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传】
徐树铮（1880年——1925年），字又铮、幼铮，号铁珊，江苏省萧县人，北洋皖系将领，授陆军上将、威远将军。少年时中过秀才。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任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1912年任陆军部军学处处长等职。袁世凯称帝时，力劝段抵制，被袁免职。1916年袁死后，任国务院秘书长。1917年策动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参与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8年6月15日在天津擅杀北洋元老陆建章。1919年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1919年10月率兵进入外蒙古，迫使外蒙古在1919年11月17日正式取消自治，回归中国。1920年直皖大战后，皖系失败，徐树铮遭通缉，被列为安福政治集团的中心人物。后在日本人帮助下逃到上海避难。后又在江浙战争中出任淞沪联军司令，失败后流亡海外。1925年段祺瑞再度执政，召徐树铮回国，12月30日凌晨在廊坊火车站遭冯玉祥部下枪杀。徐号称是段祺瑞的灵魂，追随段25年，忠诚不二。他办事干练，又才华横溢，文武兼资，且勇于负责，但锋芒毕露，飞扬跋扈，树敌颇多。民国政海波澜，多由此君掀起。一生是非功过，实难盖棺论定。
徐树铮，其先祖皆终生务农且生活贫寒。父亲徐世道，勤勉耕读，入选贡生，榜名忠清，字葵南，后来成为徐州城乡有名的教书先生。徐树铮五、六岁时，其父曾于风雪中，将他驮于驴背，口授诗歌，先吟了一句“驴鸣双耳竖”，戏令他仿吟一句，他以“狗尿一蹄翘”相对，意虽不雅，倒也合拍。乡人争传他“七岁能诗”，誉为神童。有位老先生不信，当面要试试他，以“推窗望月”命他答对，他以“拔山超海”相对，那位老先生吃惊而去。
徐树铮13岁中秀才，17岁乡试一等第一名，补为禀生，对于每月所获奖学金，皆信手挥霍，不自视为穷儒之子。对他的放旷作风，时人诋誉参半。有位老翁劝其父训诫他，其父笑而不答，反复劝导之下，徐父才说：“我辈幼时游戏，岂不自能知止，戒曾何补！”此时徐树铮正捧茶上客，闻听此语，进退无所措，真是“一息未平，万念纷起纷落，心志似骤失其依”。从此刻苦自励，以知书达礼约束自己。
徐州南关，有位老先生棋艺精湛，自恃无人能敌，便把“将”钉死在棋盘上，以为无人能将其帅撼动。某日，徐树铮找他下棋，双方一阵攻防厮杀，老先生竟被逼得找来锤头起下钉子，让“帅”能自由走动，以避对方凌厉攻势。是年，徐树铮仅十一岁。
徐树铮18岁时，赴南京投考举人，却名落孙山。徐郁闷还乡，此后不图科举及第，转而专攻经世致用之学，苦读兵法时政之书。1900年，徐闻听国家征兵，便拿了家里一些钱，乘夜出走。未料未至江浦，就被母亲追回，强行为其娶妻，以作羁绊。但没隔多久，徐树铮再度请求离家投身戎旅，父母见其意志甚坚，不忍复加阻挠，遂取家中积蓄，任其远行。新婚之妻也未加阻拦，并倾奁金相助。徐树铮只身一人，跋山涉水，径奔济南，去投奔因创练新军名声骤起、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
徐树铮给袁世凯的上书中说：“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袁世凯看后甚以为壮，但因当时正服母丧，不便亲自接见，遂命道台朱钟琪接待。心高气傲的朱钟琪自视为名士，素来目无余子，对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秀才怎能看得起？问答中话不投机，徐树铮愤然离去。苍凉苦闷之中，徐草成一诗：性气粗豪不自收，等闲岁月太难留！安能化得身千亿，处处迎风上酒楼。写毕，自己把玩一番，觉得意犹未尽，遂又顺手提笔，写信讥笑朱钟琪，称其为“迂腐老生，山间竹笋一根”。不料两信均被转至家中，朋友惊为奇特，长辈讶其鲁莽，甚者胆战心惊，忧虑其即将罹祸。独有其父手书训诫说：“汝之出将以待用也。未得人用，乃妄拟用汝之人先为汝用乎？”真是知子莫若父也。
