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当年离开上海时难过得多
终于坐在火车上的余加安，看着车窗外掠过的旷野和村庄，就在想，这是要回家了，要见到父母了，自己的孩子将来也可以在上海了，一家人都在上海了，以后再也不用回来了。
等到那次的风头过后，大批的人还是走了，或者说能走的人还是走了。因为大环境和人们的观念都在改变，闸门已经打开。
确实，这些返城的人，大家都说总算离开戈壁，离开农场了，总算可以回上海了，要走的人都是喜形于色；可是，等这些人一上了卡车要告别那片土地的时候，全连的人，车上的哭，车下的也哭，那种心情比当年离开上海时要难过万分。为什么？因为已经和这些人、这片土地结下了深深的感情。
此后的几年，一车一车的上海人陆续离开。各个团场、连队都处在兴奋与不安的躁动中，那么多年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苦的人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将会有着不同的未来。
留下来没走的人，不少是工作岗位比较好的，比如医生、教师、干部和技术员。在乌鲁木齐的兵团档案室里，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材料和图表。按照1983年的统计，仅在农一师的上海人中，有2641人提干，283人做医务工作，767人从事教育工作，231人在科技岗位。
到70年代末，在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中已经有许多当上教师、医生、护士、统计、会计、技术员，有调到机关的、提拔到管理岗位的，也有调到各级文工团、宣传队的。像开拖拉机、开汽车的等等，很多基层岗位也都是培养出来的上海人。
就像姜步宏的情况，当大家急于返城的时候，他的户口其实也拿到手了，后来不走又退掉。因为好不容易从农工转为教书的，来之不易，考虑到一旦回上海以后工作在哪里？房子在哪里？决定还是不走。后来姜步宏一直到在团场的领导位置上退休，他说：“现在团场的这批领导，谈起上海人，他们也会由衷地表示敬意，因为他们念小学、念中学的时候，几乎都是上海人在当老师。我自己就做过多年的老师和校长。”后来那些年，有上海人当老师的团场，高考的升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八十。
那时，毛国胜在农三师的团场学校担任初三班主任，他所在学校的上海教师走掉了大半。而出身官僚资本家的毛国胜，经受了历次运动的影响，不得不做事谨慎。面对多变的返城形势，他们夫妇虽然是“双上青”，但是格外冷静地选择留了下来。
知道老师们都在离开，学生们很难受，有的流泪，有的还给老师送东西，尽可能把自己家里微薄的东西送一点儿。但是他们不能说“老师你不要走”，家长给他们讲过，小孩子不能那样说。当时毛国胜夫妇两个都是上海人，都做教师，却留下来，在学校里属于少数。
实在讲，他们选择留下来，并不是对回上海不动心，而是因为认真考虑过之后觉得没有条件。从双方的家庭看，都既没有“双顶”也没有“单顶”的机会，就是说没有顶替父母工作的可能。所以家庭状况和自身性格，不允许他们冒险去拿个“袋袋户口”，意思也就是户口装在口袋里，管它有没有着落先走了再说。他们决定留下来，当中有对学生感情的因素，也有自身理智的考虑，更多的恐怕还是现实的无奈。
在各个团场，一些连队几乎走空了，地里拖拉机没人开，学校里的课没人上。确实，上海人的大批离开，一段时间里对兵团影响很大，相当一部分骨干走掉了，医院的、学校的，走掉了很多人。而剩下的老职工们很朴实，理解上海人想回家，虽然舍不得他们走，但又不能劝他们别走。就把上海人拉到家里去，把家里过年一直没有吃的腊肉烧了给他们吃。也送不出别的，弄点棉花套送给他们，回到上海了，可以做被子什么的。
到1980年底，仍在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由当初的总数97048人减少到49599人。198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新恢复独立建制，这时候随着大形势的变化，兵团在各方面开始出现发展的转机，需要更多的人才。然而，许多上海人已经在返城的大潮中离开或将要离开了。
我们走访程均友的那个黄昏，已经七十多岁的老连长程均友站在大田边上的树下望着远处，缓缓地说：“那边就是我们青年一队的地。原来我们青年一队二百多人，以后调出去一些，剩下一百七十多个。最后返城都走了，没有了。”
他把目光收回来，又说：“开始不理解，他们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都走了咋弄？我当连长主要考虑生产，他们走了我的生产咋办？有这个想法。实际上我也同情这些人，你想想从恁大个城市来到戈壁滩，能坚持一二十年不错了，确实不错了。你叫我要是生在上海，那就不一定能做到。这个东西，人比人，都是人。唉……”
当初，那些抢先登上火车的人，终于踏上了重回故乡之路。这是他们多少次往返的艰辛旅途，也是他们留下了多少情感纠结的旅途；而这一次的回家，直至今日对于他们，仿佛还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的难以忘怀。
一直在偏远的北塔山牧场做“马背医生”，到退休都留在新疆的李梦桃，曾经看到那一幕，当别人返城的时候，他正好因为探家也到乌鲁木齐车站，所以也要坐发往上海的52次列车。当时他看到那些从南疆来的人，用扁担挑上自己那点家当，携儿带女，纷纷从车窗硬钻进去，硬塞进去。
34团有个比较特殊的上海人，叫聂崇良，他出身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家庭，后来他又被打成反革命。因为他是在劳改农场，所以形势一变，他反而是最先跑回去的。他的切身经历是，当时火车里连行李架上都是人，根本不能走动。他就在厕所旁边站了三天四夜，脚肿起来，鞋带全都绷断了。
余加安虽属幸运，但说起那一路上的情形，仍是心有余悸的样子。他表情痛苦地说：“那就像是逃难啊，大人孩子，加上东西，车厢里全都塞满。我跟你说，整个那几天大小便，吃饭，不知道怎么过的，人就一直蹲着。如果谁非要上厕所不可，唯一的办法，只能从人的头顶肩上爬过去，好不容易等啊爬啊，才能到厕所门口。我就是在厕所门口抱着孩子，没有水，一直坚持了三天四夜。”
这一路火车上的煎熬，让所有的人都要崩溃了，只是靠着回家的信念在顽强支撑。他们怀里紧揣着宝贝户口，内心渴望着重新成为上海人。但是，他们很快将被告知，按照对应的政策，那些户口还将细分成所谓“双顶”“单顶”，或者是没有工作可顶替、只能揣在自己口袋里的“袋袋户口”。
之后的岁月里，由于全国各地知青返城已成定局，对新疆的上海支边青年返城的政策也逐渐放宽，更多的人按照“顶替”条件陆续回到梦寐以求的上海。而仍然不符合条件或是有其他原因的，就继续留在新疆，许多人直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