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全国实行院系大调整，钱钟书被调到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专门研究中西文学。文学研究所开始隶属于北京大学，1955年改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学部1976年独立并扩大为“中国社科院”，钱钟书便成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的研究员，一直到他逝世为止。
在学部工作之余，钱钟书总是闭门谢客，抓紧读书，但是，平静安宁的生活还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天天被打破。1955年，他们的邻居林徽因，一位兼具智慧与美的女性去世了，这使许许多多的清华人感到悲伤。紧接着，大规模肃清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随后，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 “五反”运动纷沓而至，在举国上下一片躁动的红色浪潮里，时间一晃便到了1956年。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其中《宋诗选注》一本的任务便交给了钱钟书。钱钟书坚持诗歌取舍要以艺术水准为标准，可是在那个一切都要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时代，在一些人眼里，政治标准要比艺术标准重要得多。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历代选本都选了，在当时的极“左”思潮下，更是意义重大。钱钟书却认为这首诗虽然充满正气，还不能代表文天祥的最高艺术境界，他还有更好的诗歌可以入选；而且，这首诗已经被很多人读得烂熟，重复选择只是一种浪费。钱钟书凭着他固执与傲岸的秉性，据理力争，最后，《正气歌》虽然没有入选，钱钟书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书一出版就受到了严厉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这又成了他一项莫须有的罪名），但是，选集中仍有一些诗歌违背作者的本意，给钱钟书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杨绛的论文也被当做“资产阶级的一面白旗”受到批判。这一年，钱基博老先生去世，第二年，钱钟书的母亲也离开了。
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的形势相对缓和，学术气氛也相对宽松自由起来。钱钟书又承担起《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在工作之余重新提笔写作，后来又主持《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还亲自写了《宋代文学的承前启后》和《宋代的诗话》两部分，前者是宋代文学的概述，也是全书最生动的一部分。此书出版后一直作为全国高校的文科教材。此后，钱钟书又参与了《唐诗选》的编辑。后来收入《七缀集》的一些文章也是在这段时期内写成的。可是谁又能料到，在这段平静的时光背后，还有一场更大的浩劫在等待着他们。就在《唐诗选》刚刚出版的那一年，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章——“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钱钟书那枝生花妙笔也沉默了10年。
文化大革命中，钱钟书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是不幸的，因为他们遭受非人待遇，被迫和他们视为生命的读书和思考分离。但是，钱钟书在这所有的不幸中又是幸运的，因为他和相濡以沫的爱人互相搀扶着走过了这10年，即使在那个最冷酷的世界里仍然有人世间最珍贵的温情陪伴着他。
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三天后，钱钟书也面对同样的命运。有人贴大字报说钱钟书蔑视领袖著作，夫妻两人不服输，趁着夜晚在大字报下面贴了小字报，提供线索请求实地调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之后，钱钟书和杨绛就成了不是被斗便是陪斗的对象。每天去上班，他们都得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牌子上有自己用毛笔工整写着的罪名，钱钟书在学部扫地，杨绛扫厕所。钱钟书打扫院子有专人监管，扫完后还要把屋里所有的桌子并成马蹄形，恭听训话，或者写检讨。杨绛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后，就躲在里面一边休息，一边背诗词。
后来两个人更是经常地挨批斗，但他们从不觉得低人一等，反而更加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在被批斗的日子里，钱钟书和杨绛经常一同上班，一同下班，互相照顾，走路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学部的一些年轻人在背后羡慕地说：“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那时还有个规定，高级知识分子家一定要进驻造反派，钱钟书家里就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妻，他们经常呵斥打骂两位老先生。钱钟书也奉行“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与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但是，从此造反派也对这个倔老头敬畏三分，认为他有骨气。
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县的干校接受教育。罗山是一个山区穷县，耕地很少，干校人员无事可做，就又搬到息县东岳村，负责脱坯、造砖盖房。钱钟书身体虚弱，受到特殊照顾，只干些烧水、看菜园之类的轻活。一些年轻人特别尊重优待钱钟书，有时还特意为他做葱烧鲫鱼、油爆虾这些在当时的北京吃不到的美味。钱钟书的书生气在干校也时常会闹出笑话，比如别人照顾他，派他烧开水，可是他和另一位老先生却大感为难，半天烧不开一炉水，弄得非常狼狈。
