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上车，朋友说你们恐怕走不了
在34团，进退两难的王祖炯跟爱人一商量，干脆咱们也去开吧！然后他就跑去隔壁保卫科的办公室开户口了。没想到这边刚开完，有个在机关的上海人，匆匆忙忙跑来，他在师部有朋友来电话，说这是骗局，单方开的户粮关系，到上海不接收，千万别动。
一些机关和连队的干部正在保卫科呢，一听到他这么说，马上都撤出去了。王祖炯也赶紧把户粮关系退给人家，不要了。这情急之下的一念之差，有时候就会改变人的一生。从此他留了下来，直至在兵团日报副总编的任上退休。事实上，第二天清早，解放军一个连进驻了他们34团。
那天，领到户口的人们归心似箭。但是，他们距离如愿以偿还有很长的路。接下来的命运，似乎注定了还要充满跌宕起伏。
不少抢先拿到户口的，成群结队，拖家带口，想方设法赶往汽车站、火车站。家里的东西已经悉数变卖，身上带着仅有的财物，大人孩子一起向车上挤去。
余加安一家算是动作最快的，他们从铁干里克附近的34团出来，第一天先到库尔勒，第二天到托克逊，第三天上午赶到乌鲁木齐，当天下午他把东西慢托托掉。再过一天，就不让慢托了，他又把剩下的东西多花点钱用快托托运掉。他上午刚办完，下午又不让快托了。没地方睡，就睡在火车站，里外都是人，大部分是上海人，打着地铺，一家一家的。
12月26号这天一早，余加安一家在车站里等着上车，一个朋友急急忙忙地经过，看到他，马上凑过来低声跟他说：“余加安，你们恐怕走不了了。”他问：“为什么？”那人说：“可靠消息，你可别告诉别人—马上要军管了！”没想到平时蛮谨慎的余加安说：“不管它，走！”他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军管归军管，我们还是要走的。
结果呢，他们一家坐了上午发出的列车。而有的人自作聪明，说去上海的车太明显，万一被拦下来怎么办？不如先买票到郑州，再从郑州转车过去，你总拦不到吧。可事实上呢，到下午就开始拦了，不管去哪儿的车，都走不成。
在农一师那边，14团的那批人走的时候，何立云开上卡车去送他们。送到阿克苏的汽车客运站，哎哟，整个车站这是怎么了？一看，全被部队和公安围住了，谁也不准动，谁动，那就可能是一枪。何立云他们吓得动也不敢动，连解手都不敢下车去解。
差不多可以肯定，在阿克苏这里发生的事态，随时都会往中央汇报的。返城请愿的另一个积极人物杨清良，在阿克苏事件之前回到上海做手术。当他收到同伴从新疆发来的电报时，意识到局势可不那么简单了。那封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户口已发，人已解散，会谈开始。”
杨清良连发三个加急电报，给在阿克苏的欧阳琏，他说的是：“户口已发，人已解散，哪还有会谈必要？速归速归速归。”杨清良认为，在新疆那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是大家回上海以后要办的事，也就是跟上海方面沟通接收的事。
但是此时，欧阳琏等被推举出来的代表，正期待着与有关领导就返城后的安置进行下一步的商谈和敲定。1980年的12月26日凌晨，他们等来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时至今日，满头银发的欧阳琏描述起来那一幕，已经很有点像电影情节：“这个时候，我仔细一听，房子上面有人踩着雪，嚓嚓的声音，后面窗子也有声音，前面院子也有声音，都听到了。我到门口，还没推门，哗啦，枪管扎进来，从玻璃上扎烂了。我把门一推开，要倒水的盆就摔在门口，肩上吃了一枪托。是解放军。‘进去！’把我推进去。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站到面前：‘欧阳琏，你被逮捕了。我们以中央的命令逮捕你！’”
当时在阿克苏农垦局任副局长的赵国胜说：“问题闹大了，来个戒严。这一戒严，把阿克苏闹回城风的头头都抓了。”
他们几个被逮捕了，后来判了刑，布告在上海都贴出来。余加安他们回去以后，就在街上看到了布告。
没走成的人，户口都收回去。但这张户口是真的，并不是假的，因为它确实是有关部门开的，公章都是真的。王祖炯说，开的户口和粮油关系，那都是国家正式的户粮关系，谁也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只有国家机关才有。拿上这个不就可以回家吗？但是不行了，不让走，这个东西要退回去作废，没走成的就不能走了。
应该说，这些上海人的回城问题确实比较特殊，特殊在哪里？就在于上海支边青年有将近十万，而其他地方来支边的人都很少，比如宁波一千人，温州五百人，当地很容易就接收回去了。而上海的人数太多，当初是在几年间陆续离开上海的，到这个时候全都要马上回去，并且都已经添丁进口了；又赶上拨乱反正，各个时期出去的人都要回来，上海市一下子怎么接收得了？
事态急转直下，整个阿克苏地区宣布军管。一些人已经侥幸走掉，一些人被截了下来。大批刚刚卖掉家具，准备举家返城的人，又回到了团场四壁空空的家。
从当年的文件记载看，单方面给上海支边青年发放户口的举措，很快被中央制止。相关规定中有这样的表述：已婚的“双上青”一方过去办理了退职、病休手续，另一方符合其他条件，要求双方调、迁回沪的，当前要积极做好他们的稳定工作，待与上海商谈后进行处理。
欧阳琏他们几个被逮捕关起来以后，中央有个91号文件，核心内容是，少数符合条件的人可以回上海，绝大多数不合条件的要继续稳定在新疆。上面还说，欧阳琏是个坏头头，你们有坏头头了，已经签发的户口必须作废。
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本来还有着另外的可能。当年杨清良先期回到上海之后多方走动，打听到重要信息，有关方面对安置将要从新疆回来的人，已经有所考虑和准备了。实际上，上海正处在大发展的阶段，需要人力。已经在讨论所谓的“三个山”：上海的金山，需要大量招工；上海的宝山，当时已吸收五千名四川民工，而需要的人数远不止如此；如果再不行，上海有个后方基地在外省市，梅山。所以金山、宝山、梅山，回城的上海青年可以往这“三个山”安置，上海已经在讨论。结果新疆那边一军管，一下子全停了。
南疆实施戒严，所有的交通要道不准通行，不让上海人出去，派部队把守大河沿火车站，不让上火车。拦回来的人怎么办？其中还包括教师、医生、技术员、机关干部、连队干部。只要是这几种身份的，截回来全部集中到远离农场的一个水库，大西海子水库，到那儿去劳动，反省一段时间。
那段日子，团场、连队的高音大喇叭都在广播，宣布户口作废。山口给卡住，所有的人跑不出去。但周敦福他们那个连队的地方可以翻山，他和两个人躲在卡车底下出了警戒线。然后司机叫他们步行，车子开过去，他们翻过山，车在那边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