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翼未丰时绝不妄动
在《易经》乾卦中，有“潜龙在渊”之语，其意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实力，不可轻举妄动。曾国藩说：“若一味骏快奔放，必有颠踬之时；一向贪图美名，必有大污辱之时。”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来或在不足以制胜的情况下出兵，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
对于《易经》中的“潜龙在渊”之语，曾国藩早就注意到了。在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起来也只有一万余人，而太平天国当时却有百万之师。曾国藩如果轻举妄动，无异于以卵击石。为了保存实力，曾国藩曾经有过四次抗旨的行为，甚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而无法相救。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练兵有万余人。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爱将江忠源。可是，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就向朝廷和盘奏出事实，结果惹来咸丰皇帝一连串的征调谕旨。
第一次征调：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太平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咸丰帝下旨，命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
第二次征调：咸丰三年十二月（1853年），太平军进攻庐州，咸丰帝再次下旨，令曾国藩带兵迅速赴安徽救援。
第三次征调：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太平军袭破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带兵赴援武汉。
然而，这三次征调都没有成功，因为曾国藩抗旨不遵！
曾国藩说：“船炮不齐，绝不出征。”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国藩也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他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
原来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的农民起义队伍。若想与之一较高下，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行的。况且当时曾国藩手上仅有陆上兵马，并没有训练水师。而人所共知的是，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是在陆上。很显然，如果没有炮船和一支得力善战的水军，根本就无法与拥有强大水师的太平军相抗衡。
因此，在奏折中，曾国藩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显然，曾国藩把湘军的作用看得很重。
但事实上，清廷下旨令曾国藩赴援各省，并非要他充当主力，只不过是认为湘军可用，令其前去配合清廷的绿营兵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
咸丰帝看到曾国藩竟然以“事势所在，关系至重”等语抗旨，大有自恃其重之嫌，很生气，便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
在咸丰帝眼中，曾国藩好高骛远不过是自我吹嘘罢了。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各省，并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第四次上奏抗旨。
在奏折中，曾国藩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咸丰帝阅览奏折后，深为曾国藩的忠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各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曾国藩看了“朱批”，不由地流下眼泪。于是，他加快了练兵的速度。
这个世界是凭实力来讲话的，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一个成大事者必须懂得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在实力不够时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甘冒抗旨不遵之罪，由此可见，其为人行事之谨慎，更可见其徐图自强之心。
为了保存实力，等待良机，曾国藩甚至还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
当湖北出现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其老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求援的信函。长期以来，曾国藩与吴文镕交谊深厚。如今吴文镕紧急求援，无论出于公理还是出于私情，曾国藩都不应不救。
但是，曾国藩接到吴文镕的信函之后并没有立即出兵赴援。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都复函拒绝出兵，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出兵的原因。结果，吴文镕兵败自杀。
在曾国藩诸门生中，江忠源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并没有派大军出征救援，仅派刘长佑和江忠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忠源也兵败自杀了。
为了赢得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基础，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战的方针，为此，他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而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他不仅是曾国藩的老师，还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在，会处处有人帮他说话，然而，吴文镕兵败身亡，曾国藩就失去了一大靠山。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自己的治军方针，为了保存实力，他绝不轻举妄动。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绝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正因为坚持此原则，曾国藩才得以保住资本，取得后来的胜利。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人要知进退，识好歹，明时务。此话一点不假。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总会受到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总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只会是自己。曾国藩说：“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人要成就大事，就要有见识，识时务。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官场的险恶看得很清楚，深知“做人就要屈服现实”的道理。韩非子《寓言》中有一节名为“伏虎于匣”，其中所讲的意思是说，老虎在深山，在野兽中称王称霸，但一入牢笼就会摇尾巴乞求同情。为官的人就好比入笼之虎，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为人处世，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对于时局的把握，曾国藩是非常高明的，而其面对时局时的挪移之道更显示出其为官、为人之老道。
曾国藩为大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其弟曾国荃攻下天京城，可谓劳苦功高。攻占南京后，曾家就成了大清的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