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里，接连被两个女人搞得下不来台，福贵校长气不走一处。于是一拍桌子也变了脸：“校长是我，安排老师是我的权力，为什么不能换？”
这话说得响当当的，不好辩驳。可姜淑梅就是姜淑梅，她一根指头指住福贵校长的脑门，开骂：“孙老三，当了个校长，就不知道姓什么了是吧？狗鸡巴还成了驴玩意儿！老师是教孩子向好的，能这么胡换吗？你以为是在炕上跟你老婆狗吊央子呢，颠三倒四瞎逼折腾……”
孙福贵挨了骂，语气倒平和了下来：“我说大妹子，我们的人事安排，可都是征求了各级领导意见的，包括村里的领导，有意见你可以反映啊！”
姜淑梅只好起身，“行，我就去问问，看到底是哪个损种出的这馊主意！”
姜淑梅直接去了村委会，找她哥姜志成。姜志成懒洋洋地打着呵欠：“这是学校的事情，我怎么好去过问？再说了，我觉得小孙的安排没什么不妥啊！你不是说，那个余悦君不怎么样，总打学生，打仁生来嘛！”
姜淑梅无言以对。再联系马仁生跟她讲过的插秧的事，也领会了个大概。于是一根手指又指在了她哥的鼻子上：“你们这帮瘪犊子玩意儿，这么公报私仇，祸害老师、祸害孩子，就不怕报应！”摔门而去。
孙福贵上任伊始就被两个女人弄得下不来台，成了老师们的笑柄。而汪艳红则成了战斗英雄，她的那番讲话都被冠上了“汪三条”的名号。
孙福贵一直琢磨着如何驳倒这“汪三条”，挽回面子。他细细推敲，打着腹稿反复演练，却总觉得有越描越黑的可能。他无奈地认识到，应对这一事件的上上之策，就是退避三舍，息事宁人。
但问题的严重性远超他的意料。那婆娘并没有因为他的退避而就此打住，“汪三条”之后，她还在炮制汪四条、汪八条、汪二十四条……原来学校统一配发给老师的灰褐色纸面的小“工作日记”，换成了一个硕大的黑皮笔记本，孙校长一开会讲话，她就在下边勾勾画画地记；孙校长话一说完，或者还没说完，她就数着一二三四开始发飙。
孙福贵说，最近上面推行“尝试法”教学，要求各校组织学习，并推举一位老师做公开课。她立即就说，你孙福贵是校长，你就先给大家示范一个吧！
孙福贵说，为了老师们的福利，学校要搞一个秋季劳动周，组织学生给村民削甜菜赚点钱。她就把余悦君的话翻出来了，说这个违反义务教育法；还要捎带问一句，“你孙校长是不是要亲自带队给支书家白干啊？”
孙福贵恼了，张口来一句：“我还想给你白干一下呢！”
这话出格了，够荤，也够浑。汪艳红却比他更荤、更混。她哈哈大笑，笑得浑身的肉都在颤，然后噌地从椅子上跳起，扑上来，一把薅住孙福贵的脖领子，大叫：“来吧，干吧，现在就干，不敢干的是狗娘养的！”在围观者的一片笑声里，孙大校长就成了“狗娘养的”。
人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汪艳红可算是啥啥都光了。她也豁出去了，憋足了气力要跟孙大肚子战斗到底：要像老虎，咬死他；像蟒蛇，缠死他；像马蜂，蜇死他；即便是掉进茅坑里变成白蛆，也要把他恶心死！她指指点点、戗毛戗刺、死缠烂打，就像中了魔一样，寻找着一切可以报复的机会。而当了校长的孙福贵，却怒不能怒，哭不能哭，像个受气小媳妇，给全校老师留下了一嘟噜一串的笑料。
孙校长不是没想整治汪艳红。他权力所及的最严厉手段，莫过于把这个疯婆娘撵走，撵到山前的学校，让她受尽那雨雪风霜奔波往来之苦；他这个校长也能摆脱这恶魔一样的女人，过上安生日子。
但他最终是忍住了。毕竟，她男人孙远山是姜志成的小舅子，那两口子打归打、闹归闹，可要真把她撵走了，也还是会得罪孙远山、得罪姜志成。那他孙福贵就树了大敌人，丢了大靠山。再说了，眼下他已经入了仕途当了校长。校长当然就是政治家了。政治家就要能屈能伸，就要宰相肚里跑旱船，就要门牙打碎了往肚里咽，就要泰山崩于前而不尿裤子。当了政治家的孙福贵，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所以，孙福贵忍着。汪艳红端着她硕大的黑皮笔记本，点着他的脑门一二三四，他能摆出洗耳恭听的样子，还会亲切地微笑，肉不笑也要皮笑。
孙福贵就是孙福贵，他慢慢地摸索出了一套办法。他发现汪艳红是个“顺毛驴子”。他这么难堪地笑一下，她就会弯下眉毛，得意一下。他顺着她的话茬恭维两句，她就会像一个被挠了痒痒的小猫一样，抻抻懒腰，安静一阵子。
到后来，就不只简单的讪笑和恭维了，他会在汪艳红一二三四之后郑重其事地回应：充分肯定她，肯定她的积极发言，勇于提出问题；毫无保留地夸奖她，夸她思路开阔，看问题深入……他会像引用哲人语录那样引用汪艳红的话：“老汪说得好，做人就要光明磊落，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是吧，咱们这个小集体，就得搞好团结，不能那么你掐我我咬你的……”
孙福贵这套办法虽然恶俗，用在汪艳红身上却收到了奇效。两个月后，汪艳红虽然还在一二三四，却少了戗毛戗刺，真是在“正面”建议了——多是“正面”的废话。
