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女传》还记载了一个关于孟子的故事，这个故事令人深思：孟子成婚后，有一次去卧室，瞥见妻子一副衣衫不整的样子（《韩诗外传》谓“踞坐”，也就是坐的时候两腿伸开，古人尚无内衣，所以这在孟夫子那个时代是不符合礼数的），他很是生气，就又退了出来。孟子的妻子也非平庸之辈，见状，便向孟子的母亲请求将自己休掉。理由是按道理夫妻在闺房之内是不应该讲求什么繁文缛礼的，那完全是享受爱情的自由天地，属于个人隐私领域。现在孟子见她在闺房衣衫不整，竟然不高兴，那岂不是拿她当外人？要是这样的话，夫妻之间也太难相处了，还有什么意思？干脆离婚算了。孟子的母亲听说后，便把孟子叫来批评一通：按照礼节，你要进门的时候，必须先问一声；要上厅堂，也要先让人听到你的声响，好叫人有个准备。要进入室内，眼睛应该盯着地面，不能乱看，因为内室属于个人活动的私地，可以不讲礼数。你眼睛乱看就容易看到不该看的地方，你自己不遵守礼数，却拿“礼”来责怪别人，也太不应该了吧。孟子听了，心服口服，赶忙向妻子道歉，两人和好如初。孟子虽然是圣人，他的这套行为却真的令人不敢恭维。倒不是说他不解风情，而是自己不按理出牌，却喜欢拿牌理要求别人。古往今来，大凡有点权势的人，莫不喜欢干此类的事。看来此时的孟子不仅对“礼”的精神理解不够，就是对儒家的“恕道”，也未能真正领会。
史籍记载的孟子的事迹，就是这般简略。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作为坐而论道的学者，并不直接参与治国平天下的军国大事，本身事迹可记的不多；二来那个时代学者的地位低，没有资格进入史官们记载的范围，其活动颇有遗漏。当然，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其他的事迹也有所反映，比如与许行、告子等人辩难，回答滕文公的咨询等，但这些主要还是作为反映孟子思想学说的载体出现的，并不重在记述事迹。
《孟子》这部书是孟子思想学说的集萃，司马迁说是孟子及其得意门生万章等人亲手编订的，大体可信。概而言之，孟子的思想学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王道仁政学说、心性学说和对理想人格的铸造。而真正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笔者认为还是孟子对理想人格的铸造，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子学说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浩然正气”的人生境界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寻效法的人格高标，在许许多多取义成仁的感人事迹中，我们都能看到孟子“浩然正气”及“大丈夫”说的印痕。
1.孟子的王道仁政学说
王道仁政思想是《孟子》一书的核心，也是孟子平治天下的措施。在孟子看来，人心思治，诸侯纷争的战国终将重新归于一统。而哪个国家能够行王道、施仁政，哪个国家就会一统天下。孟子的王道仁政说，既包含具体的方案，也包括政治理念在内。孟子在游说梁惠王、齐宣王等诸侯时，多次描绘他理想中的王道蓝图：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意识到，“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老百姓如果没有生活保障，就不会安心过日子。老百姓都不安心过日子，被逼上邪路，“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政府的统治就会面临莫大的危机。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保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这是“王道之始”，是物质基础。没有这一物质基础，老百姓既不能安居，又不能乐业，那一切免谈。当然，仅仅解决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还不行，这只能使老百姓安心地过日子，还不能使老百姓真心拥护政府。政府要赢得老百姓的真心拥护，那就要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而要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就得保证他们有一份足以安居乐业的固定资产。所以首先要解决老百姓的房子问题，每家予以“五亩之宅”，在此基础上，鼓励他们发展桑蚕业和养殖业。每家再予“百亩之田”，保证老百姓的生产时间。这样，不仅让老百姓穿得暖、吃得饱，还让他们穿得好、吃得好。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政府再兴办教育，保证老百姓的受教育权利。当然，这教育不是当产业办，不收高额学费，也不是给老百姓洗脑，乃是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和风气。只要能够做到这些，就能把整个国家建设成和谐安定的礼仪之邦，然后再图谋一统天下，成就王业，有民心为后盾，自然会无往而不胜。
孟子所描绘的这幅蓝图，从内容上来看，主要和农业有关，是理想中的小农经济。实际上孟子的王道方案，不仅仅限于农业的内容，他在其他场合还谈到包括商人、士人等其他阶层的方针政策，是一个相当全面的方案，其内容包括“省刑罚，薄税敛”、“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鳏寡孤独的救济政策、“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选官政策。这些设想，今天看来，不少地方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制民之产”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具有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雏形，而且是无城乡差别的“全民低保”，这不能不让我们对这位先哲肃然起敬！
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除了他所提出的具体方案之外，还包括一些政治理念。具体来说，那就是以民为本、以仁义为本和在政治上负责的态度。与一些动辄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人民之上的无知政客不同，也与那些动辄喜欢拿国家利益的名义对老百姓横加剥夺限制的无耻野心家不同，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放在了最高的地位。他甚至逼问齐宣王如何处理“四境之内不治”的诸侯，潜台词很明显，诸侯治理不好国家，就应该下台让贤。中国古往今来喜欢作秀亲民的政客学者多如过江之鲫，但如孟子这般真正把老百姓放在最高地位的却不多。其次是以仁义为本的政治理念。孟子认为，作为统治者要有公心，不能斤斤计较于利害。这个公心就是以仁义为本，心存仁爱，发令施政，一以仁民爱物为本。否则，君王光想着利其国，卿大夫光想着利其家，老百姓也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最终就会“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对于孟子的这一观点，历来见仁见智，但对于那些一心想着中饱私囊、肆无忌惮地刻剥细民的统治者来说，无疑兜头一瓢凉水！第三，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还包括统治者要有政治责任感。他对统治者那种把“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责任归咎于自然灾害的无耻行径予以严厉的批评和辛辣的讽刺，认为这是十足的政治流氓的做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无罪岁”，所谓的天灾，归根结底是人祸，始作俑者就是最高统治者，只不过是“以梃”杀人还是“以刃”杀人的问题。
