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程主任在听完他的一个电话后再也忍受不住，直接去找李总要求换人：“一天到晚，净跟人磨叨些没用的，正经线索接不来几个！”
李总想想他的足球队长，有些舍不得：“他都磨叨些什么？不嫌累啊？”
程主任也笑：“这人还真是不嫌累！”她就拿最近的事做例子：“头天下午，有一个中学的女老师打电话来，说有人对她性骚扰，问报社能不能帮忙。这个余悦君一听，立马就说，哎呀呀，我以前也是老师啊，然后就跟人家没完没了地说上了。那女老师就像找到知音了似的，婆婆妈妈拉拉杂杂一通倾诉：说骚扰他的，是他们的大校长，一个快60的老头子；又说他们学校开始竞聘上岗，如果她反抗的话，就会被踢出去。她这个痛苦啊，又没法跟别人跟自己的老公讲，一天到晚精神恍惚，连上吊跳楼的心思都有了。两个人磨叽半天，那个女老师说还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让记者来报道。”
“原以为到这就结束了，谁想这女老师今天又来电话。当时小余不在，小田接的电话，可女老师非要跟小余说话，连我这个主任来接电话都不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线索，就让人把小余找来，让他们接着唠叨。这个余悦君还真有些馊点子，他教着那个女的，这么做套，那么录音，整那个色鬼校长。你说李总，这些要是让咱暗访报道出来，是多好的新闻？可他不的，他出完了主意就劝人家，说目的已经达到，就不要再找媒体报道了，这样对她本人和家庭都不好——说了两天都白说，线索没了！”
李总大笑：“实诚人啊！”
“他是实诚，可总这么实诚的话，我这个部门也离解散不远了！”
“那也不至于。”李总沉吟着说，“这么着吧，他不是能跟人唠吗？只要他不是瞎扯皮，那就让他再多唠几天。电话不够，就再加一部，另外再增加一个接线员，三个人也能轮得开。”
程主任就不再说什么。余悦君就留下来继续跟人唠叨。程主任讲的那个段子也传开了，机动部的记者们一有机会就打趣余悦君：“哎，余老师，今天有没有哪个女老师被骚扰了找你啊？……”
那位李总，有一天闲着没事，就踱进机动部的热线小屋坐下，想听听余悦君怎么接电话，又是怎么个唠叨法。他把桌上的一摞子记录本拿过去，一边听电话一边随手翻看，两个指头在桌上吧嗒吧嗒地弹着。坐了一阵，向他皱着眉头道：“你小子，是挺能唠叨的！”起身走了。
余悦君估计自己干不长了。果不其然，一个星期不到，程主任就领来两个新聘的女孩：“行了，你让地方吧！”
当了一个月接线员的余悦君，就这样被清出了电话间。他觉得该去人力资源那儿结算了——他已经干了一个多月，即便是试用，也得给工资不是？程主任却把他带到了机动部记者平台，指着她辖属的那十来个座位格子道：“现在还没有空位置，先对付着，插空坐吧。”
余悦君居然没被开掉，而是破例改到机动部当记者。这下，真成了新闻人，每天风风火火跑新闻现场，还给自己取了个“易平”的笔名，在报上发着跟寻呼机般大的消息和砖头样大的通讯。
这是一家走在改革前列的半市场化的报社，按记者发稿质、量结算薪酬。余悦君跑得分外卖力，夜以继日，节假从来不歇，不过仨月，他的账上工资就成为普通记者中的最高。他这样倒不全为工资，他是一闲下来就空虚，就纠结伤感，所以在埋头干活中打发日子，连过年都留在报社值班没回家。
第二年春天，又被要到了深度报道组，采写本市乃至全国的焦点新闻，做长篇的调查报道。到夏天的时候，报社在北京设立记者站，无牵无绊且又干活卖力气的余悦君就被派到了北京。
做记者的这一年，余悦君经历了更多的事情，其中不少是他在草甸在黄原领教过的，那种传统、老套的窝里斗，顶多是放大版；也有他首开眼界的，比如，因为新闻批评报道而导致的报社高层的洗牌，诸多事情，不细表了。
满一年的时候，余悦君请了十天假，回到茂林。
到家第二天就赶上孔庆林和姜春凤的婚礼，充了一回伴郎，和原来草甸的几个老师凑到了一桌。大家在一起，少不了要说说黄原教育圈的事。草甸学校已经撤销，连同黄原其他的十余所学校，一起并到了黄原中心小学。夏桂兰重出江湖，当上了黄原中心小学的校长。孙福贵没竞选上校长，但仗着姜志成与石建军的保举，在中心小学捞了个总务主任的位置，算是人尽其才。汪艳红差点，因为新校长夏桂兰死看不上她，说她屁股大脑子少，再加她连年倒数的教学成绩，这回落聘教师岗位；但碍着姜志成的面子，夏桂兰还是接收了她，给安排了个学校食堂做饭的差事。孔庆林已经不代课了，在书记老丈人的帮扶下进入草甸两委班子；下一个目标，就是跟潘志国、马大彪他们竞争，当草甸的村委会主任。
草甸撤校之后，空出的校舍出租了：一半租给了姜春凤，让她把原来开在村委会院里的游戏厅迁了过来；另一半租给了汪艳红的老公孙远山，开成了粉条厂。