1970年，杨绛也由北京下放到河南干校，被分到菜园班。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已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时都要从这里经过。夫妻俩可以经常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杨绛，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倒也给他们的下放生活增添了一些慰藉和情趣。有一次，杨绛看到一只猫把咬得血淋淋的老鼠放在她床上，被吓得战战兢兢，钱钟书听了反而大乐，安慰她说：“死鼠的内脏和身躯分开，离也；鼠者，外也。这是吉兆，说明你要离开此地了。”杨绛明知这是钱钟书安慰她的话，仍然听得津津有味。
钱钟书每天去邮电局取报纸，时间长了，与邮局的工作人员也混熟了，他们常常让他辨认那些生僻难认的人名地名，钱钟书总能不费力气地辨认出来，因此邮电所的同志都对他另眼相待，每次去时，总会给他沏一杯好茶。
在第一批返回京城的人员里，没有钱钟书和杨绛。杨绛指着一个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钟书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没有书。”是的，对于嗜书如命的钱钟书来说，书比一切物质享受更重要；在那样恶劣的日子里，他箱子里的字典、词典、笔记和碑帖都成了缓解痛苦的良药。干校搬迁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些，女儿还经常给他们寄些东西和衣服以及外文报刊。老夫妇劳动之余，就到野外散步，荒野的黄昏晚景给他们的生活平添了几分安慰。1972年，他们终于回到了北京。在这场噩梦般的浩劫里，钱钟书酝酿出学术巨著《管锥编》，杨绛写出了被人们广泛传诵的《洗澡》、《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作品。
老年——屹立的文化昆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钱钟书又回到他心爱的学术领域里来。1978年以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流逐渐增多，钱钟书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让世界领略到了他个人的智慧和中华文明传统的魅力。1978年，他出席了在意大利召开的第二十六届汉学会；第二年出访法国、美国；1980年前往日本访问讲学。每次出访，他渊博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幽默睿智的谈吐总能征服各国的学者，被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德文系教授誉为“生平所见过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钱钟书学问的博大精深，“钱学”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电视剧《围城》的播放，钱钟书各种著作的出版，都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而钱钟书依然是一副淡泊自守的姿态。他把大多数时间用在读书写作上，轻易不接见记者、各种拜访者，也不出席各种邀请，又恢复了当年在清华读书时的老样子，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而对昔日的好友，甚至他们的子女，钱钟书却一直十分关心。
1998年，钱钟书走完了他将近九十年坎坷的人生历程，留给后人一座座钻之弥深，登之弥高的学术高峰。痴顽天真、狂狷傲岸、刚直磊落，我们只能用这些简单的词汇在心里默默勾勒这位老人的形象，在一本本厚重著作的字里行间回味他的性情，分享他的智慧，作为我们对他永远的思念。
挚友相伴——钱钟书与近代学人
钱钟书从出生之日起就似乎与学术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父亲钱基博就是我国近代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用在钱家是再恰当不过了。而后又有一大批卓越的学人出入钱钟书的生活，在其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们或意气相投，书信酬唱；或相知相助，共度危难，既有生活中的交往，又有学问上的砥砺，这些交往为近代学界增添了不少佳话。大师们的光彩彼此辉映，钱钟书的睿智学识和人格魅力也于其中更加生动完整地体现出来。在这些近代学人中有不拘一格取人才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亦师亦友的吴宓，同为清华学子、师共吴宓、与钱钟书有“南能北秀”之称的张荫麟，在法国归国的客轮上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的冒效鲁，在偏僻的湖南国师里畅谈的好友徐燕谋，还有叶公超、傅雷、吴晗等人，不可尽数。
钱钟书与吴宓
吴宓（1894—1978），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人、诗人。曾经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典文学和浪漫诗。“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当做“资产阶级学术反动权威”而遭到批斗，1978年在贫病交加中惨死于陕西老家泾阳。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起吴宓，《吴宓日记》公诸于世，至此，一个正直刚强、独立自守的知识分子；一个在新旧文化之间挣扎的诗人；一个追求幸福而不得、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激情的悲剧人物才开始渐渐为世人了解。用钱钟书的话来讲，吴宓“孤标高格，而伤心人别有怀抱，尤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主角之资格”。但在钱、吴交往中，两个人却能彼此赏识对方的才学和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