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疑孟》诗所说的两件事，不过是孟子用来打比方的，属于寓言性质，当不得真。一个故事是说齐人有一妻一妾者，整天无所事事，跑到墓地乞讨别人扫墓的供品果腹，回家却对妻妾大吹特吹，声言某某达官贵人又宴请他了。后来他的妻子起了疑心，偷偷地跟踪了他一次，戳穿了他的骗局。另一个故事是孟子举的例子，打的比方。有个叫戴盈之的官员对孟子说：“征什一之税，关市免税，我也知道应该这么做，可是现在国情不允许，那就暂且减轻一些，等来年再实施，怎么样？”孟子就对他打了个比方：有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别人告诉他，偷鸡非君子所为。偷鸡者说，那就改为每月偷一只吧，再以后就不偷了。孟子以此正告戴盈之：如果知道所作所为不合乎道义，那就该立即改弦更张，怎么能推到明年呢？拿“国情”做借口，当权者只不过是推脱责任罢了。那个跑到李觏这里骗吃骗喝的文痞故意挑孟子的刺：既是乞丐，又如何娶得起一妻一妾？谁家会养有那么多鸡供人偷，又不是养鸡专业户？认为孟子所举的例子打的比方，逻辑不严密。尽管也有一定的道理，却是无聊的闲扯淡，没一点意义。不过他最后对孟子的质疑，却看起来是关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了：当时周天子尚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头衔，而孟子到处游说齐魏之君，劝他们行仁政王天下，取周室而代之，这不是劝臣下推翻君主，违反伦理纲常的行径吗？其实，用来对他们洗脑的伦理纲常，本来源自韩非子的“三顺”说，是董仲舒等汉儒为了适应秦之后的专制集权体制而硬塞进儒家的东西，与孟子本来无涉。孟子本身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属于“民本”主义者。从“民本”的角度来看，齐国也好魏国也罢，若能行王道施仁政，救黎民于水火，取代那个只存虚名起不到丝毫作用的周王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帮被“君本”主义伦理纲常洗过脑的书生以此来攻击孟子，也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
孟子的再次大劫难，出现在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地道的政治流氓，他发迹之前做过乞丐、和尚、土匪、流氓，几乎将当时社会上最下贱的职业都尝试了一遍，标准的苦大仇深。孟子所列的大丈夫三条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大概只能符合一条，那就是亡命之徒出身，不要命，算得上“威武不能屈”。至于“富贵不能淫”和“贫贱不能移”，他是绝对不够格。早年穷苦的经历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换句话说就是导致他心理变态。杀伐征战获胜，登上皇位，但一袭龙袍依然掩饰不住他流氓的本质和变态的心理。关于这点，吴晗在《从僧窝到皇权》一书中有精彩的描述。古往今来的通例，只要窃取了最高权力，也就一夜之间变成了最高真理的垄断者，哪怕大字不识一个。忽然有一天，在将老战友消灭到差不多的情况下，朱元璋萌发了要替读书人把把关，审查一下教科书的念头。那时，“四书”已成官方指定教材，是所有读书人的必修科目，孟子坐到“亚圣”的位子上已经有些日子了。朱元璋大字不识几个，就找人给他读，他听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时，禁不住龙颜大怒，恶狠狠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这老家伙如果现在还在的话，能免得了杀头吗！恨不得对孟子食肉寝皮。于是下令，剥夺孟子“亚圣”的头衔，并将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庙，同时准备焚毁《孟子》。这次救了孟子的急的，是孟子的拥趸朱熹。仍然是历史的通例，一旦爬上龙椅，总要给自己找一个阔人做祖宗，打一个翻身仗，好让血统一夜之间变得高贵起来，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在一帮以拍马溜须为职业的帮闲的帮助下，朱元璋毫不费力地和朱熹攀上了亲戚，是当时已爬到神坛半路的朱夫子的N代玄孙。当时官定教科书，用的正是朱熹的《四书集注》，那些崇拜孟子的读书人利用朱元璋喜欢有阔人做祖宗的心理，告诉他士子们所读的《孟子》，是朱熹注释的，而且很是推崇。现在把孟子搞得太过分，未免新认的老祖宗朱夫子面子挂不住。朱元璋思前想后，也觉得做得太过头了确实不妥，对新认的阔祖宗说不过去，这样孟子才得到赦免。但他下令把《孟子》中的“违碍之句”统统删掉，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等，尽在删除之列，共计八十五处，搞出一本非驴非马的《孟子节文》来，作为钦定的教材于洪武五年（1372）颁发各级学校，用来对天下读书人洗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用杜甫的这句诗来形容孟子身后的浮沉，是再恰当不过了。把孟子抬到神坛，尊为“亚圣”，固然不恰当；但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所追寻的理想人格，虽屡遭独夫民贼打压、子韩非心理阴暗的独夫帮也许是出于对儒家学说某些缺陷的失望，比如过于看重人情，讲求尊卑，又崇尚德治，对法制并不怎么信仰。又比如，儒家的大佬孔夫子就主张“亲亲相隐”，亲人之间有了违法乱纪的事，要相互包庇，不能揭发。在司法实践上，儒家的经典《周礼》又明目张胆地搞出个“八辟”制，后世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八议”，成为正式的法律条文。何谓“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亲，皇亲国戚、龙子龙孙；故，皇帝的故旧、朋友；贤，所谓的社会贤达；能，有点歪才怪才的人；功，为王朝效过犬马之劳的人；贵，三品以上的官员和有一品爵位的人；勤，皇帝比较勤快的爪牙狗腿；宾，王朝的贵客，一般是指被尊为国宾的前朝国君的后裔。