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关1907年7月15日凌晨四时，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被称为“鉴湖女侠”的秋瑾女士在浙江绍兴城轩亭口英勇就义。是年仅32岁。
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各地加紧革命活动，秘密进行推翻满朝清王朝的斗争。同盟会浙江分会首领秋瑾也以山阴大通学堂监督为掩护，暗中进行反清革命活动。这时的山阴知县是李钟岳，却是个同情革命，敬慕秋瑾的封建官吏。他出身于山东安丘县一个清贫的耕读之家，光绪而是四年（公元1898年）考中第十八名进士，被清朝廷分派到浙江江山县代理知县，由于政绩卓著，廉洁爱民，婓声浙东，1907年2月调任山阴县知县。她平时很仰慕秋瑾的才华和品德，常常拿着秋瑾“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等诗句激励子女，赞叹说：“秋瑾以一女子而工诗善文，胜汝等男儿多矣！”因此，他对秋瑾的秘密反清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
早在1906年冬天，秋瑾和徐锡麟等会党首领在上海集会，秘密商定在浙皖两省发动反清武装斗争。1907年7月初，秋瑾与锡麟约定本月中旬安庆、绍兴同时举事之后，回到了山阴，在师生中秘密进行发动工作。不料安庆方面，由于消息走漏，仓促起义遭到失败，徐锡麟被捕英勇就义。清政府更加严密地搜捕各地革命志士。
绍兴的无耻小人蠢蠢欲动他们借机向绍兴知府联名告发。绍兴知府贵福恨同盟会如眼中钉，接到密报，立即去求见浙江巡抚张会扬，请求抓捕秋瑾。其实，张会扬早已耳闻大通学堂是反清“巢穴”，浙江巡抚也多次命令全部围剿枪毙，这次又得到贵福密报，自然排出重兵于7月13日逼近学堂。
李钟岳走在最前列，贵福下令开枪时，士兵怕误伤知县，只好朝天鸣枪。秋瑾闻到枪声知道有变，便急忙组织师生突围。激战中秋瑾一手握手枪，一手持短剑，指挥学生阻击清军，掩护年幼者安全离开。本来以秋瑾的武功和敏捷完全可以脱身逃走，但由于大通的教员蒋某在她身边纠缠，终于不幸被捕。
秋瑾入狱当晚，贵福对她进行审讯。秋瑾昂首挺胸，目若无人。贵福连声喝问，秋瑾或置若罔闻，或百问答一，气得贵福杀猪般地喊叫：“大胆女子，竟敢如此蔑视本官，来人！动大刑！”秋瑾正气凛然，用手擦擦额头的血，斩钉截铁地说：“要杀要刮随你们的便，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贵福无奈，只好退堂。
贵福当然极想杀秋瑾，可是又不想担“杀名士”的骂名，他畏惧秋瑾的盛名，只好让李钟岳来替他泄愤：“李大人，此案应归山阴县管你可押回严加审讯，并速将结果呈送本府。”
7月14日下午，李钟岳奉命审讯秋瑾。他让秋瑾坐在木凳上，自己则坐在木床上，与秋瑾开始了诚恳地交谈。秋瑾见李知县态度诚恳便也直言不讳，讲述了自己生平要略：
自幼读书习武。九岁时逢马尾海战，法人军舰非法入境引起她巨大的愤慨；读《芝龛记》便以明代女将军秦良玉为楷模，十六岁学骑马击剑，而对女红则弃置一边。
甲午战争中国惨遭失败，她接受了革命思想，在东京创刊《白话报》，将曾奉为圭臬的梁启超言论也抛之一边。
她以天下为已任，曾于1903年秋写《满江红》明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熟。俗子胸谋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她发怒感叹：“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未盐琐屑终其身乎？”
她成为一个革命家，将改革社会当成了毕生的事业，主张男女平权，认为女性如有学问，勇于自立，何需事事仰赖男子？
为了探求救国之路，她毅然东渡日本。1904年4月，她登上了海轮当轮船驶过黄海时，她目睹昔日甲午海战之地，挥泪写下了诗篇：
闻到当年鏖战地，至今犹带泪痕流；
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
领海无权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仇。
天风吹面冷然过，十万燕云眼底收。
到了日本，她积极参加了反满排清活动，并发起组织了妇女爱国组织——共爱会；并创办《白话报》，所言都在鼓动反清。
当年她回国，即加入了光复会，次年再次赴日留学，见到了中国革命光驱——孙中山先生，成为最早的同盟会会员。
清朝廷勾结日本文部省企图扼杀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引起留学生得分化，秋瑾在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讲到动情处，随手从靴筒里抽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道：“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这年（1905年）年底，她启程回国，已决计要献身于她热爱的革命事业了。她写信给友人：“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在得知徐锡麟就义的噩耗之后，她手持报纸，不食不语。被捕前三天就写下了《绝命辞》，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
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
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
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
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侃侃而谈，为自己的历史而充满豪情；审讯了两个时辰，如同会客一般。
李钟岳越听越钦佩眼前的这位“鉴湖女侠”，他被女侠那超人的才华和胆略所折服，认定自己从前对秋瑾的欣赏一点没错，这确实是一位罕见的女中豪杰。问完话，他请秋瑾题字，秋瑾略一思忖，提笔写成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李钟岳珍藏起来。