为解决通勤问题，草甸村雇了个私人的面包车，一早一晚接送学生。春天化冻时出了次事故，面包车因路滑翻进了沟里，车上的孩子受了些轻伤，而坐在副驾位置搭车去中心校办事的老主任韩继文，却不幸离世。
黄原中学基本没动。王显章继续呼风唤雨，农场再获丰收。五十亩大葱，秋天雇车长途运到市里批出去一半；剩下的一半，留到冬天上炕发芽。学校专门腾出三个大教室，生炉子，搭板铺，覆土栽葱；此外还有会议室、实验室，甚至连老师办公室、学生教室的窗台，也都摆上了葱盆。
只是那个冬天的发芽葱实在太多，据说把个茂林大厦堆得早上打不开门。葱价也跌得邪乎，年关那几天都没超过一块，不够烧煤钱。但王校长还是有办法，他充分发挥学校的人力资源优势，变外卖为内销：春节前发福利，每位老师分了五百斤干葱，自己拉回家上炕发芽去；学生也每人分得一捆，算这两年的劳动报酬。有人不满向上举报，教委、纪委还来查了几回，王校长上下走动，把事情都平下了。
听说了这些故事，余悦君甚至想做一篇专题报道；但考虑到自己和中学的关系，最终还是放弃了。
在家帮父母干了几天农活，他又专程去了趟茂林，拜会几个老同学、老朋友。
先是在县政府大楼里见到了张国栋。这位当年追王婧总掉链子的患难兄弟，现在已经得其所愿地改行，当上县政府办秘书了。
张秘书说，进政府后感觉大不一样：认识人广，交际面宽，办个什么事的都容易；问题吗，就是喝酒应酬太多，还要揣摩领导心思，弄得人挺累的。
余记者也有诸多感慨，说出去看看才发现，原来在黄原经历的那些根本不算事。这年头，似乎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自诩有最高智慧、处于诸物种顶端的人，有些疯癫症状：不是相互扶持，一起好好活着、好好进化，而是你整我我害你，似乎是在比着谁更损更坏，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拼命地往丛林时代秃噜。
张秘书批评他：“你们这些记者眼光都太阴暗，怎么看到的尽是坏的一面呢？还是要看主流，成绩是主流，发展是主流，你看茂林现在都升格为市了，这一年又起了两栋大楼不是？”
余悦君一时无语。当记者这一年，他从诸多的秘书或领导嘴里听到过类似的话。今天听老朋友说出来，是又熟悉又陌生；再看看张秘书蓬勃而起的啤酒肚，悠哉悠哉的二郎腿，似乎有所领悟。
“媒体和媒体不同。我们算是半市场化的媒体，得在市场和政府的夹缝里讨生活，就像受夹板气的小媳妇，日子很不好过。”余记者解释说，“天天说些不疼不痒的好听的话没人看；没人看就没广告，就活不下去。而真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又总是挨批：上头说，你看你这一个又一个的版面，坑蒙拐骗腐败跳楼，怎么连篇累牍的净是些黑的灰的，让人扫兴让人沮丧让人愤怒切齿的事呢？就不能多报点阳光的温馨的，让人回肠荡气积极向上的？”
“确实，领导有领导的难处，你们也得体谅。”张秘书说。
“我们被批怕了，有时也努力地向新闻联播学习，刻意要在版面上多弄出亮色。不过说实在的，又要‘积极向上’，又要看着靠谱不掉胃口，这样的新闻是真不好找，能打动人的好人好事更是难得一遇。我们没法的时候，就去弄个捡钱包交公之类填空；而结果呢，消息一出来，还常常有人来冒领……”
中午，由张秘书主持着，召集赵志军、陈建、王婧、孟帆等几个朋友、同学聚会。
预料之中的，王婧没有来，说是怀孕了出门不方便。陈建和赵志军到了。陈建的事已经抹平，县太爷虽说已经退休，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托了些门生故吏，各路神仙土地打点一番，陈公子也就免于刑事起诉。
陈建出来了，但小楼没有了，党籍没有了，公职没有了。没了公职的陈建，凑了些本钱，在火车站路租门面开了个“成人用品”店，生意很不错。而在经历过那样一场风波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大再弄男女关系，很专心地顾着小家，呵护着王婧。就王婧而言，日子虽说不上风光，却也太平滋润。
余悦君起初还担心张国栋和陈建俩凑在一块儿尴尬，后来发现不必要：陈建得了美人，失了公职；张国栋没追上王婧，却风风光光地改行进了政府；大家各得所需，倒也心平气和。
孟帆还在银行里，吃香喝辣。赵志军老婆已经调进城里，在县医院做护士。他自己已经不教课了，转到了学校后勤，跟那些一天忙到晚累到死的班主任、任课老师相比，是轻省、自在，又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