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资本主义色彩的依存关系
在各国把政治权力作为追逐对象的时期，有一种资本主义普遍的存在于世袭制国家之中。这种资本主义以政治为目的，为诸侯提供资金来源，以及专用的供货商人。这种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所有世袭制国家的情况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在相同的条件下，所起到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并带来了高额的利润。另外，积累财富的重要来源中也包括商业和采矿业。据说，在汉代曾出现过身价百万（以铜钱计算）的富翁。不过，在国家统一之后，这种资本主义出现了倒退的现象。同样的情况在罗马帝国也出现过。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产生这种资本主义的根源。在另一方面，单纯以自由交换为目的的市场资本主义，此时正处于萌芽状态。
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情况，在工商业，或是合作企业之类的其他地方，与技术人员相比，商人具有更高的地位。这一点，在合作企业普遍使用的利润分配方式中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很显然，即便是地方性的工商业，也能在不同的地方之间由投机产生经济效益。在古时候，农业被奉为真正具有神圣意义的职业。但是，对农业的推崇，并没有阻止人们在公元前1世纪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农业相比，工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商业获得的利润比工业还高。
可是，这些情况并不是近代资本主义就此开始发展的标志。在中世纪的西方城市里，一种制度促使了市民阶层的产生。这种制度是西方独有的。在中国，它要么是根本不曾出现，要么就是已经发生了改变，呈现出不同的形式。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以及相应的社会基础是经济被理性客观化后的一种表现。在中国是缺乏这种表现的。但是在意大利，这种表现很早就出现在了城市的商业法中。
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存在宗族在族人借款时为其提供担保。这是个人信用贷款业务发展的最初形式。不过它后来没有再继续发展，只是停留在赋税与刑法的领域。在西方，至少是在意大利，“无限商业公司”的出现源于家庭中股份制的形式。这是一种以家族继承人为基础的形式。不过，在中国，这种形式变成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共同体。与西方家庭股份制相比，这种共同体起到了相似的作用，只不过它的作用也只限于具有资产的阶层。而且在经济上，两者所具有的含义也大相径庭。
在像中国这样的世袭制国家里，官员兼顾了官员和税款征收人两种身份。其实，我们可以说官员就是税款的征收人。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他们在财富积累上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广东的“河伯” 。等到官员退休后，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合法的资产便被他们用来购买土地。他们的孩子们情愿作为共同的继承人，形成一个继承团体，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资产。同时，他们会向家庭成员提供接受教育所需的费用，努力使他们成为拿国家俸禄的官员，从而为这个继承团体获得财富，并再次为族人谋求官职。这种现象广泛存在，并被认为是理应如此的做法。
这是一种以政治为基础积累财富的方式，不过，这种方法并不是那么的稳定。尽管如此，以此为基点，形成了城市中的贵族阶层和大地主贵族阶层（经营小块土地的出租）。在这个大地主贵族阶层的身上，不曾体现出任何封建和资产阶级的性质。升官是他们聚敛财富的唯一方式。
所以，在经济上具有典型性的情况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理性的经济活动，而是对财富的控制，特别是对内政进行掠夺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以积累土地作为主要方式。当然，要除去对地产进行投资的商业活动。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世袭制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就像前文所描述的那样，官员挣钱的方式主要是控制赋税。具体来说，由于可以用货币购买缴纳税款的义务，因此，官员会在收税期间，对两者之间的换算进行随意的规定，以此获得财富。
作为官员候补的资格，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所以每个省份都要对这些名额进行级级分配，固定名额的情况，也只有碰到例外时才会出现。由于做官与经济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因此对于一个地方有身份、有名望的家族来说，惩罚他们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停止当地的科举考试。
很显然，就理性经济经营团体的发展而言，家庭营利团体的做法与之截然相反。另外，宗族对于家庭营利团体也是一种严重的束缚。接下来，我们会以这个问题为基础，对已经反复提及的宗族组织的重要性进行探讨。
在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宗族就不再具有任何的作用了。不过，中国的情况恰好与之相反——它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在这里，它不仅是地方行政管理体系中最小的单位，同时还是一种经济联合组织，并得到了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发展程度是世界其他地方，乃至印度都未曾达到的。