晚上，李钟岳赴绍兴向贵福汇报审讯结果。贵福一听，勃然变色，怒道：“你待她如同上宾，她当然不会招供。为什么不用大刑？”
贵福向李钟岳出示巡抚手谕，令李钟岳在天明前处决秋瑾。李钟岳大惊，说道：“案情还没弄清楚就处死犯人，只怕人心不服，且会遭到物议。”话音未落，贵福就冷冷地说：“巡抚大人手令在此，如同朝廷圣旨，你哓哓不休是何用心？莫非与那逆女有私？”李钟岳顿时噤若寒蝉。
7月15日凌晨三点钟，李钟岳坐大堂之上，令衙役押上秋瑾，说道：“我李某本欲救你一命，但上司决意要杀你，我已无能为力，你还有何话要说，能办者我一定尽力。”秋瑾愤怒地质问：“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尔竟杀我！”李钟岳一脸的无奈，叹口气说：“你的冤屈我深知之，杀你非我初衷，尔当明白。”秋瑾冷哂，李钟岳面目惨然，叹道：“我曾记得古大有云：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此今日之谓也！”
在临刑之前，秋瑾索纸笔写下家信一封，之后，就从容不迫地等待着就义了。
此刻，她对自己的一生无憾，只是有一种预感：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结识的这位知县，必将因为没有凶如豺虎而仕途险恶，说不定会被革职，甚至杀头。自己将死，何必让一个并不凶恶的封建官吏受到连累呢？
从李钟岳身上她想到了许多，想到革命的艰难。她对中国的儒教文化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的士子都是自少读圣贤书的，也就是说是在儒教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才成为所谓的“士”，儒教文化让他们积极入世，“达则兼济天下”，如家的“体仁”传统即使在将来，中国也经历了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改革之后，不读孔孟之道了，也会有这样的传统继承下来，如果士人都不以天下为己任，那乾坤岂不混沌城一团？
然而，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却寥若星辰。读书人中很多是只为稻粱谋的。他们之中，像李钟岳这样的多乎哉！出身于小康之家，或为自耕农，或为流动商，并非世代知识分子家庭，他们的读书，不过是为了挣得一个较好的地位而已。所谓十年寒窗苦读，换得金榜题名，由此而改变了家族的门风。这种人绝对不会成为“大知识分子”，即使能够“立功建言”也决不会“立德”，其心灵仍旧只能事“小知识分子”，不知天下大事为何物。
他们之中在成为“士”之后就开始了急剧的变化。有一些人果然混上了一官半职，走上了仕途，这种人或者如贵福那样，丧尽天良，用鲜血染红个人的顶戴。别看道貌岸然，把儒家的信条放在口里，其实，那些儒家经典不过是掩盖他们男盗女娼的破布而已，他们早已是正统的“士”的败类而已，或者如李钟岳那样，良知未泯，不肯肆无忌惮的为虎作伥，即使当了帮凶也不甘心情愿。他们十分可悲，留恋仕途却只能当个微不足道的小官，想弃官而去又绝没有挂冠的勇气。因为天良尚存，不肯为非作歹，可是却抗拒不了上宪；因为良知犹存，圣贤书又给了他是非标准，一事当前，是非是判然自明的，可是，他首先考虑的不是是非，而是得失。所以，岳武穆是民族英雄，照样会镇压农民起义；丁汝昌如果接到李鸿章的命令，让他去抓捕孙中山，他也只能俯首听命。李钟岳奉命来杀我了，难道他还有别的选择吗？他的是非十分清楚的，口口声声说不是他的初衷，可是他敢坚持自己的是非吗？
他只能当个七品芝麻官，决不可能将操练新军的大权交给他。
要改变社会，进行革命。第一种人当然是阻力，恨不得扼杀革命而后快；那第二种人就不是阻力了吗？他们只怕也是些帮凶。如果不甘心情愿地当帮凶。像李钟岳那样，只怕连小官都当不成了。李钟岳是这种人当中的凤毛麟角，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将被逐步在宦海沉浮中丧尽天良，成为可恶的官吏。说白了，终将成为一丘之貉！
淡然，他们之中啊哈i会分化出另一种人来，所谓“君子远庖厨”的隐士。他们或者吟歌风月，或者弹琴赋诗，或者垂钓江岸，或者深入民间，弄两句民谣显示自己平民化，搜几件刺绣，找几个孩童玩的泥娃娃以寄托“雅趣”。这种人世儒教文化的副产品，很多人转而信佛去了其实，这种人以隐为“终南快捷方式”的是少数，能当成真隐士的也极少。中国的“士”大量的是“潜在的隐士”，表面看并没有“隐退”，他们或在市井，或在乡党，只是却决不真正关心天下庶民的命运。他们对权贵并不阿谀奉迎，可是对权贵的为非作歹却只取冷眼旁观的态度，连正当的义愤都没有。只有这样才能保首级而全妻子，却又能心安理得。他们以“平庸”为“高雅”，所谓潇洒倜傥，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穷则独善其身”，就令权贵可以救民。不管他们初衷是否想当帮凶，实际上却是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了“雅趣”。
儒教文化是这种平庸的士人种子绵绵不绝，这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剧。为什么中国的变革如此之难？谭嗣同要用鲜血唤醒国人？就在于这种人太多了。
她想起了自己创办的《中国女报》上，在《发刊词》里有一段话：
世间有最凄惨、最危险之二字曰：黑暗。黑暗则无是非，无闻见，无一切人间世应有之思想行为等等。……
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真危险；危险而不知其危险，是乃大黑暗。
她长叹一口粗气：中国的黑暗何时才能结束呢？儒教文化统治了几千年，造就了各种各样平庸的士人，且种子又绵绵不绝。经国济世的文化变成了无聊的猎取名利的工具。
这时，外面传来了嘈杂的声音，侩子手来了。秋瑾想到了李钟岳。他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良心发现，越思越苦，只怕不光当不成官，连命也够呛存在；要么良心泯灭、最后坠入平庸之流，成为只会随权贵仰浮，没有自己思想的“高雄奴才”。
不幸而被秋瑾言中，李钟岳在秋瑾被斩后68天，因负疚而自缢，倒成全了自己的高风亮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