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上文学道路之前，闹过一些笑话。
我插队时当过一阵赤脚医生，曾雄心勃勃地要在医学事业上搞出些名堂来。不料，我这人粗心大意，断不了出些小医疗事故。最使我挠头的是：帐，还要我自个儿管。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矫健，把这药单给我报了！”好，我接过单子，塞在上衣口袋里。“矫健，合作医疗报不报这个单子？”我又把单子塞进屁股兜儿里。时间一长，一笔糊涂帐，我再也算不清了。我暗自道，“得，这碗饭吃不长啦！”
总得找点事情干呀，好在坐在卫生室里，有的是时间。有一天我偶然摸到一本语文课本，是“文化大革命”前老初二的。我想：学语文吧！其中有一篇课文，是一个老饲养员讲述另一个模范青年的故事。课后有一个练习，要求用课文提供的材料，重新组织一篇文章。我很感兴趣，便本正经地写起作文来。这个练习，可长可短，大有回旋余地。我写得来劲，越写越长，甚至超过课文范围，编了些新故事。写着写着，我忽然悟道：创作不也就是这么回事吧？我为什么不撇开课文，另写一篇小说呢？于是我蠢蠢欲动，打算当一个作家了！
说实话，我也犹豫过一下：我实际只读了六年书，写小说，能行吗？然而我旋即想到：高尔基不是只读过两年书吗？细算算，我比他还多读了两倍的书呢，于是，再没顾虑了，挽挽袄袖，大干起来！
我写了一个短篇，自以为写小说不难，野心就更大了。为什么不写一部长篇呢？成功了厚厚的几大本，上中下集，多过瘾？好唻，我编了一大串故事，写呀写呀，白天写，晚上写，冬天写，夏天写……合作医疗的帐目更一塌糊涂了，赤脚医生的“乌纱帽”终于让我写丢了。
这一年，我写了四大本，有几十万字，题目叫《河畔风云》。水平如何呢：凡是看过这部“巨著”的人（大多是和我一样的知识青年）都没看到底。举个例子吧，我写出这样的句子：“刘志斌眼睛里放射出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真是勇气可嘉！
我背着稿子土公社去碰碰运气。我打听到党委宣传委员姓刘，专管遮挡子事情，便直奔他而去。我在公社大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他，他正在纳凉。此人极肥壮，坐在个巴掌大的小笼土，巍然如山。我瘦长得如一根竹竿，毕恭毕敬地弯下腰，双手捧着我的“巨著”遇到他面前，喃喃地道：“刘常委，这是我写的长篇小说，请你看……”他并不仰起脸来看我，只把蒲扇在稿子上一拂，轻震地说：“留着你自己看吧！”我的血一下子冲到脸上，半天想不出再对面前这座“肉山”说句什么。
我悻悻地在街上溜达，一腔怀才不遇的愤懑。不知不觉，我来到了公社中学门口，那里有几位知己，皆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高中生，可以为我打气。我找到他们，共同口诛刘常委一顿。其中有一个说：“找慕旭老师吧，他能帮助你！”我早听说过这位慕旭老师，他曾在县委报道组工作过，在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这在我们那一带山区，可算“圣人”了！
同学们领我见到慕旭老师邢是夏天的晌午，教师宿会里闷热之极。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听我讲了故事梗概，看了几章文稿，指出我创作上许多不足之处。
我很佩服他，以为有了高师，今后我的创作便会突飞猛进了。傍晚，离开学校时，我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可惜好景不长，我和慕旭老师相识不久，他就调到栖霞县去了。从此，我又独白埋头写，写，写，那滋味真不好受！幸好当时我手头有一本短篇小说选，我就反复地读它，针对自己的弱点，学习它的长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肖平的《三月雪力，我把周书记在三月雪下发现娟子妈遗体的场面全背了下来。多少年后，我考上烟台师专，有幸在肖平老师指导下当了一名真正的大学生——此是后话。
“文化大革命”前，我父亲也写东西。他有一位老朋友，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老编辑，名叫姜英。一九七二年，姜叔叔刚从干校出来，就约我父亲写东西。我父亲还没解放，在崇甲岛上喂猪，他说‘“你还是看看我儿子写的吧！”姜叔叔竟把可怕的《河畔风云》抱了回去（四大本啊！）认认真真地看起来。几天后，他来找我，肯定了我的优点，指出了我的缺点，并认为第一章达到了发表水平。
