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武德七年（624），与江州对面而立的蕲州（湖北蕲州镇）信众闻知道信盛名，于是便派遣代表过江北上礼请信师，道信于此即顺江而下来到蕲州。当其一行路过黄梅时，见此地的双峰山，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灵气怡人、山涧沟壑、层峦叠障，便就在此地建造一寺，作为他传法弘教、作务修持的中心道场。道信见此处“有好泉石，即住终志”，传法三十余年。
道信提倡定居传法，以其所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授门徒。这些主张形成了戒行与禅修结合、楞伽与般若诸经相融、知解与践行相扶、渐修与顿悟相连、坐禅与作务并举的禅风、禅理和禅法，改变了达摩祖师以来的“一僧一庵，一衣一钵，随缘而住，不恒其所”的游化乞食为生的传统戒行方式，从而把禅宗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一般说来，要形成一个佛教宗派，除了要有宗主和独成体系的教义外，还必须有一定规模的徒众团体。道信之前，由于“游化为务”无法形成这样的僧众团体，只有在道信定居双峰山后，才形成这样的僧团，因而才开始具备一个宗派的基本条件。为保障徒众的禅修，道信在双峰山开创了农禅并重的禅风。
道信的佛法声威渐渐红遍大江南北，一时间黄梅被誉为“小天竺”，各地朝拜四祖寺的僧俗络绎不绝。道信大师还利用农禅空余时间，从事医药研究。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四度诏道信赴京，但他均辞谢不往，表现出隐居山林之志。
道信大师于永徽二年（651）闰九月初四，寂于双峰山，寿七十有二。临终前，语弟子弘忍为造塔，以示弘忍承其禅业之意，并垂诫门人说：“一切诸法，悉皆解脱。汝等各自护念，流化未来。”言讫，安坐而逝。
道信大师一生受到戒师、禅师、天台等多方面的影响，加上自己的融合创新，形成独树一帜的禅宗理法。道信的禅修理论和方法，不仅直接为“东山法门”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包含了往后禅宗多向发展的端绪，因而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纵观道信大师一生，他不但得到了普通道俗的崇奉，而且还有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有利于推动佛教的大力传播和发展。此外，大师如先哲般不为名利所动，并告别以前禅者游方弘化的头陀方式，营寺造像，广泛地接引群机，以至常住弟子达五百余人，形成初具规模的禅林雏形，为禅宗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在楞伽宗的如来藏心的传统中，融合般若思想的实相念佛，念佛即是念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终致心佛不二论的理念，以《观无量寿经》等净宗思想，结合唯心净土理念，组成禅净合一的教学特色，并适当融合传统思想，进而完成了独具特色的方便法门。
轻生死，重去就
四祖道信大师，又为后世学者留下不慕虚荣，轻生死，重去就的清风亮节，作为世出世间的典范。
——《禅话》
禅宗四祖道信大师，即以“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六十年”的笃实禅修为行持的宗风。他在吉州期间，正值隋季丧乱。吉州城被贼兵围困了七十多天，城内泉井干涸，兵粮已经尽绝，万民惶怖困弊，情况非常危急。道信便教导大众称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此时城中群众人人一心，意志坚诚持诵。城外的盗贼这时遥望城中，看到城上仿佛有神兵守护，心生畏惧，互相告诫说：“城当中一定有异人，我们不可以贸然进攻！”便解围而去。
南怀瑾先生指出，由这一传说记载可知，自四祖道信开始，已逐渐变更达摩初传禅宗于二祖神光时以《楞伽经》印心的传统了。四祖教人念摩诃般若（《大般若经》是佛法中阐言体性空的要典），显然是受到南方“摩诃般若波罗蜜”法门的影响。从此，自五祖弘忍付授六祖慧能以来，便改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印心，因此而开启初唐以后中国禅宗的特色。此外，当时的道信虽年仅三十多岁，已经得到信众的崇敬。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是人民的精神支柱，在民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道信大师受邀于双峰山传授方便法门，受到空前响应，常住人员多达五百余人，连刺史崔义玄，也“闻而就礼”。