在中国，宗族组织拥有非常严密的结构。统治体系上层的世袭制政府受到它的抵制，并导致了冲突的产生。截至目前为止，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在具有一定政治威胁的“秘密社团组织”中，由宗族构成的组织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例如，根据《京报》的记载，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教创始人洪秀全所属的宗族就被认定为非法秘密组织）。而且，很多宗族的姓氏被用于村庄的命名（例如，张家庄，意思就是“张姓宗族居住的村庄”）。假如在整个村庄人数中，一个宗族占了多数，那么就把这个宗族的姓氏作为村庄的名称。
当然，村庄也是宗族的联合体。根据古老的地界标识，土地归属于宗族，而并非个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受到了宗族共同财产体制的维护。通常情况下，村长是经过推举选拔出来的，并可以领取薪水。而且，他往往来自村庄中占绝对优势的宗族。对于村长，“族长”可在一旁协助他的工作，并有权废除他。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讲到，在所有的宗族中，有权对族人进行独立自主的处罚，但是这种权力并没有得到近代国家政权的官方认可。不过，只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皇家所拥有的家权，即对皇族成员进行审判的权力。
对于宗族，世袭制政府采取了肆意干涉的做法，例如以人丁（即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作为划分人口的标准，而后把他们机械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共同承担纳税和治安的责任联合体，形成保甲制度。此外，还有强制性的迁徙、对土地的重新分配。这些做法对宗族形成了严重的干扰。不过对于宗族来说，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对祖先的崇拜，它是宗族团结的源头和依靠。在宗族的帮助下，家庭的家长对这种崇拜进行管理。很显然，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崇拜，并具有古典的特性。而且，无论是政教一体的专制政府，还是其下属的官员都无法对这种崇拜进行干涉和控制。
似乎早在远古时期——崇尚武力的时代，祖先的生灵就曾经在“男子聚会场所”中充当过某种角色。可是与真正图腾崇拜相比，似乎又存在着差异。这表明，“男子聚会场所”可能源自于体现着君主和其随从的特征，以及由此产生了相应的世袭卡里斯马，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组织形式。总而言之，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对祖先神灵的信奉是中国人历来的基本信仰。当然，对祖先神灵力量的相信，并不仅限于自己的祖先，但通常是以自己的祖先为主。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祖先是一个中介人，可以把自己子孙后代的愿望转达给上天的神灵。从中国的礼仪以及他们的文化中，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人们还坚信，有一点是必须的，即要向祖先的神灵献上让他们满意的祭品，以确保他们心情愉快。另外，对于皇帝来说，其祖先的神灵大概相当于上天的随从。
在中国，假如一个人没有儿子，那么，他就必须领养一个男孩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假如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有继承人，那么，就由他的家族为他选一位继承人。事实上，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这个人，而是为了让他的亲属在他的灵魂前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坦然。这些观念所具有的社会效应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提升了宗族的权力 ；其次，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有利于团结。
在埃及，死亡的崇拜占据了支配地位。在那里，官僚制以及财政高于一切的政策破坏了宗族的团结。后来，美索不达米亚也出现在了同样的情况。不过，中国宗族的团结却得到了加强和维护，实力也得到了发展，以至于最后能与政府的权力一较高下。
宗族的组织结构
原则上说，任何一个宗族在自己聚居的地方都有本族的祠堂。直到现在，这种情况依然如此。在必备的祭祀用品之外，祠堂中通常还有一块匾额，内容是得到宗族公认的道德行为准则，即家法族规。事实上，宗族有权利制定规矩，以便约束自己的族人。可以说，族规的效力不仅高于法律，而且，在某些时候，在礼仪方面甚至能与法律形成敌对。在对外问题上，宗族内部非常团结。在宗族内部，亲族在族内长老的主持下，不仅可以对族人实施鞭刑，还有权利将其从本族中除名。除名，也就被剥夺了一生应当享有的公民权利。另外，像俄国的村社那样，可以直接把族人从宗族中驱逐出去。
就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只有刑法需要承担连带的责任。不过，对于同族人的债务问题，宗族还是会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如果族人急需一笔高额的消费贷款，一般都可以在宗族内得到解决。而且，对于经济相对宽裕的族人来说，为其他贫困的族人提供帮助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当然，一个外族人在叩头很多次后，也能得到借款。因为，假如这个人因为没借到钱而绝望自杀，那么他的灵魂会来复仇。任何人都不想冒险承受这样的后果。不过，似乎没有人非常爽快地自愿还钱，特别是自己背后有强大的宗族作为支撑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