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子侄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
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才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才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译文】
天底下的事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去做，那么困难也变容易了；如果不去做，那么容易的也就变困难了。人们求学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
去学的话，困难的也变容易了；不去学的话，容易的也会变困难了。
我天资愚笨，赶不上别人；我才能平庸，赶不上别人。我每天不停的学习，长时间不懈怠，等到学成了，也就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愚笨还是真的平庸了。我天资聪明，超过别人；我才思敏捷，超过别人。如果摒弃而不用，那跟愚笨和平庸的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孔子的学问最终是靠不怎么聪明的曾参传下来的。既然这样，那么愚笨平庸，聪明敏捷的功用，难道是永远不变的吗？
在四川的偏远的地方（边境）有两个和尚，其中一个贫穷，另一个富有。穷和尚告诉富和尚说：“我想要前往南海，你觉得怎么样？”富和尚说：“你凭靠什么前往呢？”穷和尚说：“我只要一个瓶，一个钵就够了。”富和尚说：“我几年来一直想雇船前去，还是不能。你凭靠什么前往呢？”过了一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把前往的事情告诉富和尚，富和尚露出惭愧的神色。
位于西边的四川距离南海，不知道有几千里远。有钱的和尚不能前往，没有钱的和尚却可以到达。人们在立志上，反而比不上四川偏远地方的和尚吗？
因此，天资聪明和敏捷，虽然可靠却也是不可靠的；自己仗着聪明与敏捷而不努力学习的人，那就是自毁前程的人。愚笨和平庸，好像会限制人，却也限不住人；不被自己的愚笨平庸所局限而努力孜孜不倦地学习的人，那就是能成就自己的人了。
【题解】
《为学一首示子侄》，为清代彭端淑作品，作于乾隆九年（1744），因彭端淑同族子侄很多，仅其祖父直系就达69人之众，但当时连一个文举人都没有，作者见状，甚为忧心，急而训之，所以才写出这篇文章来。通过此文，说明通过人的天资昏聪能力庸敏，为学存在难与易，但由于学与不学的关系，可以相互转化的辩证分析，并劝勉子侄读书求学不要受资昏材庸资聪材敏的限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学习，立志成才。
彭端淑小传
彭端淑（约1699—约1779），字乐斋，号仪一，四川丹棱人。他是清代四川的著名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清代四川三才子。彭端淑从小聪慧颖异，十岁即能文。他与弟彭肇诛、彭遵泅于紫云山下“相为师友”，同窗苦读达六年之久。
雍正四年（1726），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出任广东肇罗道署察史。当时的肇罗道为“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可见朝廷对他的器重和信任。他一到任，即以“清慎”二字自励，于是上行下效，吏民称便。他身为朝廷命官节制重镇，但出行议事，巡视察访，却轻衣减从，杜绝了那种前呼后拥、鸣锣清道的排场；并严禁“迎送馈”，违者严惩，深为“吏民称歌”。特别是对那些才识具茂之士，他更亲自考核，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成就甚众”；而对于民事纠纷，刑律诉讼，则“务更正，使之相安”。由于他比较能广接视听，了解民瘼，依据案情，权衡事理，循律论断，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其后，彭端淑由广东辞官归蜀。
归蜀后，彭端淑便在成都锦江书院担任主教，开始了他一生中作育人才的教学生涯。以他广博的学识，竭尽他晚年的全力于教书育人。
彭端淑一生苦工诗文，他一直坚持“诗学汉、魏，文学左、史，皆诣极精微”。但在文学道路上，他却是有一番曲折经历的。在清廷专制统治和“文字狱”的压力下，他是不敢也不可能“妄有所作”的；而束缚思想的八股文也妨碍了他在文学上的发展。直到近五十岁时，他的一些作品才表现出激越奋进、深沉稳健的倾向，给人以鼓舞和教益。
彭端淑的诗很有情味。为官时的经历使彭端淑对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在他的诗中对广大贫苦农民寄予了满腔的同情。