按印度佛教风习，出家修道者不事生产，靠他人布施或沿门乞食为生。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寺院经济的形成和僧侣的增多，宋晋时已出现了下层僧侣“或垦殖田圃”，“或商旅博易”，“或矜持医道”等“肆力以自供”的现象（《弘明集》）。但达摩及神光、僧璨几代禅师依然一直遵循印度佛教风习。唐高祖李渊，为利用道教维护其统治地位，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并听信太史令傅奕的话，而奉行崇道抑佛政策，并于武德八年（625），下圣谕明确规定三教的次序是：道先，儒次，佛最后，并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
面对限佛、灭法的严峻形势，道信将佛门的教训同道门的经验进行对比后，决心破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不良风习，自断“皇粮”，在双峰山实行农禅并重、自食其力。这一创举不仅解决了徒众的吃饭问题，为徒众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先决条件，而且有助于养成僧侣劳动的习惯，弱化对社会的依赖意识，因而在整个佛教史上都具有积极意义。
这一“方便法门”，使一直单线独传的禅门弟子猛增，当出家与在家的信徒多达数万时，便很快赢得了唐太宗的特别尊重。太宗皇帝想一睹禅师的风采，于是诏令大师赴京。但是，道信大师以年迈多疾为由，上表婉言谢绝了。这样前后反复了三次。第四次下诏的时候，皇帝火了，命令使者说“如果不起，即取首来”，下了最后通牒。使者来到山门宣读了圣旨，道信便毫不犹豫地对使者说：“头去心当留，魄去魂当留。”随即引颈就刃，神色俨然。使者非常惊异，不敢动刀，便匆匆回到了京城，向皇上报告了实情。太宗听闻，对祖师愈加钦慕，并赐以“珍缯”，以遂其志。
道信的拒诏不入，赢得了一代宗师的独立精神和人格，也为从印度禅到中国禅的蜕变，开了个好头。太宗皇帝非但没有因此而惩罚道信，反而为道信的伟大献身精神所感动，特意派大将尉迟恭带银子到四祖寺内修了一座“祖师殿”，将初祖达摩、二祖神光、三祖僧璨和四祖道信的塑像，摆放其中供后人瞻仰，并在四祖寺祖师殿的大梁上留有“尉迟恭监造”等字样。
与道信大师的高风亮节相映衬，南怀瑾先生指出，唐宋以后诸多儒家的“高士”、“处士”以及道家的逸仙们，也多有相同的志趣。这是中国文化另一面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血统中特别强烈的一种特殊精神。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自汉末、魏、晋到梁、隋之间的佛法修证，完全侧重于修习禅定的行门，并非即如达摩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教外别传”法门。所以由二祖神光、三祖僧璨，直到四祖道信时期，由达摩大师传承佛法心宗的一脉，才逐渐演变为中国禅宗的风格。
——《禅话》
道信大师的禅学思想，主要保存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一般被认为是道信应弟子的询问而作的回答文章。全文约三千五百字，被《楞伽师资记》引录。
《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开篇，道信大师即开宗明义地指出：“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依据《楞伽经》中所说诸佛“心”为根本的教理，又依据《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法，修禅者通过念佛使自心成为佛，若心有妄念不清净，则是凡夫。
由道信自三祖僧璨门下直接承袭来的初祖达摩的禅法，无论是从理论的解说，还是从实践禅法的意义来说，都须从达摩以来代代相传的《楞伽经》中的“诸佛心为第一”为出发点。
“诸佛心”这一概念，自释迦佛灵山会上交付“涅槃妙心”开始，就在历朝累代苦苦冥修的禅师那里，成为他们反观内省、修证佛理和究明本地的主要手段。《楞伽经》卷一说：“大乘诸度门，诸佛心第一。”意为在大乘的各种引导众生解脱的法门中，只有观悟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本有佛性）的法门才是最重要的。道信大师说“诸佛心就是如来藏，如来藏亦是诸佛心”，而这个“如来藏心”本来就是自性清静、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有垢净的。
众生之心从根本上说等同于诸佛之心，但只有在众生通过观悟自己本有佛性，断除掩覆于本有佛性之上的烦恼情欲之后，才能使清净的佛性显现，从而达到解脱。这种关注内心的修行方式是上承楞伽师的传统理念，也是道信继承达摩一系禅法的核心思想。
同时，道信也十分鲜明地指出，无论是学徒学习他的法门，还是他本人在向僧俗徒众口头讲授禅行的要领与方法，其根本的着眼点是必须依据《文殊说〈般若经〉》中提倡的“一行三昧”。
佛与凡夫的差别按照“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的意思来说，关键就在于一个是妄念、一个是念佛心。如果一位凡夫从根本摈弃了使之堕失的妄心，那么妄念消失的一刹那凡夫随即就转成了诸佛；反之，念佛心一旦散乱，妄念就无情地盖覆了念佛心。这一方面强调了诸佛心在修行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须臾相离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修行过程不仅是艰苦的，甚至还可能出现倒退的复杂情况。因此要想持续念佛心的相续不断，迫切需要“系心一佛，不取相貌”的三昧。而“一行三昧”提供的正是这样一套相当真切的方法。
