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在这场与姚贾的斗争中完败，让一直密切关注这场斗争的李斯大喜，他感觉到自己“大义灭亲”除掉韩非这个隐患的机会来了，于是适时参战，对秦王嬴政说：“我的这位老同学韩非是我介绍给您的，但他让我很失望。我对他是知根知底的，他到底是韩国的诸公子哪，心里处处为韩国着想，不肯为您真心效劳。我们下一步就要展开吞并韩国的计划，只怕留着韩非，不是好事；放他回去，又如同放虎归山。以我的浅见，不如找个借口把他做掉，以绝后患。”在韩非的政治学说中，君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不是这个人的道德品质有多优秀，也不是能力有多强，更不是学术水平有多高，而是他对国君有没有用，没用的就干掉。秦王很欣赏韩非的政治学说，这次拿来活学活用，衡量了一下韩非，觉得这个人不可留，于是抓起来关了。后来又觉得未必无用，想留个活口，可是晚了。李斯早已在中间做了手脚，派人送去了毒药，劝韩非：“既然活得有尊严是不可能的了，那就死得有尊严些吧。”韩非还不太甘心，心想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权诈阴谋、政治心理学和游说技巧，怎么会落得这么个下场？他还托李斯为自己说说情，给个辩白的机会。李斯哪里会肯？无奈之下，韩非只好“有尊严”地死了。应该说，李斯和韩非虽然都师从荀子，但与儒者不同的是，两人的专业都是搞权诈阴谋。韩非虽然自命不凡，读书时成绩好，毕业后论文专著什么的也出了一大堆，但与历经官场磨炼的李斯相比，实践水平还是差了一大截，最终被李斯给玩死了。
韩非死后四年，秦国吞并韩国，置为颍川郡。
二、以管窥天、以蠡测海：韩非的人性论及人际关系学
谈到韩非的学术思想，大家都会想到两个词：法和权术。这是不错的，因为韩非是非常看重这两个东西的。不仅韩非，整个法家学派都是搞这些东西的，只不过前辈学者各有所偏。商鞅特别强调“法”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而申不害则很重视“术”，慎到更多的是讲求“势”，故有“商君主法，申子言术，慎到尚势”之说。申不害看重的“术”，是君主控制臣下的政治技巧，其实就是权术。慎到强调的“势”，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权力、权威，他认为君主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这可能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在慎到那个时代，不仅“天下共主”周天子的权威丧失殆尽，不少诸侯国的公室也被卿大夫架空，出现了“政在家门”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所以慎到特别强调国君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权威。韩非虽然师从荀子，但他自己喜欢的还是法家那套东西，他的学说可以说是集法家前辈学者之大成，核心内容也还是法与权术，这一点许多学者都谈到了。
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如果仅仅从法与权术的角度去解读韩非，乃是皮相之见，是无法真正读懂韩非的。因为韩非所讲求的法也好、权术也好，都是形而下的东西，是具体到治国的基本方略措施。他的思想学术的立足点，是他的人性论，这才是他学术中形而上的东西。理解了这一点，才会理解韩非为什么始终怀着阴暗的心理用绝望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世界。
说到韩非的人性论，就不能不说他的老师荀子。韩非继承荀子的东西不多，但人性论恰是其中一点。荀子的人性论见其《性恶篇》，这篇专门用来驳斥孟子性善论的文章的开头，荀子就提出一个命题：“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与“假冒伪劣”的“伪”不同，它是指后天人的教化学习等作为，是与自然相对的。荀子认为，人的自然的本性都是邪恶的，人性中那些美好的东西都是通过后天努力修为得来的。为什么人性是邪恶的呢？荀子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证：人生下来都是自私的好利的，自私自利就会导致争夺；人生下来都是有妒忌之心的，妒忌就会导致相互残害；人生下来都是喜好声乐美色的，喜好声乐美色就会淫乱放纵。所以说顺着人的本性发展，根本不会有孟子鼓吹的那套仁、义、礼、智。由此荀子提出“化性起伪”，通过老师的教导、礼乐的熏陶来改变人邪恶的本性，培养美好的人性。荀子虽然主张性恶，但他还是以积极的心态来对待，相信可以“化性起伪”，变恶为善。
