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自古以来，功高震主者都为主所忌。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清政府对于曾家就开始显露出排斥之意，尤其对敢作敢为的曾国荃更是不放心。曾国荃学识浅薄、急功近利，自从处死李秀成后，他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
对这些情况，曾国藩看得很清楚。他先是裁减湘军，以示忠诚之意。同时，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上奏朝廷，请曾国荃离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这样一来，曾家就很好地避开舆论的锋芒，更解除了朝廷的心病。
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叶赫那拉氏的心意。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曾国藩出奏，十月奏请即获批准，朝廷还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
然而，曾国荃并不知机，对于时局更是不通。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曾国荃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分，无地自容。
为了开其心窍，在曾国荃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特写七绝12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诗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
同治三年十一月（1864年），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消，致使大病一场。
多年征战在外，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好时机，然而曾国荃不甘寂寞，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家的举措很不满，因而时时流露出怨恨之情。
曾国藩深知九弟的个性，便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在家书中，曾国藩具体安排了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让曾国荃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的地方事务；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诗文奏议之学。
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下，曾国荃终于耐着性子在湖南老家待了一年多，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也坚辞不受。
同治五年二月下旬（1866年），清政府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
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
于是，曾国荃才再度出山。
在时势于己不利时“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一个人如果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不了解，或者难以决断自己的际遇，就很容易身入险境。而一个识时务的人，不仅能够察觉出形势的变化，更能够借势韬晦，化解危险或顺势而为，成就功业。
能认清形势或潮流的人才是英雄豪杰，能够顺应形势或潮流的人才是大丈夫。现实是残酷的，并非心中有所想便有所得，满腔怨愤或不依不饶，都无助于成就伟业。处于大的形势面前，能够对当前的形势和力量作对比，进行准确的分析，明确各方的利害和冲突关系，让自己站在有利的一方，这样才能保全自己，从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立大志，成大业
曾国藩的一生是非凡的一生，他以一介布衣寒士跻身于翰林院，再从文官一跃成为武将，带领众兵将平定叛乱，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兴之臣。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成就，与其志向远大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认为，志向的高远对个人来讲至关重要，因此，他非常注重立志修身，他说：“人之气质本难改变，欲求变之法，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平生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吸烟，片刻不离，直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吸；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进入京师，曾国藩的内心深处开始涌起万丈豪情，他满怀宏远抱负。那时的曾国藩说：“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后来，他得人劝导改名国藩，以示做国之藩篱、为朝廷之栋梁。
自从改名后，曾国藩就投身于京师求学交友的广阔天地。他立定了君子之志，即“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在致诸弟的书信中，曾国藩表露了开辟新生活之意，全然否定过去偏居湖南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到京师后才发现“乡间无朋友，实为第一恨事”。
当时，曾国藩只不过是个30岁左右的青年，却以达到千百年来文人追寻的理想境界为目标，其志向之远大，可想而知。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达到宏远的目标，曾国藩制订了严格的修身计划，曰“日课十二条”。
年轻的曾国藩乐观地相信，所谓“本性不能移”完全是虚妄之语，人的品性可以改变，只要有高尚的志趣以及远大的志向。他把读书的目标确定为“报国为民”。正因为有这样的远大志向，曾国藩才能从山间小树成长为国之栋梁。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更重要。志向的高低决定一个人能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立志流于俗则会使自己患得患失，所成就的事业也自然不会大。立志不流于俗则会使人奋发有为，所成就的事业也就自然会大。
曾国藩说：“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规，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也。”意思是说，人才的高下是根据志趣高下来确定的。志向卑下的人，安于现状，摆脱不了世俗陋规的束缚，因而越来越卑污；志向远大的人，仰慕古圣先贤，因此日渐高明。人才的优劣和智愚就因此而区别。
立大志，则成大业。曾国藩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志向是人生的方向，有了志向才不会因为个人一时的得失遮住双眼而迷失了正确的方向。曾国藩正是在“君子之志”的指引下抵制随波逐流，虽经困惑挫折，终于修炼为一代道德典范。
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对曾氏道德操守的评价可谓中肯：“曾国藩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因为立大志，所以谨修身。曾国藩的立志、修身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身体力行地将之投入到艰难异常的实践中，正是在立定大志的前提下，他才能够“截断根缘，誓与血战”，战胜人心的欲望，走出内心的困境以及世俗的陈规，成就后来的一番伟业。
一个人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物的胸怀，不仅要静思己身，还应该心怀天下、世人，不能仅为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要立大志，就不能一味地顾及个人的荣辱、贵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