徐树铮往山东投效袁世凯，上书求见，未得结果，住在济南的高升店，旅居无聊，在厅堂写楹联，时值严冬，徐仅身着一袭夹袍，却没有寒酸之气。某日，段祺瑞恰好到高升店访友，见徐气宇不凡，便询问其姓名，徐告以投友不遇，盘缠用罄，正在等候家款。段问他是否愿意就事？徐答以：“值得就则可就”。段于是约徐树铮长谈，聘徐担任文牍工作，从此毕生追随段祺瑞。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段督办陆军各学校，徐虽担任文员职务，但时与兵士习操练武，后赴日本入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仍在段左右，领袖群僚，被人称为段的“灵魂”。段一生刚愎，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个“他”，便是指徐树铮。
徐树铮在济南与段祺瑞初次相遇，即被段引为知己。段祺瑞当时只是武卫右军炮队统带兼随营武备学堂总办。段后来追忆：“至旅店拜客，过厅堂，见一少年正写楹联，字颇苍劲有力。时已冬寒，尚御夹袍，而气宇轩昂，毫无寒酸气象。因询之，谓投友不遇，正候家款。问以愿就事否？则答以‘值得就则可就’。用心奇之，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
1902年，徐树铮偶尔得到一部明朝赵虚舟作注的《孙子》，在反复阅读后，又博采众家之言，条分缕析，使之浅显易懂，印刷了数百部，分赠友好。
徐树铮留学日本时，曾写《九日》诗：家国离忧天一方，好凭鼓角遣重阳。楼观沧海能遗世，坐忆黄花罢举觞。落日营门军令急，白云亲舍旅愁长。故园风雨茱萸会，知否维摩独异邦。
徐树铮于1910年从日本返国后，被分配到由段祺瑞任统制的第六镇。此后不久，徐携家眷来河南彰德，在袁世凯隐居的洹上村小住了一段时间，与袁纵论天下形势，并赋诗五首赠袁。其中有“抚剑长吟追白日，卷帘高卧看黄河。灌园闭户英雄事，岂是消闲安乐窝”句，把袁比作刘备，冀望袁能东山再起。
辛亥革命爆发后，以段祺瑞领衔的42名清军前方将领突然发出通电，吁请清帝退位，实行共和政体，使清廷顿感无力回天，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发表退位诏。这封“催命”电报，是由徐树铮草拟。
北洋军鏖战武汉三镇，段祺瑞所部发生纵火事件。一位记者采访段祺瑞，询问因何放火，段竟答：“此乃打仗之法也！孙子曰，凡火攻有五。敌人散布于街内，藏于暗处，而我军在明处，不用火攻，一定有重大伤亡。”采访结束，记者如获至宝，直奔报馆，途中便被徐树铮所阻。徐将记者带回营中，仔细审阅采访记录，把段的那段“纵火论”撕下。徐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要如此报道：火烧汉口一事，不是段军统的主张。民众对此反响强烈，段军统已经奏明朝廷，对放火者予以严惩，并认真详细地调查了民众生命财产之损失，决定给予赔偿。汉口大战，殃及无辜百姓，段军统深表痛心，表示要尽全力维持停战局面，避免战事再起，使百姓再遭兵祸。话刚说完，徐见记者一脸惊谔，又掏出一叠钱放到面前，记者觉得这是侮辱，拒不收钱。徐树铮随即叫来两个手持大刀的执法官。记者只好从命，揣上钱诺诺而退。
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徐树铮为次长，另有一个次长是蒋作宾，但部中事务大都是徐说了算，有时连段祺瑞本人说的也不一定算数。小徐在老段面前是说一不二，从不被驳回，而老段吩咐下来的事，小徐则不一定照办。某次，有个姓李的军官被撤职，穷的没饭吃，写信到段公馆里来投效，在信上申述了他被撤职的缘由，请求段给他个差使。段看他说的可怜，便答应给他个事做，批交徐树铮办理。徐树铮签呈上去，说：“查该员无大用处，批驳，验过。”于是此事告吹。
蒋作宾(1884～1941)，字雨岩，湖北应城人。同盟会员，赴日入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先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教官，后任清廷陆军部军衡司科长。1911年，晋升为军衡司司长，暗中联络革命党人，支持武昌起义。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部次长，续任北京政府陆军部次长。北伐时，先后任江西、湖北宣抚使。
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攻打德国经营多年的青岛。初时，中国严守中立，而徐树铮却以掌控陆军部的便利，利用驻潍县部队调防之机，秘密地给驻守青岛的德军运去一列车军火，以助德军抵抗日军进攻。欲办此成事且不被日方发觉，须得山东督军靳云鹏的协助，但靳对此顾虑重重且大惑不解，认为：中国即守中立，怎好用军火接济其中一方？徐一向亲日，这次却反对日本？瞒住总统、总长（袁和段）干这件事，万一事情泄露如何善后？徐树铮则答以如下理由：日本是中国最强大的邻国，而中国积弱已久，近一二十年中想有任何作为，只要得不到日本的谅解，就没有一件事能够做成，此为我态度上不能不亲日。但日本绝非中国的朋友，它不会让中国富强。将来真正能成为中国朋友的，只有美国和德国。现在德国处在危难之中，这件事办好了，两国会成为患难之交。这事决不能和总统总长说明，事成则对国家有益，事败就拿我个人来治罪，不至于耽误国家大事。徐树铮最终说服了靳云鹏，事情办得也还顺利。日本人没有察觉中国陆军当局在暗中算计他们，段祺瑞事后也认为徐树铮的做法很对。在德国人方面，虽然没有因此守住青岛，但内心却对中国深为感激。