“议”就是讲情面，这八类人犯了罪违了法，法律基本管不着，怎么处理皇帝说了算。一般来说，这八类人哪个不是皇帝最铁的奴才？皇帝老儿当然明白，保护他们，就是保护自己统治的根基，要想江山坐稳，还得靠这帮人撑场子。所以，所谓的处理，大都是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大不了把正省部级待遇降为副省部级，或者暂时带薪休假个一年半载，待到舆论关注降低、民愤渐渐淡去时，再让他们换个位子复出。不少人，包括一些所谓的学者，把清扫这些历史的丑恶的希望寄托于儒家的对立面法家，对于集法家学术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充满了崇敬之情。动不动就把他搬出来赞美一番，仿佛连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了的韩非是民族的希望，“指引着人民前进的方向”。而深谙法家学说精髓的统治者，又往往喜欢以孔夫子做面子，拿韩非充里子，玩“外儒内法”的政治把戏。如果足够无耻，还可以一把撕掉面子，再“踏上一脚，使永世不得翻身”，直接内衣外穿，公开为韩非唱赞歌。总之，生前倒霉的韩非，死后不久其实已经暗暗走红。时至今日，在一帮真傻的学者和装傻的政客们的推动下，更是大有由暗红转成明红之势。其实，早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指出：法家决不等于法制，他们只不过是一帮没有人性、没有良知的独裁者的帮闲！韩非虽然求为帮闲而不得，还断送了小命，其实，他还真可算得上法家的代表人物。
一、韩非其人
韩非是战国末期人，《史记》说他是韩国的“诸公子”。所谓“诸公子”，就是韩王不继承王位的儿子，也不一定是庶出。王位只有一个，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只有正妻所生的老大才有资格。哪怕他是傻子，只要不死，也轮不到别人。那些不能继承王位的儿子，即是诸公子。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但史书未明确记载他是哪位韩王的儿子。他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谈，从小就喜欢“刑名法术之学”（也就是商鞅、申不害等前辈法家学说的总称）。但喜欢法家那一套东西的韩非却与李斯一起，拜在了当时的大儒荀卿门下，跟随荀卿学习治国之道。现在看起来几乎不可理解，韩非既然喜欢法家学说，为何拜大儒荀卿为师？其实也没什么难以理解的，在那时，教育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这么多的学校、专业供你选择。你喜欢法家，但不一定能碰上出色的法家学者，商鞅、申不害都不与韩非同时代，而荀卿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学者，在大师云集的稷下学宫“最为老师”，三次充当祭酒，能拜在荀卿门下，就像现在考取北大、清华一样荣耀。
韩非与李斯是同学，成绩比李斯强多了，连李斯自己都认为比不上他，这其实也为他埋下了祸根。因为李斯这人，是个典型的下三滥，他本是上蔡（今河南上蔡）的一个破落户，早年在楚国做过小吏。有一次上厕所时，看到一只老鼠，见到人和狗就吓得东躲西藏。后来进入官仓，又见到一只老鼠，安享官仓的粮食却无忧无惧。这么一比较，李斯不禁大有感慨：同是老鼠，命运却天差地别，还不是因为它们所选择的安身立命之所不同么？从此，李斯人生开悟，发愤图强，誓要做一只从容在太仓里偷吃的硕鼠。在傍上了秦始皇这位主子以后，李斯开始对儒家反攻倒算，不仅不许别人学习儒家经典，连在一起谈谈《诗》、《书》都要杀头，还把儒家经典一把火给烧了个精光，亲手策划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浩劫。经他这么一烧，中国上古的文化典籍基本给毁得差不多了，直到现在，人们连《尚书》到底有多少篇也还没有搞清楚。当然，这是后话。
韩非虽贵为韩国诸公子，但并不得志。专制政治的铁律：越是亲人越防得严。此时的韩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朝不谋夕。强大的秦国已显现出横扫六合、席卷天下的雄心和实力，在关东六国中，韩国不但最为弱小，而且还和秦国接壤，更重要的一点是，秦国一旦兼并韩国，就拦腰切断了劲敌楚国和赵、魏的联系，合纵再难成气候，而秦国则可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所以，韩国成为强秦进攻的首要目标。在秦国的进攻下，韩国土地不断遭到蚕食鲸吞，国势日益危亡。韩非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不断地给韩王上疏，出谋划策，可韩王就是不理他这茬。在这一时期，忧心忡忡的韩非对韩国的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的观察研究，这对他学术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他的《孤愤》、《五蠹》、《说林》、《说难》、《内储》、《外储》等名篇均写作于此时。
公平地说，韩非对韩国政治弊端的揭批还是很深刻的，他所提出的一些补救主张也还算得上对症下药。比如，他深感韩国统治者昏庸无能，政治腐败，无耻的知识分子不顾良知，卖身投靠权贵，摇唇鼓舌，消解国家政令的推行；信口雌黄的纵横家为满足自己的野心，成为挟持国家的政治买办；亡命之徒和游侠依附于权贵，成为他们的走狗和打手；而富商巨贾则与权贵相互勾结，瓜分社会财富。这五类人和权贵阶层狼狈为奸，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联合起来将政府绑架，使政府沦为维护他们集团私利的工具。整个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兵无斗志，民心溃散。韩非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五类人乃是国家的蠹虫，提出要对既得利益集团痛加裁抑，“除此五蠹之民”，挽回人心，加强军队战斗力。这些观点，非常深刻，非常具有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