孙福贵用这样一种方式降服了汪艳红，暗自得意，很有成就感。他甚至觉得，他可以用这样一套办法，去搞定天下所有不乖顺的女人。而汪艳红呢，在建议完了，被孙福贵捋吧了一遍之后，就会低眉顺眼地趴在桌子上，像性交达到了高潮一样，熨熨帖帖心满意足，准备洗洗睡了。然后，在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更加意气风发地一二三四——发表讲话让她上瘾了！
这俩人哼哼哈哈，一唱一和的，像演“二人转”。教导主任孔庆林却被晾在一旁，成了摆设。孔主任常常是在本上记了一大堆的事，开会时却连个话也插不进去。偶尔得空说上几句，也是说完拉倒，没人听没人问的——孙福贵心思都用在汪艳红身上，大伙则乐着看“二人转”的好戏，没人理他。
孔庆林性子弱，身为代课老师又底气不足，后来就不怎么说话了，干脆和大家一块儿看戏。而他这个教导主任所能做的工作，无非就是开会时记记笔记，窗户破了钉钉玻璃，偶尔去班里听听课而已；再不，就跑到操场上，跟余悦君一起带学生踢球。
现在的余悦君，只有足球了。班主任被撤后，他难过了好一阵子。他没心思当什么教导主任，却实在是未能料到，连班主任也会被免掉。人家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还无言以对，他余悦君不是对“什么鸡巴主任”不感兴趣吗，班主任也是主任啊。
好几位老师私下向他表示同情，说孙福贵居心不良，让一个朝气蓬勃前途看好的年轻人当副科老师，是诚心要把人废掉。而就余悦君看来，孙福贵是何居心不值一提，当体育老师还是当班主任也没有本质区别。再说怎样才不算“废掉”，怎样才算有“前途”呢？课本上或是私底下，南辕北辙自相矛盾的说法有那么多，他大都不以为然，可自己也想不明白。
但心里还是难过，为他的那班学生难过。起初，他还是要一大早就往学校跑；一进校门，习惯性地要往原来那个五年级二班的教室里钻（那教室现在已经挂上六年级的牌子了）。有两回都进屋了，那些原来的五年级二班的学生都冲他又跳又叫：“余老师——”他猛醒过来，讪讪地冲大家笑笑，赶紧退了出来。
年轻人心里空落落的，有时候，又在琢磨着出逃，逃离这憋屈人的地方。电视报纸上不断地说着外面的故事，说在南方，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故土，进城打工了。他就想，自己是不是也该离开草甸，到外面去看看、闯闯，哪怕去建筑工地，搬砖递瓦当小工，姜春凤不是都出去了？
电视上又说，大学生不包分配了，工作去处双向选择。他又心生无限向往：不包分配是多好的事，天高地阔，你尽可凭着本事，自己挑一个干活的地方；而去留由心，不痛快的时候即可卷铺盖走人。哪像现在这个样子，要一辈子窝在一个地方，沤在一个单位里，憋憋屈屈，蝇营狗苟。余悦君尤其憎恶“单位”这个字眼，他总是由此联想到黑暗狭仄的蜂箱，蜂箱中千孔一形、虫蛹蠕动的小阁阁小框框。
转而又想，自由择业得有真章程，去建筑工地也得有点手艺，还是把学业完成了再说吧。何况，失去一个班级之后，他不是又拥有了全校的孩子了吗。
孙福贵安排他教体育，那是诚心要贬他；但余悦君觉得，体育很重要，草甸的孩子也着实该有个像样的体育课。而且，就目前的草甸学校来说，还真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体育老师了。
余悦君去茂林，去本县唯一的新华书店，把那里仅有的几本关于体育的书都买了回来，研读备课——既然教体育，那就做个说得过去的体育老师吧。
到底是年轻人，余悦君很快就调整了过来，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失去：他有书本，有足球，还有了全校的学生。他可以把孩子们拢在课堂上，说一些他们闻所未闻的与运动相关的大学问；而更多时候是在操场上，指挥着他们跑跳、游戏。
他还从各年级抽选学生，组建了一支球队，一有机会就带着训练：盘带过人，防守铲断，传球配合，阵型站位……一招一式，一板一眼，练得有模有样的。
对余悦君的体育事业，孔庆林鼎力支持。他还行使了一回自己的主任权力，动用草甸小学仅剩的一点经费，买回五六个皮球来。
草甸学校足球队练得就更起劲了。余教头把一身本事尽心传授，他的这些小徒弟，慢慢地就学出了模样：每日里带传停射，闪转腾挪；两阵对垒的时候，也排着四四二、四三三，穿插跑位，攻防转换；七长八短的一群毛孩子，却踢得虎虎生风，让人不敢小觑。
余悦君和他的球队，成了草甸学校的一道风景。老师们不上课、不打红Q的时候，就来欣赏这道风景。无论是炎炎烈日、萧萧风雨，还是梨花漫天、黄叶遍地，草甸学校的操场上总有一只皮球在跃动，总有一群孩子在喧呼奔逐。
而余悦君，也在和孩子们的奔跑中宣泄着自己，在奔跑中努力地忘却：忘却他的五年级二班，忘却那些屈辱与不快，乃至忘却那个烙在他心底始终让他隐隐作痛的丁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