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中国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中国人在对待陌生人时缺乏一种帮助和友善。一场大雨过后，道路无法行走。这时赶路的人不得不动身继续前行，但是他会发现“天、地、人”竟然会联合起来同他作对。没有人会告诉他，他走的这条路的前方就是泥沼。即使你陷在沼泽里，也不管旁人什么事。我们已经谈过中国的官道是无人关心的。在一定的季节里，所有这样的路都是泥泞难行的，每当外出的人一头栽入泥坑而又无力自拔的时候，他的身边便会出现一大群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人，而这群人仅仅是那种“隔岸观火”的人。但是不管围观的人有多少，你只有在和他们谈成条件之后，才会有一个人站出来帮你摆脱困境。更有甚者，当地人竟然会利用这种特殊的时节在那些难走的地方挖上几个深坑，特意让出门的人陷进去，因为只要这样，陷进去的人就不得不出钱来雇他们帮助自己。如果你对这种地方的道路有任何疑虑的话，也不妨一直走下去，不要去理会当地人的劝告，因为你永远都无法确定他们的道路，而且你不知道他们给你指示的路是有意让你绕道呢，还是真心地想帮助你？
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当一个外国人举家搬往中国的某座内地城市后，受到了当地人的亲切、热诚的欢迎，不少邻居甚至还主动将自己的日常用品借给他们用，直到他们把自己所要用的东西准备齐全之后再还回来。虽然这种例子不只是这一个，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情况只是一个例外。很显然，在中国最为常见的接待方式就是漠不关心，除非他们对你感到好奇，想看看新来的人长什么样子。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人有任何主动帮助别人的事情，当然这种事情不能说一定没有。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些水手试图要进行一次陆上旅行，他们的旅行路线是从天津到芝罘，从广州到汕头，但是在他们旅行期间，没有人为他们提供过一次免费的食宿。
对于那些运送死人回家的人，要想在路上找到一家可以让他们住下的客栈，是十分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有这样一件事：一名死者的兄弟在运送死者的途中，因为店主不许棺材进门，所以他被迫和棺材在街上呆了一夜。如果要将死尸摆渡过河，那么船夫会索取很高的渡船费。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运送死人的人为了顺利地将死人运回去，竟然把死尸双层包好，再用席子裹起来扎好，让它看起来就像一个货物一样，从而避免别人的怀疑。另一种情况是，近年的某个严冬，山东潍县有一个店主，因为他拒绝几个快要冻死的人进店，担心他们死在自己的店里，于是硬把他们赶到了街上，最后这几个人被活活地冻死了！
中国的一些罪犯常常不会在官老爷的面前受到惩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犯罪的人要花一定数量的钱，从而使官老爷不知如何断案；另一方面是羞于公开。因为有许多通奸案就按照乡规民约来解决了。犯这种罪的人通常要遭受一大群男人的痛打，这是外国人非常熟悉的一条中国原则：“人多势众”。有时罪犯会被打断腿，或是打断手臂，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将罪犯的眼睛抹上生石灰，使其变成瞎子。我就知道几件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也就没什么希奇的了。有一个极其聪明的中国人，他很熟悉西方的思考方式，但是当他听到一个外国人责备这是一种极其残忍的做法时，竟然毫不掩饰他的惊讶说：“这种处理案情的方法，在中国已经算是很宽大了。他只是被弄残废，这比杀了他好多了”。
一个大嫂对她丈夫的兄弟说：“为什么你总在我家混饭吃呢？”这个兄弟是一个离家数年的人，因为在外头惹了事，所以被人用生石灰抹瞎了眼睛。“这儿没你的份。软的有绳子、硬的有刀子，你自己选吧。”这段故事是那位无法医治的盲人亲口说出来的，他之所以会在兄弟家“混饭吃”，是想知道自己的眼睛是否还能恢复一点视力。而他的兄嫂无非是在向他暗示，无论“硬的”还是“软的”，都可以使他脱离苦海。而这种暴行的受害者很少能打赢官司。因为不利于他的证据简直是铺天盖地、不计其数。当官的大多会认为他的下场是咎由自取。即使他打赢了这场官司，境况非但不会比过去好，反而会变得更糟糕，因为他的众多邻居都会怒气冲天地对待他，这样一来，他的性命也就难保了。