孟子的王道仁政学说，今日看来，其中固然不乏空想的成分，但他把保证老百姓安居乐业作为建设和谐有序的礼仪之邦的前提之思想、以民为本的思想和他所提倡的政治品格及政治责任感，无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2.孟子对理想人格的铸造与追求
儒家对中华文化所作的最大贡献，其实不在于治国平天下。历史证明，儒家所提出的那套“治国平天下”的方案，虽不无可取之处，但总的来说效果并不理想——空想的成分太多；而在于他们对完美人格的不懈追求，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人格修养，以此来达到“内圣”。这种对理想人格的铸造与追求，自孔子始，至孟子而集其大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书写下光辉的一页。但秦汉之后，由秦王朝开创的集权专制政体日臻成熟，基本不再给个人的人格追求留下空间，一大帮自诩为“孔孟之徒”的“正人君子”，卖身于集权专制政体，一本正经地从孔孟开创的儒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康庄大道转入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邪路，成为专制政体的铁杆帮凶和忠诚的奴才。
孟子对铸造理想人格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在继承孔子、曾子等儒学前贤思想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养浩然之气”说和“大丈夫”的概念，将我国古代理想人格推至光辉的顶点。孟子所养的“浩然之气”具备以下特点：“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的“浩然之气”说，资取了孔子对“刚”所作的新的诠释、易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和曾子之“弘毅”品格。孔子赋予“刚”新的内涵，强调内心不能有贪欲，要“见利思义”。曾子所提倡的“弘毅”品格，其核心在于“仁为己任”和“死而后已”，以极其坚韧的精神，“铁肩担道义”。孟子之“浩然之气”是对这种刚健的、自强不息的、勇担道义的精神的进一步拓展和弘扬，它以一种刚健的品格充满天地之间，立足于道义，理直则气壮，问心无愧，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充塞于身心以至天地之间。
“大丈夫”说是孟子所提出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理想人格概念，这源于孟子与弟子景春的一次论辩。景春非常佩服那个时代当红的纵横家公孙衍、张仪，认为他们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诸侯国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非常风光，是实实在在的“大丈夫”。孟子则对这种为博取功名富贵不择手段、利口覆家邦的小人极为瞧不起，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尤其是孟子所提出的“三不能”，千百年来为仁人志士广泛接纳，成为大丈夫人格的光辉写照。“三不能”实际上讲的是大丈夫面对富贵的诱惑、贫贱的困扰和暴力的威胁的态度，也就是说，真正的大丈夫，要能经得起富贵、贫穷和暴力威胁的考验。有些人能经得起贫穷的考验，“贫不失志”、“穷且益坚”，能在困境中坚守节操，发奋有为；也经得起暴力威胁的考验，面对邪恶的暴力，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但往往经受不住富贵的考验，一旦发迹了，却在“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中迷失了自己，玩物丧志，甚至“一阔脸就变”，成为繁华生活的奴隶。比如晋文公，面对父亲宠妾骊姬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在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从容应对，有理有节；十数年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备尝艰难险阻而不放弃、不屈服；一旦到了齐国，受到齐桓公的厚遇，在轻裘肥马、美女妖姬的安逸生活面前，很快就迷失了自己，将雄心壮志抛在脑后，发出“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的感慨，遭到他在齐国新娶的妻子的嘲弄。若不是狐偃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将他灌醉后偷偷地带离这安乐窝，也就不会有后来的煌煌霸业。
贫穷的困扰、暴力的胁迫、富贵的诱惑，最能考验人性，过此三关，不仅要有志、有勇，还要有守。有志，方能在困境中保持希望，扼住命运的咽喉，坚忍以待，相机奋起。否则，一任绝望的毒焰吞噬自己，势必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有勇，才能在暴力的威胁面前不屈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有守，才能在富贵中不迷失自己，保持初心本志。如何应对这三大考验，其实在孔子那里已经有所阐述，只是不如孟子的“三不能”那么系统而明确。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说有人自甘贫贱，恐怕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此人特矫情，“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只是嘴硬不承认；二是此人特没出息，自甘堕落，属于那种自暴自弃、不可救药的窝囊废。所以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摆脱贫贱是人之常情，他自己也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前提是必须以正当的手段，否则宁可视富贵如浮云。要抵制富贵的诱惑、经受贫贱的考验，那就要能在贫贱中自得其乐，将贫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甚至活出境界来。用孔子的话说就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或者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就是宋儒所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毫无疑问，孟子的“贫贱不能移”是对“孔颜乐处”的继承和发扬，与孔、颜一脉相通。孔子看待贫贱、富贵的态度，还见于他与子贡的一段对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