但韩非就不一样了，韩非赞同荀子的性恶论，“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又说：“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他也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可悲的是，韩非不是像荀子那样，通过积极的手段来改变人性之恶，而是将人性之恶作为他观察世界的起点和终点。在韩非看来，人与人之间，绝无亲情友善忠信可言，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比如他说，造车的就希望人富贵，造棺材的就希望人早死。这并不是造车的人心地特别善良而造棺材的人心地特别邪恶，乃是因为双方利益所系不同。人富贵了才会买车，所以造车的人希望人富贵；人死了才会用到棺材，所以造棺材的人希望人早死，否则都不死他就没饭吃了，死的人越多他越发财。推而广之，无论是君臣还是父母与子女，无不“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考虑的都是从对方身上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举例说，父母生了男孩就会高兴地庆贺，生了女孩有的则弃而不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完全是出于利益的计算。人在小的时候，父母如果抚养他不尽心，他长大后就会记恨父母；成年后，如果他供养父母不尽心的话，父母也会怨恨他。所谓骨肉亲情，在利益面前都是浮云。同样，臣下为君主卖命，并不是真心对君主好，只是想从君主那里得到奖赏，“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人世间的一切不过是种种交易关系。
这样，韩非就把世间的所有关系都简化为利益和交易，那么，人所能做的就是从对方身上实现最大的利益；同理，对方亦然。所以人与人之间，从根本上说没有共同利益可言。因此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任何人都是为自己的，都会为自己来算计你。老婆是不可信的，比如他说，国君宠爱某个妃子，那么这个妃子就会好心对他吗？不会的，他宠爱的这个妃子肯定希望他死得越早越好。道理很简单。因为她正受宠，她的孩子就有可能争位。可是，国君如果不死，就有可能将来移情别恋，看上别的妃子了，这对她们母子就是潜在的威胁。因此，趁你现在还宠我，最好你赶快死掉。然后，我的儿子就可以即位了。儿子也是不可信的，“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你有万贯家产，首先提防的就该是儿子，因为你一死，这家业都归他了，所以儿子肯定不希望你长寿。国君也一样，你一死，你的儿子就会继位为新的国君，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那么他当然希望你早点死。所以韩非得出一个结论：“夫以妻之近及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老婆孩子都不可信，你还能信谁呢？把这个道理用于治国，国君就不可信任大臣。他又举例说，像齐桓公，那是大名鼎鼎的五霸之首。他的位子是怎么得来的呢？是靠算计他的兄弟公子纠。这并不是齐桓公这个人品质特别差特别不讲亲情，而是因为算计亲兄弟有利，可做国君，所以也就顾不上手足之情了。如果大臣算计国君也能获得利益的话，那么每个大臣都会这么做。所以做君主的必须明白，大臣是不可信的，君臣之间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如果你信任他，他就会利用你的信任算计你，谋取私利，甚至把你干掉取而代之。由此，韩非得出结论：“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异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国君如果明白他与大臣利益根本不同，那么他就可以设法控制大臣为他效劳，这样的国君才可以稳坐王位。相反，国君如果天真地以为君臣利益一致，就会被大臣劫持。要是傻到以为君臣一体，共同管理国家，那么早晚要出事，被大臣取而代之。
至此，心理阴暗的韩非已完全堕落成为国君一人私利出谋划策的帮闲。
应该说，无论是韩非学说的立足点性恶论还是他所观察到的种种损人利己的现象，甚至他所得出的关于人与人关系的结论，都是可能的、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确的。问题是，韩非把复杂的人性简化为性恶论，把这种可能性当做绝对性，刻意忽视人性光辉仁爱的一面；把局部现象当做普遍现象，把特定条件下的规律性当做普适规律，从而否定了人与人之间可以互利双赢。由此衍生出对人性的绝望，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绝望，认为世间的丑恶是绝对的，所谓亲情、忠贞、诚信、仁爱等美好的东西，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以他这点局部的经验和促狭的眼光，来观察人性及人类社会，无异于以蠡测海、以管窥天，不仅永远不可能得到真相，还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偏执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