有一点我们要必须理解，那就是，尽管中国人将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但是在一些情形下，人的生命却一文不值。中国人最为恼怒的罪行之一就是偷盗。在一个人口众多，几乎难以维持生存的社会里，偷盗对于社会威胁的严重程度，常常被人们视为仅次于杀人。当一个人在分发救济钱粮时，发现有一个偷盗成性的疯女人被人用链条拴在一只大石磨上，看上去她就像一只疯狗。如果人们知道哪个人是小偷，或者人们讨厌某个人，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有在简单地讯问之后便被处死的危险，这种现象与加利福尼亚早期的治安维持会十分相似。有时杀人用的是刀，但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活埋。
当一个人的死亡原因被人们随便说成是“吞金自尽”的，那么人们会认为这只是修辞上的一种说法。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现实。我所认识的四个中国人，都曾遭受过这种死的威胁。其中两个人已经进行了第一步——被捆了起来，而且有一次执行的人连坑都挖好了。但是他们之所以没有被活埋，只是因为行刑一方的某个长者出面平息了此事，他们也就幸免遇难了。还有一次，事发地点就在我熟悉的一个村庄里，一个被大家认为是疯子的年轻人，竟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小偷。执行的人只是与他的母亲“商量”了一下，便把他绑了起来，然后在村子附近结冰的河面上凿了个洞，就把他扔了下去。
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那几年里，此运动所波及的范围甚广，人们都处于极度的紧张、恐慌之中。在这个时期里，无论谁，只要稍有嫌疑，就要接受最严厉的审问。如果他的回答没有使抓他的人感到满意，那么他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就在距离我写这些文字几百码处的土地上，二十年前，发生过两起这样的悲剧。由于当时的政府官员发现自己在执法时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就发了一份半官方性质的通告，要求捉拿一切可疑人物。有一次，村民们看到远处有个骑马的人向村口走来，看上他似乎是个外省人，但他又没说清自己的来历。而且当地人又发现他的被褥里竟然包满了金银珠宝，于是人们就认为这些珠宝是他从哪里抢来的，便把这个人绑了起来，然后挖了个坑，将他活埋了。与此同时，村民们又发现远处有一个人在惊慌地四处逃窜，当时只是因为几个旁观者随便猜测，认为那个人大概是坑中之人的同谋，于是这个逃窜的人的命运也就同前面的那个人一样了。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这些无辜的陌生人还会在被迫的情况下自挖坟坑。对于中国人来说，当他们面对旧时的那种没有法律的制约而无法无天的社会现象时，他们感到十分惊诧。上了年纪的人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可以讲出许多类似这样的事例。1877年，中国的社会上发生了一件神秘的剪辫子事件，一时间人们又处在了惶恐之中。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笼罩着一种紧张、惊慌的气氛。毫无疑问，许多被别人怀疑的人都难逃此劫。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任何民族都会经历这种惶恐的时期，这种时期不仅仅是中国人所独有的。
中国人因为缺乏同情，所以处处都表现得很残酷。人们普遍相信，在中国的穆斯林要比他们自己残忍得多。然而情形却不是这样。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人都清楚，当中国人面对别人所受的痛苦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冷漠是任何其他文明国家都无法企及的。尽管在家中，孩子几乎是没有人管束的，但是当他们真正受教育之后，那种轻松、自在的日子也就成为过去了。这个国家最为普遍使用的启蒙教材就是《三字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教不严，师之惰。”而这条箴言却是老师在不同的情况下执行的。主要的依据就要看老师的脾气与学生的愚钝程度。然而严厉的处罚一定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我们曾看到过一个刚从老师那儿出来的学生。