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以为求道，就是去和别人求，向老师去求；求法，就是去向高僧请益，向名家、大善知识去请求传授。佛门也有“传法”的仪轨、制度，但那只是一种“仪式”而已。真正的“法”不是口传手传，而是心传，即以心相印。
大量的禅宗语录、禅门公案中，都记载了只有一个会心的表示，而无别的什么东西可传。“心心相印”这个成语，也是从佛家来的。所谓“心心相印”，就是祖师与弟子智慧相通，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即已传递了信息，从而证明弟子已真正发现了自己心里的宝藏，所以叫“心外无法”，“心外实无可求。”
马祖说的“自家宝藏”就是自己的证悟。这个证悟（宝藏）就叫“明心见性”。从污染的心变为清净的心，从烦恼的心变为智慧的心，从偏执的心变为觉悟的心，这就叫“明心”。性是佛性，“见性”就是见到自己本有的如如不动的佛性。别人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自会、自知。当然无法言传。一旦开悟，也就是发现了自己的宝藏。
南怀瑾先生认为，马祖的教育法，就像唐代文化中诗的文学一样，充满了淳朴、弘大、性灵的美，一反历来宗教上呆板拘执的陈腐气息。他就像个大猎户，随处可以猎到人才，造就人才。
抚州（江西）的石巩慧藏禅师，原本是个猎人，素来最讨厌看到出家人。有一次，他追赶猎物时经过马祖的住庵门口。马祖特意来堵着他。
慧藏没好气地说：“和尚，看到一群鹿过去吗？”
马祖问：“你是什么人？”
“打猎的人。”慧藏很不友善地回答。
马祖不以为然，又问：“你会射箭吗？”
“当然会。”慧藏觉得马祖是在蔑视他。
“你一箭能射几个？”马祖接着问。
慧藏回答：“一箭能射一个。”
马祖听后哈哈大笑：“你实在不懂得射箭。”
慧藏大怒，指着马祖问：“那么你懂得射吗？”
“我当然懂得。”
“你一箭能射几个？”慧藏将信将疑地问。
“我一箭能射一群。”马祖凑到慧藏跟前说。
“彼此都是生命，你怎忍心射杀一群？”慧藏火冒三丈，攥紧拳头问马祖。
马祖大喝一声：“你既然知道彼此都是生命，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射自己呢？”
“如果要我自己射自己，实在无法下手！”慧藏突然觉得从未有过的迷茫。
“你这人有无数迷惑和烦恼，”马祖手指跪地的慧藏说，“从今起都完全断绝了！”
慧藏被他一语点醒，当下便抛弃弓箭，自己用刀割断了头发，拜马祖为师，自求出家为僧了。
为生活而射猎只能解决一时的安逸，射去心中的迷惑却能解决一生中的烦恼与痛苦。一般人认为明、暗两者不同，但有智慧的人却了解明、暗两者的本性是没有差别的。我们的自性本身是清净的，为善为恶都是由心而生。如果此心想恶的话便入地狱；想善的话便进天堂。有恶害之心便变成龙蛇；有慈悲之心便变为菩萨。执迷不悟，念念起恶便无法得道；一念向善便生智慧，想通了你即是佛。
有一天，慧藏在厨房里打杂。马祖进来问：“你在干什么？”
“牧牛。”
“你怎么牧牛啊？”
“只要它一进草地，我便猛拉牛鼻将它拽回。”
马祖赞许慧藏说：“好，你真会牧牛。”
慧藏听了，一句话也不说，自顾自地休息去了。
从佛经到禅宗公案，有许多以“牧牛”来借喻调心的法要，著名的《牧牛图》就是最形象生动的开示。《牧牛图》蕴含的寻牛、得牛、牧牛、人牛合一到无牛可牧的牧牛心法，与禅者迷、悟迷、迷悟、悟、正修的心路历程不谋而合。我们常用执迷不悟来形容沉迷于某种恶习而不思进取的人，用“当局者迷”来形容执着于某一事态的人。大部分人都是世俗的“当局者”，如同一个无牛可牧的牧童，不知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等到看到他人醉生梦死夭折了，才顿时心有感触，发现自己也有类似的劣迹，开始有所醒悟，想要改变现状。如同牧童想到了生计、生死的问题，准备去寻得一只牛来放牧。
既然已经悟出自己身陷迷雾，那么如何才能冲出迷雾呢？为此他们开始寻求解脱、追求迷悟的道路，天天扪心自问，“日三省吾身”。于是，佛法的自净和禅的观心自照作为一条捷径把他们引入了方便法门。如同那位牧童立志好好牧牛，不让它去侵犯别人的庄稼和菜地。久而久之，心魔被驱跑了，心火降了，心事掏空了，心净了，回到了空的本原，可以自我调剂了，悟得了真谛，真正进入“心中无我，我亦无心，心我合一”的境界。如同那位牧童，把牛驯服了，并把它驯化得通了人性，可以随意驾驭，可以自如地骑牛回家，就是放任不管，它也不会在去侵犯庄稼和菜地，真正的人牛合一、无牛可牧的境界。
禅门独行，由海之始
盛唐之际，经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及他的得意弟子百丈怀海禅师的创制，不顾原始印度佛教的规范与戒律，毅然决然建立中国式的禅门丛林制度，集体生产，集体从事农耕，以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开创禅宗寺院的规模，致使佛教各宗派与佛学，在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上，永远植下深厚的根基。
——《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
丛林原指僧侣聚集，修道之处，一般指禅宗寺院，所以又叫禅林。中国禅宗丛林制度的创立，始于马祖道一与百丈怀海师徒。马祖时代的丛林已有一些规矩，不过真正创立清规的却是百丈怀海禅师。
