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承受了巨大损失的同时，二战后苏联的地缘环境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纷纷被纳入到了苏联的控制范围之内，为苏联构建起了客观的防御纵深，历史上俄国核心地带直面法德等欧洲传统强国威胁的问题得以根本性解决[1]，苏联面对西欧国家就此从守势一跃变为攻势；日本的战败，苏军南下出兵中国东北，这使得日俄战争中沙俄丢给日本人的利益又连本带利补了回来；历史上俄国与英国在中亚地区一直是明争暗斗不断，后来为了应付一战，英俄两国以俄国不入新疆、英国不入西藏为条件达成妥协；二战后英国势力的迅速衰败，使得苏联在这个区域有了可乘之机。显然，后两条对于战后的中国而言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便是后话。
怀璧其罪——想不打都不行的冷战
让今人可能很难想象：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国家经营并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在列宁这批领导人对未来的最初构想中，资本主义在几十年以后就该入土为安了，届时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时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天下大同之后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国家的概念了。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俄国作为一个国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工具，或者说，他们是为了共产主义而选择了俄国。
我们不应以现在已有的信息来嘲笑前人，在1916年前后说资本主义制度将在几十年后灭亡很多人都会相信。十月革命出现在沙俄并非是有多特殊，只不过是同样的问题在俄国要更糟糕一些，而这些问题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普遍存在的，顺着这个脉络想下去，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一代革命者会如此的乐观。
但后面的历史并没有按照列宁等人的预想去发展，他们所没料到的是，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又出现了两次技术革命，资本扩张的空间又增大了——一度即将决堤的“堰塞湖”，由于容量的增大水位又慢慢降下来了。另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问题是，恰恰是因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诞生，让后面资本主义世界的游戏规则改变了。
由于出现了这么一个颠覆自己制度的模板，几个大国间的关系开始缓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彼此杀得尸山血海的列强们能坐到一起搞一个国联出来，首要原因就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换句话说，即便苏联什么都不做，她所奉行的社会制度本身就已经被西方国家看做眼中钉了。
而如果进一步追溯，即便在沙俄时代，俄国也始终受到来自西欧的威胁。拿破仑的入侵就曾逼得库图佐夫不惜火烧莫斯科，以坚壁清野来抵抗法军的入侵。所谓“楚人无罪，怀璧其罪”。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价值以及广袤的国土、丰富的物产决定了她永远无法躲开他人的觊觎，而东正教基础下的文化在西欧诸国眼力同样是“异类”[1]。而这一点，在苏联解体之前忙于改旗易帜的改革派们，恐怕没有谁会想得到。也正因为此，在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一再对欧美国家做出单方面让步，而换来的除了来自欧美的嘲讽和羞辱，就是北约东扩以及支持俄境内分裂势力。最终，俄罗斯才不得不调整最初对西方一边倒的荒唐的外交政策。
很多人对冷战的认识都是美苏之间针锋相对，然而无法忽略的是：两德分裂始于美国率先策动西德建国，朝鲜半岛南北分制始于美国首先策动南朝鲜建国，北约建立（1949年）早于华约六年之久（1955年），古巴导弹始于美国率先在希腊和土耳其部署可覆盖苏联腹地的中程弹道导弹……事实上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基本都是美欧首先发难，苏联被动应对。
苏联看似是当时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可它所面对的西方阵营却涵盖了世界工业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强，而在1948年美国又牵头建立起了“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也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专司对苏联等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技术禁用和贸易限制，以此进一步拉大两边工业能力的差距。这种悬殊的差距导致苏联不得不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最终导致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人们日用生活物资匮乏。在计划经济完成工业化任务之后，过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需要。
铁幕降临——意识形态先行
在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大致可分为两部分，通俗地说，一部分是考虑如何对付苏联人，一部分是考虑如何对付英国人和法国人。西欧在战后已经彻底衰败，美国要接手他们的势力范围，这自然不会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苏联如前所言，对美国具有双重威胁，既是意识形态上的威胁，更是争夺全球统治地位的竞争者。反过来，从苏联人的角度来看，苏联的对外战略决策同样也是这样的两部分。在笔者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与中国历史上的楚汉之争倒是有着几分神似——如果剥去表象看本质，历史其实没有太多新鲜的东西，秦失其鹿，天下逐之，捷足者得之，仅此而已。秦帝国崩溃之后，起事的各路诸侯先是分食秦的遗产，然后形成了两个阵营，最终在一番混战之后，一方获胜，天下重新统一。
美苏之间的争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开始，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为例。起初为了减少消耗，苏联在对日宣战问题上一拖再拖，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以后，苏军立刻出兵东北，甚至来不及和当时的国民政府签订一份协议。因为这时候日本投降就是朝夕之间的事情，苏联必须抢在美国人之前，把尽可能多的地方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更早些时候，美国迟迟不肯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也是同样的道理——说白了就是苏美都要抢地盘，但又都想尽量避免自身实力的损耗。
杜鲁门接任总统伊始，美国政府就开始酝酿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从战后的历史发展看，美国决策层对战后世界性质和美国对策的看法，应该在1945年底至1946年初基本形成。巴顿将军曾多次对苏联大放厥词，要“进攻苏联”，这不是没有背景的。只不过，罗斯福总统时期所执行的对苏“怀柔政策”还存在一定的惯性，所以这些言论给巴顿招来了麻烦。1946年1月5日，杜鲁门当面指责国务卿贝尔纳斯对苏不够“强硬”，明确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而要用“强硬的抗议”和武力的“铁拳”对付苏联。杜鲁门把这一举动称作“我们政策的转折点”。