这名学生浑身是伤，这些伤竟然是老师打的。因为老师要用拳打脚踢地教学方式使学生记住写作科举文章的秘诀，而此时这个学生的样子就好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街头混战一样，被打得头破血流。其实学生因为老师生气而受到辱骂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是当遭到辱骂的孩子回到家，又惹来母亲的愤怒，不免又挨了一顿打，这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不难看出，那些因为孩子闯祸而一味地责打孩子的母亲，会在特别恼怒的时候把孩子打个半死。
通过中国人的刑罚制度，我们也能够看出中国人是缺乏同情心的。单单从这个国家所制定的法制来看，我们无法判定哪些事情是合法的，而哪些是不合法的。因为人们常常将违法的事情看作是一种地方风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竹杖刑罚，所打竹杖的数目时常是法律所规定的数目的十倍，甚至上百倍。中国的许多优秀作品中都记载了关于中国监狱里的犯人所遭受的令人发指的刑罚，比如《中国总论》和《古伯察游记》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古伯察曾经提到，有一次，他看到一批被押解到衙门的犯人，而他们的双手竟然被钉在囚车上，其原因只是因为那些押解人忘了带脚镣。中国的犯人如果没有买通当地的官府、衙门，那么他在狱中就要受到接二连三的刑罚和折磨。所以对中国人最恰当的评价就是：中国人虽然有“心肝”，但一点都不“仁慈”。几年前，上海某家报纸报道了一则关于当地衙门中的官员对两个在押囚犯的判决，其原因是他们敲诈一个新来的囚犯。当这两名囚犯挨了两到三千竹杖后，官员们竟然残忍地用铁锤敲断了他们的脚踝骨。中国有句俗话说：“死人要远离阎王殿，活人要远离衙门府。”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来讲，这种说法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在我写成以上这些段落之后，想不到竟然能从一个最无可指责的地方得到了最确切的证实。以下是取材于1888年2月7日《京报》的一个例子：“云南巡抚说，在该省的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做法：如果他们抓到在地里偷粮食或果子的人，那么这个人就要被活活地烧死。同时，他们还强迫这个小偷的家属立下字据，表示同意他们的这种做法。然后，强迫小偷的家属亲手点火，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他们以后去告官。一般情况下，村民们实行这种恐怖的惩罚，只是因为受害者弄坏了他们的一株庄稼；甚至有时为了泄私愤，他们故意编造这种偷盗的事情，只要能置人于死地。这种可怕的做法，听起来是多么的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它却在云南动乱期间真实存在。尽管当局竭力去根除这种恶习，可是没有成功。”
在福州某地，当地人有强迫寡妇殉夫的习俗。中国的报纸在几年前就有过这方面的详细报道。死了丈夫的妇女被强迫悬梁自尽，然后人们将她的尸体焚烧，为她立一道贞节牌坊！虽然官员们下令废除这种残酷的习俗，但是他们的工作是徒劳的。
在中国，他们需要的东西很多。政治家们认为，陆军、海军和军械库是一个国家所必需的，可中国所拥有的并不多。那些为中国祝福的外国人清楚，中国需要货币、铁路以及科学的指导。但是在我们深入地研究这个国家的情况后，我们发现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人类的同情心。中国人需要一份同情儿童的情感，这种同情在18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人类最珍贵的财富，但是中国人对此却并不知晓；中国人也需要一份同情妻子和母亲的情感，这种同情在18个世纪以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深入，但是中国人仍然一无所知。中国人的内心需要一份把人当作人来对待的同情，他们需要明白仁慈的降临如同天降甘露，在保佑祝福者的同时也能够保佑被祝福者——神的感情，塞涅卡将这种感情称为“心灵的缺陷”，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它得到了很好的培育，不久就会开出世上未曾开过的美丽花朵。在表现同情心时，人类似乎具有上帝所拥有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