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3年4月，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为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施莱辛格和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被纷纷查禁，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这基本就是美国版的“焚书坑儒”。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这些要害部门也不得安宁，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举行了大小六百多次“调查”活动，外加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
到1954年，麦卡锡运动总算是停下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内上下都熬不住了。麦卡锡参议员除了受到“谴责”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到1957年因为饮酒过量死了。从为政的策略看，这应该属于一招“矫枉过正”：先做到十二分，再往回退一退，但还能剩下十分。麦卡锡主义被“谴责”了，但美国国内的左翼在这段时间里遭受了重创，作为政治力量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到80年代美英带着全世界掀起新自由主义，一直到现在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和这段历史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3]，这是后话。就当时而言，这其实是美国的精英阶层面对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对国内思想进行的一次肃清，说白了就是“防止和平演变”——美国精英层对意识形态安全或者说阶级斗争的关注一直以来从未放松过，就连奥巴马在其就职演说中还在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相提并论。
两德分裂
在美国国内反共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同时，苏联其实并不打算和西方世界彻底决裂。苏联同样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但它并没有美国那么走运，战争是在它的国土上打的，虽然胜利了，但这个胜利没法直接带来财富，相反大量的工厂和基础设施都毁于战火，更糟糕的是战争中损失了2700万人口，这对战后总共只有1.67亿人口的苏联来说是最严重的损失。苏联硬实力上的强大在此时不过是指它那部只能消耗资源的战争机器而已。想要恢复元气，除了尽快拿到德国1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外，就得依靠苏联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和西欧国家做能源生意来获得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其实和现在的俄罗斯是一样的思路。
当然，美国人并没有给苏联这个机会，而是拉起了所谓的“铁幕”，一来由于前面提到的苏联的“双重角色”，二来美国也需要给西方世界“制造”一个敌人，一个可以迫使西欧和日本必须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敌人，而苏联恰好是最佳的选项。
雅尔塔会议期间，苏联和英国曾存在一个严重的分歧，就是战后如何对待德国。英国提出要肢解德国，在战后成立所谓“北德”和“南德”两个国家，而苏联则坚决反对。为此斯大林和丘吉尔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是在罗斯福的协调下才得以化解。最终的协议中规定，德国投降后，苏、美、英三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各自占领区内行使德国的最高权力，有关德国性质的一切问题应由中央管制委员会（后称“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解决。斯大林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对肢解德国，是因为一旦德国分裂，仅凭苏联控制的那部分将很难兑现对苏的战争赔款。而且“中央管制委员会”的存在，也会给苏联提供一个和西欧保持接触的平台，那么苏联向西欧出口能源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后面的历史自然是无法让斯大林满意的，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同年8月英美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宣告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冷战的帷幕就此拉开了。苏联为了应对，只能无奈地在9月仓促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在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以应对北约日益增大的威胁。
原本该由整个德国承担的战争赔款，只能由民主德国一家来承担了。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东部的工业基础原本就比西部要差不少，战争中东部遭受的破坏比之西部也更为严重。如此一来，就注定了民主德国在成立之日就不会有好日子过。物资匮乏迫使苏联对德国苏占区搞起了“三光政策”：一共拆迁了1900多家工厂的设备，其中绝大多数是整厂搬走，同时就地“改造接收”了200多家大企业，对苏占区的设备、人员一律无偿征用，最后连民主德国境内的复线铁路也都统统拆了半边去，这一拆就拆了13.5万多公里。经济上的问题，又迫使民主德国政府不得不始终对内采取“斯大林主义”式的高压政策，以维持国内稳定，即便是后来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时，民主德国政府的这一高压政策也没有改变。这也就难怪在冷战期间，民主德国老百姓会不断地逃往联邦德国。现在很多前民主德国的人士，包括一些政界领袖，在主观上极度仇视一切和共产主义沾边的东西，与这段历史也不无关系。
别了，司徒雷登——解放战争撬开了两强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的主题是破旧立新。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击碎，随之终结的还包括西欧的殖民地经济模式。美苏忙着接收西欧的势力范围，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慢慢成形了。
在二战中签署的、对近现代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国际协定有两个：一个是关于资本主义世界铸币权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一个是地缘政治上的《雅尔塔协定》。在以后者为基础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下，在美苏眼里中国很难说是被看做一个独立的国家，相反倒是更像是两个超级大国用了瓜分的众多标的物中的一件——虽然得了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而从实利而言，更多的却是有损无得。在美国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一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实际等于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长春铁路、大连以及旅顺的实际控制权也尽归于苏联，新疆在苏联的渗透下，形势也极为不利。