彭端淑一生著述较多，可惜不少已经散佚。他与其弟彭肇殊、彭遵泅曾共游于京师，俱以文知名于当时，一时有“丹棱三彭”之称。在“三彭”中，以彭端淑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有《白鹤堂文集》、《雪夜诗谈》、《晚年诗稿》等传世。
彭端淑活了八十一岁，死后葬于彭山县公义场罗家山，至今尚有坟台遗址。
桃李天下
彭端淑一生很注意对人才的培养，造士甚多。为考官时，对才识俱佳之士，亲自考核，极力提拔，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清代名臣、《四库全书》总篡官纪昀，为解元时即得彭端淑提携，后成为清代学术界权威。
执教锦江书院后，其门下更是人才辈出，李调元、张翯、钟文韫等皆为其学生。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后约二十年时间，全部贡献给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诗中有明确的记载：“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对他讲席书院的时间和心境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为官勤政
雍正四年（1726），彭端淑乡试中举。雍正十一年（1733）与孪生弟弟彭肇洙同榜登进士第，授吏部主事。乾隆十年（1745）升吏部员外郎，旋迁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充任顺天府（今北京市）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1755）出署“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的广东肇罗道署察使。
彭端淑待民宽厚，为官一意为民，常以“清慎”自励。每出巡议事察访，必轻衣减从，“随行不过一二人”，并明令所经各州县一律禁止迎接款待，违者严惩，深得“吏民称歌”。彭端淑断案明决果断，对民间诉讼的误断，无不一一更正，使民相安。初到粤东，遇积案三千余件，他立即调集各州县案卷，会同幕僚开诚布公，明断有声。不一月，全部案结，吏民无不惊佩。又督修省城书院，延请名师月课，亲为指授，士风甫振。彭端淑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
隐退讲学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而当时的清王朝虽已进入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但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
乾隆二十六年（1761），彭端淑随船督粤西粮运，船行在南海中，不慎失足坠水，虽被搭救脱险，但他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感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此时的彭端淑已对官场的尔虞我诈有了充分认识，决意隐退，遂借口此事，辞官归蜀，隐于成都白鹤堂，入锦江书院（今成都石室中学），走上了课士育贤的道路。彭端淑在该院任主讲、院长二十年。
彭端淑作品精选
苦雨
秋气已萧条，况复兼多雨/晨夕无时休，薄寒侵簟几/千户叶低垂，栖鸟飞不起/落落罕人行，流恶满街市/白日何由开，阴云幕未已/四野庆有年，刈稻今方始/常恐十日霖，禾头渐生耳/天道远难归，老大心同杞。
【注释】
簟：指用芦苇编制的席/刈：割。
【题解】
此诗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此年彭端淑59岁，官岭西兵备道辖肇罗道。诗前八句描写秋雨连日之苦；后八句写内心因雨而生发的忧愁。诗写得直白如话，一点也不博奥生涩。连日的秋雨早晚下个不停，诗人担心虽然今年的庄稼丰收在望，但如果这雨终日下个不停，那田中的稻谷一定会生芽烂掉，诗人内心因此生发出无限的苦恼和忧愁。从中表现出了诗人关忧民生的为政者仁心情怀。其兄弟彭肇洙曾评此诗说是：“忧伤时事，方不是泛作苦雨诗。”
喜雨
苦旱经几旬，况复当仲夏/造化鼓洪炉，山林色如赭/竟日苦炎蒸，微风不得假/上宰悯时艰，虔祷获天嘏/向夕焂云腾，雷雷惊大厦/中霄骤雨来，声欲裂万瓦/重檐滴不休，晨起尚倾泻/万方同一欢，甘霖沛四野。
【注释】
赭：红色/嘏：福。
【题解】
此诗约作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此年彭端淑60岁，仍官岭西兵备道辖肇罗道。作者自注：“是日方祈雨”。彭肇洙评此诗：“奇警处，绝似杜韩。”
此诗主要描写时值仲夏季节，再加上连续数月的天旱，作为地方官员正当祈雨之日，突然天降大雨，从而消解了连月的旱情，诗人认为这场突然降下的大雨一定是上天被他虔诚的祷告所感动的缘故，因而此时诗人内心之喜悦心情应该是难于言表的，这首诗也与去年秋所写的《苦雨》一样，语言浅近，朴实无华，充分地表现了诗人殷忧民情的仁者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