帝制失败，袁世凯不得已重新起用段祺瑞。段提出由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因这个职务常与总统打交道，袁世凯立即表示反对。为了给袁一点面子，段祺瑞托张国淦代为疏通，袁世凯满脸不高兴地说：“真是太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你去对芝泉说，徐树铮是军事人才，就让他再任陆军次长吧（总长由段祺瑞兼）。”段听后，十分生气地说：“时至今日，他还是一点不肯放手！”
徐树铮常说：“优秀的将领，非有文才不可，所以我练边防军，团长以上，都用文人居多。”他又说：“文人操守较佳，缓急之时，亦比较可靠。”
徐树铮不为袁世凯所喜，袁曾说徐：“又铮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袁称帝后，徐树铮写《上袁大元帅书》，言人之所不敢言，其中有：“天下初定，誓血未干，而遽觑非常，变更国体。民信不孚，干戈四起，大局之危，可翘足而待。惟有速下罪己之令，去奸谀之徒，收已去之人心，复共和之旧制，国势可定。若再迟疑瞻望，多延时日，是直授人以柄，自召天下之兵，非策之得也。”
曾毓隽曾问徐树铮：“君谓南皮（张之洞）项城（袁世凯），是半豪杰，作何解？”徐说：“南皮一生，以骂人起家。项城一生，以骗人起家。非豪杰不敢以骂人，非豪杰不足以骗人。然真豪杰，则既不骂人，更不骗人。今南皮与项城一骂人，一骗人，故说是半豪杰也。豪杰而曰半者，其他一半，属屠沽故也。”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当听说总理段祺瑞仍任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随即表示：我怕这个人，我总统可以不当，但决不与他共事。他又对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张不好照实转告段，便找徐世昌商议。徐世昌去劝黎元洪说：“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事必须办到。不要怕又铮跋扈，芝泉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的，不见得更坏些。”
徐树铮做了国务院秘书长，处处秉承段的旨意，不把大总统黎元洪放在眼里。有一天，徐树铮为任命福建三个厅长发文，到总统府盖印。黎询问这三个人的出身和经历，徐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有总理负责，请快点盖印，我的事情很忙。”黎倍感难堪，连连叹息：“过去受辱于袁世凯，今天又受辱于段祺瑞。我本来不要做总统，可他们还是非让我做，真是自找其辱啊！”
徐树铮用国务院的名义电令闽赣两省兵分三路攻李烈钧。赣省都督李纯给国务院回电说，该省兵力不足，只能驻守赣粤边境。国务院见了这个回电才知徐树铮在没有决议、没人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发电。这种目无总统、内阁，甚至也未告诉段祺瑞的事，只有徐树铮才干得出来。出兵乃是国之大事，历史上若有人像徐树铮这样干恐怕脑袋早就搬家了，可他却安然无恙。黎元洪被气蒙了，说：“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秘书长制。”
李烈钧（1882-1946），又名协和，字侠如，江西武宁人。1904年赴日本学习陆军。1907年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在新军和军事学堂任职。辛亥武昌起义时，在九江运动新军起义。成立军政分府，任参谋长。后在安庆被推为安徽都督。1912年任江西都督。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政府参谋总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