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对中国人的特点和文化最初的了解，来自于我们所雇用的中国仆人。通过他们，我们了解到了中国人的方方面面，中国仆人就是我们最早的老师，而他们让我们了解到的这一切是那么的丰富多彩，令我们无法忘怀。然而他们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才使我们对中国人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当我们与中国人有了更广泛、更频繁的接触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从仆人那里所获悉的对中国人的认识和结论，原来都是非常真实和可靠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中国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他们民族文化的象征。
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家里，他们所雇用的中国仆人，只有厨师能够掌控家里的安宁。厨师简直就是服从的化身，他对女主人惟命是从，只要是她提出的要求，厨师都会完完全全的做到，没有一点偏颇。同时，他对主人家里所制定的规矩也表示赞同。因此，虽然还没有得到主人的信任，但他已经赢得了主人的好感。然而，女主人还是不放心地警告他：不要像前任厨师那样，将还没有发酵好的面包直接放进烤箱；此外也不要像前任厨师那样，在很多事情上都不按要求去做，这些都是让她无法忍受的。对于这样的警告厨师所表现出的反应令女主人非常满意，他说到“自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绝对不会违背女主人的意愿。”
女主人还告诉他，厨房是非常需要讲究卫生的地方。狗和闲杂人等都不准进入厨房，更不许在厨房内吸烟。对此厨师的回答让人十分满意，他说他不喜欢狗，也不会抽烟；而且自己是个外乡人，在这里只有少数的几个朋友，并且他的朋友都是吃苦耐劳的好人。
经过女主人的这番叮嘱之后，他开始上任履行自己的职责了。但是没过几天，这个厨师就开始接二连三的出状况：他与前任厨师一样将没有发酵好的面包放到烤箱里；数不清的人在厨房内进进出出，甚至还有人带着狗；厨房内时时刻刻都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当女主人找他的时候，他坦率地承认：之所以烤不出好的面包，是因为他没有发挥出最佳水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很会揉面，并不是面出现了问题；至于那些陌生人，都是他的哥儿们，但是他们都没有养狗，而且他们都走了，不会再来（事实上，第二天他们又出现在了厨房里）；那些烟味儿，也不是他和他的朋友们造成的，而是从隔壁飘过来的。厨师的回答让人感觉合情合理，并且让人觉得这些都不是他的错，所以不需要改变什么，而且他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变。
类似厨师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比如给苦力一把崭新的外国镰刀让他去割草，他微笑着答应了，但是他在割草的时候，仍然用的是他那把只有四英寸长，而且是用旧铁片做成的短柄镰刀。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在说：“还是旧的用着更顺手。”
再比如，让洗衣工用外国的洗衣机洗衣服，这样既省时间又省力气，还省肥皂；最重要的是不伤衣物而且洗得还很干净。再给他一台用于绞干衣物的绞衣机，不但省力而且还不会伤害衣物的纤维。但是，洗衣机和绞干机对于洗衣工来说只是废物，他们仍然像往常一样，用手搓衣服、拧衣服。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随时督促、纠正他们。
让园丁用手头就有的砖坯去修砌一道破损的墙壁，当时他连声说好。但是，等你去看的时候，发现坏的地方被园丁插满了小树枝。在他看来，这种方法是合情合理的，并且他还会给你讲一大堆这样做的好处。
傍晚把一封重要的邮件交给信差，因为路程较远让他第二天早晨就出发；但是，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你发现他出现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道：他不得不休息一天，因为他要洗他的袜子！
对于那些被雇佣的车夫，即使是按天数付钱，也会让你有相同的感受。当你告诉他走哪条路线的时候，他同样会一口答应下来。然而，在途中他却带你走了另一条路，这时他会解释道，他从别人那里听说之前想要走的那条路很不好走。这些仆人，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判断，把我们的建议完全当成耳边风。
这样的现象同样会出现在外国人开设的诊所和医院里。当医生给病人做过检查，开好处方拿到规定剂量的药品之后，医生会反复叮嘱病人注意服药的方法和时间，并且不能出现差错。病人也怕忘记了这些规定，总是再三询问。然而当他回到家之后，他就忘记了医生的嘱咐，一次就服下了两天的药量。他认为药效和药量是成正比的，一次吃多点病就会好得更快些。如果是给病人开的膏药，医生会叮嘱他几天之内不能揭开膏药，但是，病人总是觉得膏药会长在他的皮肤上，就像长了硬壳的“乌龟”一样，于是他不停地揭开膏药查看。
有一种状况让人很是费解：在诊所里面，病人会把一个无知助手的看法与医生的看法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意见具有相同的价值；尽管助手不识字，也不懂药品的名称和病症，而医生却有着所有的医学头衔，以及大量的临床经验，甚至，病人会因为看门的人或者苦力的一句话，而无视医生的嘱咐，采取那些愚蠢的人所说的可能因此致命的办法。
我们之所以会讲一些外国人遇到的有关中国人固执的例子，是因为中国人的顺而不从影响着我们的实际利益，所以引起了我们最初的注意。但是，当我们深入观察中国人的素质和人际关系时，我们发现，中国“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随处可见。