般若经中的“一行三昧”，讲的是通过念佛名，达到心契入“法界一相”的三昧境界。具体方法是，静处端坐，排除杂念妄想，心系一佛，不取相貌，专念佛名，久而久之，便“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自身就与“诸佛功德无二”，与“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就“正觉”。这种“正觉”就是“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即“法界一相”，指一切万法本性空寂无相，这也是“一行三昧”要达到的目的和境界。
道信大师将一行三昧引入祖祖相传、心心相印的楞伽禅中，而建立起的一套切实可行的安心方便，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安心”。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大师对“一行三昧”的解说中随处可见如来藏自性清静之心的痕迹，及其对“心”进行一系列分析的概念中得到“事实胜于雄辨”的明证。
道信并没有仅停留在“一行三昧”的原意上，而是结合其它经典加以发挥，指出念佛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内心“澄寂” “更无所缘念”，这“无所缘念”的“澄寂”之心就是“佛”。基于无念之心即是佛的思想，道信进而提出“离心无别有佛”，“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的论断。
道信认为，“佛即是心”，“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这种道理，对于修禅者特别重要，“若也知此道理，即是安心”。这是对菩提达摩“大乘安心法”的重要发展。
我们知道，达摩“大乘安心法”的纲要即“理入”和“行入”。“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一等，坚住不移，随于文教，与理冥符，寂然无为，名之理入。”这实际上是把“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作为修禅者的认识基础，通过“凝住壁观”的方式，达到“无自无他，凡圣一等”的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就实现了修禅“安心”的目的。
道信将“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发展为“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如此一来，一切禅修便归结为对自我本心的体悟，于是人佛、心佛、心性之辨成为禅宗的中心论题，禅宗进而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心宗”。因而可以说，禅宗所谓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其肇始者应推道信。南怀瑾先生认为，正由于道信大师在达摩禅转变为中国禅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到了五祖弘忍与六祖慧能、神秀之时，禅宗心法才得以成为中国禅宗的特殊面目和精神。
◎五祖弘忍大师
达摩禅的一系，自梁、隋而至初唐之际，经一百五十余年，都以秘密授受的方式，递相传法。到了四祖道信与五祖弘忍手里，才逐渐公开阐扬，崭露头角。
——《禅话》
五祖弘忍，俗姓周，蕲州（湖北蕲春）黄梅人，或谓浔阳（江西九江）人，生于隋仁寿元年（601）。七岁时，从四祖道信出家；年十三，正式剃度为僧。他在道信门下，日间从事劳动，夜间静坐习禅。道信常以禅宗顿渐宗旨考验他，他触事解悟，尽得道信的禅法。永徽三年（651），道信付法传衣给他。同年九月道信圆寂，由他继承法席，世称“五祖黄梅”，或仅称“黄梅”。因为四方来学的人日多，便在双峰山的东面冯茂山另建道场，名东山寺，时称他的禅学为“东山法门”。咸亨二年（671），传法于六祖慧能。四年后圆寂，世寿七十四，葬于东山之冈。学士闾丘均为撰塔碑。代宗时谥为“大满禅师”。
弘忍的著作，未见记载。仅《楞伽师资记》及《宗镜录》等，散录其法语。《楞伽师资记》且说弘忍常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只是口说玄理，默授与人。当时传说他有一本关于禅法的书《最上乘论》，但《楞伽师资记》中认为其是伪作。此论在敦煌本中全名是《蕲州忍和尚导凡趣圣悟解真宗修心要论》。但近代学者们认为此论当即是由弘忍的弟子抄录而辗转流传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