年也忘不了。”小映朝我嫣然一笑。然后就砸杏核，这次砸的很专业，一个也砸不飞，一个也砸不黏。她砸一个我吃一个，我发现她光砸不吃，就把一个塞到她嘴里。她说：
“当年你砸我吃，这回儿我还你！”
两人沉浸在那甜蜜的童稚往事的回忆中……
晚饭后，师母说：
“刚吃了饭，你俩不出去消化消化食儿？”
老师说：
“今晚好月明，南河的月下景色才美呢！”
我俩出了大门，沿着小映挑水走的那条倾斜的小路来到了河滩里。晚上水太凉，我们没下河，只沿着河边小路往前走着。走了一会儿，来到了凸出在河水中像个小岛似的一块巨大磐石上。我俩站在上面向四围望去，见河面上像撒满了细碎的银子，闪闪地泛着白光，河岸上那树那村舍，像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纱，远处的山只有淡淡的轮廓。
“你还想着咱在中学学的朱自清那篇《荷塘月色》吗？”我问。
“想着。朱自清写的正是这景色，只不过这里少了荷叶荷花。”
“可这里有你啊！”
我们好像又回到了那美好的学生时代。
我们在那磐石上坐了下来，习习的有点小凉风，我坐在上风处给她挡着。我又问：
“看过印度电影《流浪者》吗？”
“看了两遍。本村演，看了，又到邻村看了一遍。”
当时，那奥斯卡获奖影片正在各地热映，主人公丽达长成大人成了名律师后遇到自己的童年好友拉兹，两人不顾一切地爱得死去活来的故事，征服了所有观众，到处可闻有人哼着《拉兹之歌》和《丽达之歌》。
“你说咱俩是电影中的谁？”
“那还用说，我是丽达，你是拉兹呗！”
说着，小映“吧唧”一声向我贴过来，我俩紧紧地依偎在了一起。
月在头上朗朗地照，水在身边哗哗地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