不论是对待中国主人，还是对待外国主人，他们都是顺从的。也许中国的主人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他们的仆人唯命是从，所以作为仆人，他们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不能自行其事的。然而，外国雇主却要求雇员必须听从雇主的吩咐，所以他们会对某些不听从命令的雇员抱有敌意。我的一位住在中国的朋友，家里有许多仆人，他们极端忠诚而又极端顽固，常常使我的朋友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况，因为他们即不可缺少又令人讨厌。我的朋友与我谈起一位非常特别的“男仆”时，说道：“我不知道应该是杀了他，还是给他涨工钱”——此话表达了外国主人对中国仆人的无奈和喜爱。然而，中国的雇主就不会有这种烦恼，因为他们完全明白自己的命令会被忽视，因此事先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比如，为了还债而存钱；为了减少机械的磨擦而预留空隙一样。
在中国各级官员的相互关系上，或多或少的也出现了这种无视命令的现象。违反上级的命令，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他们自身就比较懈怠，在乎与朋友的情面，最重要的是在乎金钱。一位知县，每天都让家里的仆人用水车到几英里远的地方去打水，因为他所居住的地方水很咸。然而仆人并没有这样做，他去了一个离他很近的有甜水的村庄去打水，这样一来，不但不用那么辛苦，也使知县很满意。只要喝到品质较好的水，即使知县明白他的命令并没有被执行，他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追究的了。中国有句俗语：“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的都是好猫”。中国人天生胆小怕事，因此，即使500个人知道某人违背了命令，也不会有一个人去报告。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让一个中国仆人把蓄水池里的水装进容器以备后用，你会发现，他把水全倒进了井里！表面上他俯首听命了，实际上却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芮尼医生讲了一件事情，是关于一位在厦门任职的官员的事情。为了不让别人读懂公文，他把公文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并且把后半部分放在了前面。这样一来，人们就很难读懂这份公文了。这种做法，在涉外事务中是非常普遍的，似乎中国官员并不想让外国人满意。
规避政策与要求公正是相抵触的。比如，某位罪犯被官员判处戴两个月的木枷，只有到了夜晚才能将木枷取下来。但是，这位罪犯只要在“管事的人”那里花点钱，官员的命令就会变成：当他进出衙门的时候，罪犯才需要戴上木枷，其余的时间，他都可以脱下这个让人讨厌的负担。难道官员不怕接受贿赂所带来的危险？难道不怕有人突然杀个回马枪再来追究嘛吗？不会。因为官员也是中国人，他知道只要判决一经宣布，就不会再有谁把它放在心上。他明白这一点，已经在判决的时候把刑期翻倍了。对于中国各部门官员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国人在经过长期的了解之后便会发现，当上级命令下级采取某个措施的时候，下级官员非常尊敬地回答到这个措施已经采取了；而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做。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到此就会停止，也没有人再追究了。但是，如果某个上级不断施加压力，而命令又很紧急，那么，下级官员就会把这种压力再转嫁给下一级的官员，当然上级对他的责骂也一并转嫁给了下一级官员，直到这种压力全都结束，一切才会恢复正常。这就是所谓的“变革”。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改良与禁止鸦片的销售与种植一样，始终得不到明确地解决，所以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用“顺从”来形容中国人的“顽固”，而某些人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因此，在他们看来，这种形容无疑是不恰当的。然而，比起盎格鲁-撒克逊人，中国人并非是最固执的民族。而实际上，我们之所以称中国人“柔顺”，是因为他们像骡子一样“执拗”，其中蕴含着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不具备的屈从的能力。
正因为中国人具备这种“柔顺”的天赋，所以他们会很有风度地接受别人的责备。而这种天赋，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是一门不可能被成就的艺术。当你向中国人指出他的缺点的时候，他会很耐心、很认真、很真诚地聆听，而且还会高兴地赞同道：“的确是我的错。”也许，他还会感谢你，因为你友善地将他的缺点提了出来。他还会像你保证，他会立刻、彻底地改掉这个缺点。而这些承诺，也许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他们是不会改正的。尽管这些承诺是不可能兑现的，但是却可以让你暂时息怒。这就是他们那些允诺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用竹子形容中国人，是最为准确的。因为竹子很优雅，而且用处很广。竹子是中空的，所以也就造就了它柔顺的一面，可以像发丝一样随风舞动。世上最柔顺的东西莫过于人的头发，我们可以把它拉到一定的长度，但是，一旦失去拉力，它就会立刻恢复原来的样子。头发可以凭借自身的重量，向任何方向倾倒。然而，人们的头发都有固定的长法，这种长法是很难改变的。这种长法被人们俗称为“牛舐”。因为头发的生长有固定的规律，所以不管有多少头发，我们都必须依照它们的方向梳理。
如果我们把这个星球看作是一个人的脑袋，把各个民族看作是头发，那么，中国人无疑就是那缕令人尊敬的被牛舐过的头发；可以梳理、修剪，甚至剃掉，但是长出来的头发与以往的相同，生长的方向也不会发生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