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的这些地方，见过的这些人，那些瞬间激发起的活跃的思考以及所有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都将成为我想念中的火花。在香港的时间里，我学会了如何思考，怎样生活。
1月23日凌晨4点半，在难忍的饥饿中爬起。拖着重重的行李箱，走在杭州城湿漉漉的雪水地上。漆黑的夜色还未散尽，前往香港的行程已然开启。
一路辗转。在深圳边检长而拥挤不堪的队伍里，我抬起头望望前面的风景，人头攒动。直到操着一口粤语的工作人员走来走去，才发觉另一个世界已经在眼前铺展。
入住宾馆。门外的街道上，一队示威游行者喧嚣着走过，警察开路。这就是香港了，一个和大陆的生活方式有着激烈碰撞的自由领地，一个混杂着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复杂的交通港，一个微笑着的温和而又匆忙的群体。耸立入云的楼房与复古的低矮的建筑的交相辉映，飞黄腾达者施展抱负的天堂和乞食者的地狱的融合交错，电车的呼啸与地铁铁轨撞击声的交响……构成了我初读香港的子目录。
第一天入港的夜晚降临的时候，我走进了路边的一家书店。在畅销书排行的书架前，我揣测着香港人的心理。言情小说和散文的小资情调，追求健康和幸福生活的导航书，反叛、宗教……他们一边批判着大陆的话语权的把持者，一边思考自己的生活，也矛盾着、斗争着所有和痛苦相关的情感。可以想象，这样一群人是怎样迫切地渴望从书中寻找自我生活与心态的平衡，渴望在一个人人都飞速行走的社会中间找到自己心灵的落脚点。
1月24日，香港中环怡和大厦的会议室，我见到了梁振英先生。当概念世界中的名字突然和现实重合，你就会感觉自己仿佛在两个世界的交叉口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听梁振英先生讲香港社会，就仿佛读一家权威报纸一样，时而怡然自得时而忧心忡忡。第一天的正式访问，在短短一个小时的光景里，我恍然间初读了香港社会。小市民的欢喜悲忧与大企业的兴衰起伏、政府的努力与无力、文化的强度与制度的软度……我清楚地记得梁先生讲，财富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在物质享受的追求上几乎无差别，而我们追求的是精神的支持。这也许就是很多富人决定从事慈善事业的原因吧。梁先生提出了自己也许目前无法实现的理想——建成大型博物馆城。从梁先生眺望远方的目光里，我读到了他对于文化延续的关切与淡淡的忧伤。了解中国历史，并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视角中去思考，也许是这个计划的宏伟的目标之一。对于梁先生讲到的社会问题，一刹那间都在这个宏伟瑰丽的计划中隐退了。是我觉悟还不够，不能在几天的时间里了解香港社会，懂得香港人，知道这里发生的喜乐与哀愁。而有梁先生的话作为激励，也就知足了。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位于中环的渣打银行大厦恒隆地产总部，见到了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先生。张先生是位极健谈的人，直入主题，用最切合自身的体会讲述“一国两制”究竟带给香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理性地看待它。我十分庆幸自己能够暂且跳出人为设置的条条框框，真正站到香港社会的一寸土地上，听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心平气和地将中央政府多年的政策的利弊讲给我听。香港，就不再是一个虚拟的图画，不再是往日新闻里讲的歌舞升平般祥和美好，它的苦是隐藏在快乐深处的一滴泪水，你不设身处地去感觉，是很难明白的。
香港的复杂，在于它构成元素的复杂。大陆上生存艰难的人，包括革命家、商人、军阀、资本家都成为偌大香港社会的一分子。他们的生活如何继续，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张先生说得有道理，我们评价一个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在于它施行前后，人们所担忧的事情是否还继续存在。一部法律，集结了一个社会的担忧。我们让人们生活得更好的方法，也许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坚守法律，而是将法律中所有的担心与忧虑一点一点地转变成安乐与幸福。这些制度的东西束缚得越多，生活就越紧迫，无论对谁。我们都不希望有一天醒过来，世界是一片压抑，哪怕我们很安全。谈到香港与大陆政府关系的转变，张先生讲到了一则关于海龟和蝎子的寓言故事，是我很小的时候听过的。香港之于大陆，就像海龟之于蝎子，它们的关系在初期如此游离，互不信任。直到香港人在经济不景气的心态影响下变得客观而公正地审视这个关系，才逐渐从isolation的尴尬局面扭转到integration。
当较量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难以求得平衡的时候，香港倾向于在民主与人权间寻找可以与大陆的抗衡点。这也就是我们在香港的短短6天的工夫就亲眼见识了两次示威游行。具有戏剧色彩的是，我们这一天刚刚走下渣打的大楼，就看见一群示威静坐者在渣打华丽的大厅中高喊着口号，抗议渣打对于香港经济的垄断。门外的栅栏上，挂着白底黑字的标语，看起来触目惊心。大概在大陆，只有葬礼上才见得到这么突兀的字体，在香港，却成为大街上人群匆匆而过的背景画面。
座谈的会议室摆起了餐具。精致的餐具在眩目的黄色灯光下闪着光，洁净的高角杯盛着红酒鲜丽照人。趁着一道道菜上来的时候，我瞥了一眼窗外。28层的高楼那端是高耸的山脉，俯视着周围的楼群。后来与我同行的一个学长意味深长地和我说，站在那里看窗外，才觉得人站得高有多重要，高度决定了你是仰视还是俯视，决定了你存在的气度。他说，他一下子感受到了一个男人所应该达到的高度和气度。也许是个性有异，我并没有感到强烈的事业野心被激发。我只是觉得我在这里，和这样的人谈话，我很充实，生活也很美好。
后来，恒隆地产的董事长陈启宗先生与我们共进午餐。陈先生谈话的重点有三：人性、历史与《圣经》。他说，这三点是了解世界的有效途径。沿着他的眼界看过去，我仿佛还站在世界外面，甚至离边缘还很远。后来在同大家私下交流的时候，大家纷纷表示不很认同陈先生的看法，尤其是对于中国在亚洲的影响的推断以及中国与西方价值参照的结论上。但是我们的周老师肯定地说，只有读过历史，读懂历史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觉悟，是我们的修炼不够。这一点，虽然我无法推断是否真的如此，但我确信自己还站在历史的边缘，傻子一样搬弄着自己所谓的人生观。我知道自己有多浅薄。
陈先生认为，当达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是智力的问题，更多的是创意的问题。我联想起上午梁振英先生所讲的个人财富与精神追求的平衡点，联想起张元老师曾经讲过的灵感与天赋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我发觉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太多额外的道理，很多道理本身就是本身的解答，很多道理与其他道理之间都存在着思维的结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些道理之间搭建起一条属于自己的通道，在能够运用它们的时候恰到好处地运用。总结起来，当一个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或程度的时候，总是存在着另一种层面的转化能够将这件事物本身从“极端”解救出来，达到我们意义上的“中庸”与“和”或者西方意义上的“制约与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