此外，西南方向美英还在怂恿西藏地方势力寻求独立[4]。而国民政府内部，虽名为一国，可各地之间的贸易壁垒比国与国之间都不差多少。各路“诸侯”也都纷纷和美国暗通款曲。整个国家此时不过是一种有“合”无“统”的状态。
更危险的是，中国被推到了美苏对抗的最前线。当时，按照美军的作战构想，远东地区有两个前进基地计划将在战时用于对苏联进行核打击，一个在冲绳，另一个在中国青岛。这就是说，如果某一天苏美之间开战了，那么中国的青岛将会成为对苏联威胁最大的目标之一，那么苏军必然就会尽全力去轰炸青岛。而对美军而言，那时苏联进入太平洋地区最好的深水港是中国的旅顺和大连，一旦开战，美军为了封锁苏联海军，阻止其南下，也会全力地攻击这两个地方。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晚清时期日俄战争的翻版，当时沙俄和日本的战争还只是局限于中国的东北地区，而此时美苏间的军事对抗则是全球范围内的。一旦冷战变成热战，那么整个中国都会被卷进去。
再进一步从经济角度来看那时中国的境遇。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日本向中国勒索巨额的“战争赔款”。这个赔款数额是当时的清廷根本拿不出的，怎么办呢？只能向列强们“贷款”[5]。从那以后中国的民脂民膏就被清廷以税收的形式搜刮一空，然后作为“战争赔款”的债务的本利每月在上海汇丰银行交割分配到列强手中，中国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途径由此完全被掐断了。这种贷款其实和民间俗称的“驴打滚”账别无二致，你根本不可能还清，中国成了列强的一台提款机。资本不断外流，无法在国内积累起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就都被堵死了。后来清朝被推翻了，可北洋政府继承旧债；北洋政府被推翻了，蒋介石政府接着继承——这是列强承认你的先决条件，截止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外债总额超过30.68亿美元，注意，当时每35美元合一盎司黄金。所以中国工业化也就遥遥无期了。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这些人的意料，中国共产党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又解放了新疆和西藏，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一个个都被轰了出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改变了远东的战略格局。美国在中国内地的势力被彻底驱逐了出去——美国政府提出承认新中国的先决条件是，人民政府必须承认美国在华的特权，并且要替南京国民政府还欠美国人的债[6]。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对司徒雷登就只能说“别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不承认外债的同时，人民政府却承担并最终还清了国民政府欠国内民族资本家的内债，同时兑换了当时遗留在民间的金圆券。所谓“既无外债也无内债”，其中“内债”指的就是这个。
美苏等国既定的战略构想都因为一个新棋手的加入而被彻底打乱了，由此开始，中国的事务只有中国人说了才算。正是解放战争，才真正确立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应该是八年抗战加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不在于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并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但中国最终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为日后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最大限度的、不受限制的发展空间。任何“复兴”或是“崛起”都不是无代价的。
算钱不算人——从技术角度说国民党政权的失败
中国史家自太史公司马迁以来就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关于历朝历代的王朝兴废，偏好于评论领导者的有道无道、有德无德，却鲜有从技术角度梳理历史脉络。而不去考虑天下经略，空谈道义，且不说立场如何，最终都难免执著于小德而不见大道，也让“以古鉴今”无从谈起。
在迄今为止我们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任何一个相对完整的权力体系，当然也包括国家这个最大的体系，无论具体构成如何，在社会结构上其实都大同小异——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最上层的权力核心，过去很简单，就是君王，到了现在由于权力的分散，界定起来比较困难，但还是可以划分出来；中间的精英阶层，包括官僚集团、知识分子，农耕时代的地主豪强，工商时代的资本家；下层则是普通民众。理论上说，只要信息的传递与处理存在“时间差”，中层就是连接上层与下层，组织社会力量从事生产必不可少的环节。国家管理可能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但企业管理大伙还是不陌生的，由于精力有限，且随着买卖越做越大涉及的专业只是越来越多，作为决策层的董事长和其他大股东肯定不可能事必躬亲，正在管理企业运作的是CEO和他下属的各个部门经理所组成的管理层，如果这个“企业”叫做“国”的话，那么这个执行层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精英阶层。
中间阶层必然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其所处位置与构成又决定了这个阶层相对于上面一层有数量优势，而相对于下面一层，又在人员素质和资源控制上有质量优势。一旦社会体制对中间一层的自我膨胀失去控制，则社会结构便会趋于畸形。回到上面的那个例子，在大企业里，决策层和管理层间的博弈往往是一个贯穿始末的主题，而众多企业的衰败，也恰恰是由于决策层失去对管理层的控制所致。而国家说到底也是这个道理。孙权和张昭的故事相信大伙都不会陌生，再通俗点就是“县官不如现管”，张昭们的“现管”的位置决定了，即便孙权这个“县官”被曹操替代了，于他们而言利益基本也是无损的，甚至改朝换代还能带来额外的收益。
因此从“治人”的角度说，居于权力高层的领导者最明智的取向应该是联合下层民众，以其对中间的精英层进行监督，以此达到整个权力架构的均衡。但如果以“算钱”的角度来说，则你会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结论：从成本角度说，收买数量较少的中间阶层，由他们代为管理民众，显然要比“收买”民众的成本要低得多。而进一步说，尽可能控制这些支持者中“核心成员”的数量，同时保有一部分外围“候补成员”，则可以进一步降低成本，同时给“核心成员”以压力，以保证其忠诚度。于是乎，我们便看到了四大家族，看到了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相互倾轧。这既是国民党政权的弊端，可又是它能得以存在的保障。如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8年国民党政权的存亡已在旦夕之间，而蒋经国在上海的铁腕“打虎”不过70天就无果而终。不仅对于中间精英层如此，对待基层依旧如此——将基层管理“承包”给地方豪强从成本核算上说同样是合算的，蒋介石在其所著的《中国之命运》中便对“绅宗自治”夸赞有加。如此当时的中国基层就形成了“包税制”，即国家力量不接触基层，而把管理权交给地方豪强，上级管理者只负责定时定量向基层管理者收取税款，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承包制”，承包工厂是为了赚钱，承包权力自然也不会例外，在定量上缴数额之外，多收一块，自己便多拿一块，由此往下想，基层平民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由上至下层层“承包”，也就意味着即便只考虑国家运作的正常财政需求，最初的所需数额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层层加码，最终重重地压在老百姓身上，并将他们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