1946年3月，卸任后的丘吉尔应杜鲁门的邀请来访，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了一篇反苏反共演说——也就是著名的“铁幕演说”。这一举动，可以看做是美、英两国决策层对国内舆论的一次试探。演说内容被公布以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很多政府官员也纷纷表示不同看法。杜鲁门由此感觉时机尚未成熟，赶紧举行记者招待会，矢口否认自己与丘吉尔的演说有任何关系——按照外交常识，这么敏感的内容，在事前美方不知情是根本不可能的。
美国民众的这种反应，一方面是源自老百姓最淳朴的感情——就在几年前，两国人民还在并肩抵抗法西斯；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当时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已经开始认同，社会主义在当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战后初期苏联真正占优势的并非是军事而是意识形态。和现在我们的印象不太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宣传的语境中极少会出现“民主”这个词，他们宣传的立足点是“自由”，老电影里国民党一方一开口肯定说“自由世界”，在朝鲜和越南当时东方阵营都提出搞投票选举来决定这些国家的走向，但美国都拒绝了，归结起来还是那个时候自己心里不踏实。很多前华约国家的国名全称中都带有“民主”这个词，这其实是当时东方阵营意识形态上处于攻势的一个反映。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的攻守易位，对“民主”的解释权也顺势转到了西方阵营手中，但西方国家说得最多的，还是“新自由主义”。
而在当时，爱因斯坦在1950年3月16日写给纽约大学的信中热情称赞“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而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在当时的语境下，“自由”的含义是我可以给你最大限度的空间让你来折腾，释放个人的能力，但我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放到经济层面就是无干涉主义，源自法语词汇“laissez-faire”（“让他做、让他去、让他走”），意思就是政府放手让商人自由进行。简单说就是开了一个“盘口”，没人拦你进去，但你要进去就必须“愿赌服输”。
题外话，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能够广泛被接受，倒也不光是西方国家高层加媒体就能引导得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历次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困窘已经在社会福利的浸淫下逐渐为人们所遗忘，这个时候“自由”对人们的吸引力往往会更大——虽然多数人不会承认。久赌必输、庄家至大这些赌场潜规则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另一方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几乎是所有寒门子弟从小听到大的，而一旦有朝一日面对可以做“人上人”这个高额回报时，在输到要跳楼之前，几乎所有的“参赌者”都会更愿意相信自己会是最终的赢家，而当持这种观点的人达到一定比例以后，所有人不管想不想，就都必须参与到这场“自由竞争”中来。人民书写了历史，这其中包括历史的所有部分。
而在20世纪50年代，大萧条的记忆还并未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1932年9月的《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这还是在1100万农村人口没有计算在内的情况下。同样在1932年这一年，美国的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这种情况下你让多数人“愿赌服输”，人家肯定是不干的，由此使得众多知识分子最终成为左翼人士，《国际歌》成了那时的流行歌曲，某些州的左翼政治力量甚至提出过要从美国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事实上时至今日，美国文化界总体上依旧偏左者居多。
二战结束后，美国随即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战后一年的时间里，全美共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
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必然要引起欧美上层的强力反弹，英国学者帕克曾说道，“美国许多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是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对于他们的私人企业经济感到失望，开始对苏联的实验发生兴趣，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十分热心：重实效的经济学家、工人领袖、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工程师们，都称赞他们访问苏联时看到的东西。大经济衰退的时期出现了依靠施舍度日的穷人队伍和施汤棚，到处是一片艰难困苦的景象，从那时的美国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并不像现在从丰裕的处境回顾时那样阴暗和令人生厌。但是，在有势力的保守阶级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官方掀起了一场反共政治运动，现在美国的舆论动辄把共产主义和纳粹等同起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到后来，发展到几乎人人都要过筛子的程度。在帕萨迪纳，有个三岁的小女孩要为商店当广告模特，结果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而到1950年时，美国人口一共才1.5亿。在当时，教社会科学的老师要是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因为沾上了“红色”，也被迫更改了队名，连参加美国小姐选拔的候选人都必须先陈述她们对马克思的看法。
到此还没完，这场运动的真正高潮在1950年到1954年。在1950年2月12日林肯诞辰纪念日，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国务院”的演说。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麦卡锡参议员从华盛顿飞往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在俄亥俄县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一时间，美国国内上下都开始抓“叛徒”、抓“特务”。1949年8月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紧接着在次年，“洛斯阿拉莫斯”[2]的科技人员挨个接受调查（前面提到过，美国知识分子偏左的居多），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成了嫌疑犯而受到迫害，埃塞尔·罗森堡夫妇则在1953年6月19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以所谓“原子间谍”的罪名双双送上电椅处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