禅法传入之初，禅宗僧侣大多栖住于律寺，时日一久，龃龉丛生，所以马祖道一便在荒山另建丛林，作为安顿禅僧之所。百丈怀海禅师承继开创丛林的马祖禅师，立下一套极有系统的丛林规矩——《百丈清规》。所谓“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即是此意。千年以来，清规虽屡经删修，但却始终以此为蓝本。宋儒曾仿效此清规而创立书院。元、明、清三朝更以书院为乡学，充作养士之所，此皆拜《百丈清规》所赐。宋代程明道先生一日走过定林寺，偶见寺院斋堂仪法，喟然叹曰：“三代礼乐，尽在是矣！”由此可知，此部清规不仅树立禅宗的生活规范，同时亦受当时学者尊敬与重视。
百丈怀海禅师，生于公元720年，福州长乐人，本姓王。年幼时即有出离尘俗之志，自幼即喜游访寺院，研读经藏。《指月录》上说他幼年时随母亲到佛寺拜佛，就指着佛像问：“这是谁？”母亲说：“那是佛。”他对母亲说：“佛形容与人无异，我后亦当作佛。”所以他于二十岁时出家学禅，后来又从南岳的法朝律师受具足戒，并修习、戒、定、慧三无漏学。马祖禅师在江西大开法门，怀海后来师从之并倾心依附修学。百丈怀海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同时于马祖大师处登堂入室，聆听法要，时人并称之为三大士。怀海得法后，就在洪州新吴（江西新奉）大雄山居住传法。因为大雄山险峻雄拔，渊深百丈，又称百丈山。
百丈禅师立清规时，表明“吾所宗不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衷，设于制范”。因此，大众不论职位高下，尽入僧堂。堂中设长连床，施椸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床唇，谓之带刀睡，是为坐禅太久，稍事休息而已。早上坐禅，晚上听法，饮食随众，而且行普请法，上下均力。寺主长老则居于“方丈”之室，不立佛殿，唯树法堂，代表尊重现前说法者，故于长老说法时，两序大众须雁行立听。从此，禅宗有如法的依止处，丛林制度清规得以确立。
百丈禅师不仅是立法家，更是实行家，他将禅学落实于日常生活中。百丈每日除了领众修行外，必定亲执劳役，勤苦工作，对生活中的自食其力极其认真，对于平常的琐碎事务，亦不肯假手他人。渐渐地，百丈禅师年纪老了，但他每日仍随众上山担柴，下田种地，过着自耕自食的农禅生活。弟子们不忍年迈的师父仍做这粗重的工作，因此，大众恳请他不必随众劳动，但百丈禅师坚决地说道：“我无德劳人，人生在世，若不亲自劳动，岂不成废人？”
弟子们阻止不了禅师服务的决心，只好将禅师所用的扁担、锄头等工具藏起来，不让他做工。百丈禅师无奈，只好用不吃饭的绝食行为抗议，弟子们焦急地问道：“为何不饮不食？”
百丈禅师道：“既然没有工作，哪能吃饭？”
弟子们没办法，只好将工具又还给他，让他随众劳动生活，一直到九十五岁圆寂。后世的人把这段美谈称为“百丈高风”。
百丈禅师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曾经也遇到许多的困难。因为佛教一向以戒为规范的生活，经百丈禅师的改革而为农禅生活，因此有人批评他为外道，破戒比丘，极尽诋毁讥评。殊不知以后佛教之所以能够长久传布，却全靠这一制度的存在，其规制的流传。
“百丈清规”使禅宗的体制更加中国化，为禅宗独立自主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其中的“普请法”——无论上下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适应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自力劳作，实现自给自足，为禅宗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从而使禅门生活安定，无求于人，较少受到政治波及，并可以吸纳更多的学人。这是南宗禅一枝独秀于其它各宗派的最可靠保证，也是禅宗得以稳固并不断扩大影响的最牢固的基础。因而赞宁在《怀海传》中说：“禅门独行，由海之始。”同时，农禅造就的禅宗这种自然、恬淡、平静的生活状态，以及自由超脱的精神境界，对官僚和士大夫来说，不啻为人间天堂，因而吸引着他们与禅僧交往，在各方面都促进了儒释的融合。对正统儒学来说，是促进了宋明理学的形成；对佛教禅门来说，则深化了它的中国化。二者的结合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
百丈禅师的改制可以说是真正佛教的革命。丛林制度改变了僧人靠乞食为生的习惯，以集体从事农业生产，达到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消除刻板的宗教迷信仪式。在丛林中，僧人过着集体生活，大家一起劳动、一起修行，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平等的。南怀瑾先生认为，百丈禅师创建丛林制度，本意只是为了便利出家僧众，不为生活所障碍，能够无牵无挂，好好地老实修行，安心求道，绝没有用世之心，所以他的一切措施自然合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由于《百丈清规》的制定，丛林经济得以自给自足，并有其特有的教团组织，所以在会昌法难之后，禅宗仍能一枝独秀地屹立于乱世，乃至传灯一千多年而不衰微。倘若百丈禅师当时不毅然改制，还让僧众们保持原来的乞食制度，佛教岂能保存其规模，传流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