我的小说居然有一章达到发表水平！这对我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啊！那时，我已将《河畔风云》重写了五遍，计一百朵万字，本以为是废纸一堆，却忽然有个老编辑肯定其中有一章可以发表！按照我一贯的逻辑：有一章能发表就会有十章发表$有十章发表，为什么不能有一百章发表呢？——这只是时间问题。于是，我乘胜连击，推开《河畔风云》，开始写另一部长篇《禾苗青青》。这个作品有十五章，我希望章章能发表——那便有了一本书！
我写得很快一个多月就写出十六万字。姜叔叔又来抱走了稿子。这一次，他自己看完后，还交给了编辑室领导。他让我回山东等着，如果领导认为有基础，就把我借到上海来改稿子他很温和，一派长者风度，谆谆告诫我，回到当地要依靠组织，并说过去县一级有文化馆，管业余创作的，现在这类组织不知被砸烂否？如果还在，只是换了个名目，那就该主动去找，向他们汇报自己的创作情况。
回到胶东我那小山村里仿佛忽然落入一眼深井，与文艺界又没有任何联系了。我在公社书店里认识一位美术老师，从他那儿得知县文化请还是有的，只是现在改名叫“毛泽东思想展览馆”。此后，我便着力于写一个短篇小说，希望写得好一点，当作“秘密联络图”向文化馆领导献礼！
促使我提前动身的原因，是我二婶要盖新房子，我帮着推了几天石头，累得骨架子快要散了。我断定台不能坚持到底。留得青山在好把文章写。我挟着未完成的短篇《坟茔风波》逃之夭夭。当时我也真有股流浪汉精神：跑进饭馆，我栋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把骨头鱼刺抹去，摊开稿纸写开了小说，一心一意钻进“坟地”里去，全不顾满屋吃客的喧哗声。
初进“毛泽东思想展览馆”也是很有意思的。我遇见几个十分标致的姑娘，便打听办公室在哪。姑娘们惊愕地打量着我，上上下下看个没完，似乎一眼就认出我是个不凡之人！然而当我昂首阔步走向办公室时，身后传来姑娘们毫无敬意的笑声——后来我知道，她们是展览馆的解说员，其中一位告诉我：“当时俺想，这是哪来的人呀？好象刚从烟囱里爬出来似的
文化馆领导开始没注意我。他们听我讲了情况，把我的《坟茔风波》塞进抽屉里，鼓励我说：“好！这么年轻就创作，很好！不过现在农村正‘抓革命，促生产’，你最好早早回去……怎么，下午没车了吗？那么，先在招待所住一宿吧！”就这样，我有幸住进县委招待所——这可是第一次，我真有些受宠若惊！
现在想想，我得承认我的好运气。当晚，一位人物出现在我的房间里，他是县文化馆的创作员，曾在《山东文艺》发过两篇小说，在县里算得上“艺术权威”，很受领导器重。他便是至今在烟台也颇有影响的许善斌同志。他一本正经地和我谈文学，活象一位主考官。他问我是否看过孙犁的小说？喜欢不喜欢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呢？……好家伙，这下子该我来拿手好戏了，别看我推小车当逃兵，论小说，我可是“满腹经纶”。我一口气讲出一大串作家的名字，列举出他们的代表作，又评头品足地议论一番。说到激动处，我荖至栋些警甸名言背上几段。我们谈到晚上十一点，老许站起来握握我的手。说：“好，你可以留下了。”
事后我才知道，老许当天看了我的小说：认为有基础，建议领导不要轻易打发我走，自己则亲临招待所检查一下我到底是真货还是假货——结果是真货，我便免得回家“抓革命，试生产”了。
当时我觉得真幸福啊！我住在展览馆东室，自称“东宫”，俨然当起了作家。文化馆领导对我寄托莫大的期望，什么事都不让我干，专门写小说。我读了许多书，多惊人的规划，写了许多异想天开的小说。从此，我便一帆风顺地前进了！前进了！
一九七三年春天，地区文化馆在威海举办创作学习班，在那里，我认识了王润滋、魏邦家、姜利国等同志，以后，我们一直在一起抓创作，他们象天哥哥一样帮助我。今天想来，有这样一批文友兼兄弟，是威海学习班最大的收获。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收获，我在学习班写的两篇短篇小説发表了，一篇叫《小白杨》，另一篇叫《铁虎》均是写儿童因打鬼子的。我终于有了处女作。那年，我十九岁。
帮助我成才的人太多了，我无法在一篇短文里将他们都写出来。比如，我插队的崖子公社主任公托老委书记都特别地关怀我。开始是柳书记，当他调离崖子有特地把我介绍给鲁书记。鲁书记离开崖子公社时，又把培养我教育我的任务安排给宫书记……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一篇很感人的小说。
回头看看我走过的文字之路，就着见了许多许多的人，这些人帮助我，扶持我，使我终于能写出一点东西来。社会上确实存在一条规律：一个人做出成绩，就有十个、一百个，甚至一千个人付出心血，付出劳动。我算什么？一个顽童！我永远感激教育我成人的老师！要不，我的笑话还不知闹到哪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