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灵公最大的特点是糊涂，那么继立的庄公最大的爱好就是好勇斗狠。他是靠暴力夺回权位的，所以特别迷信强权。继立之后，他便与拥立自己的崔杼相勾结，把屠刀挥向与自己有矛盾的公室成员及大臣。在一片刀光剑影中，公室的势力大为削弱，最终形成崔杼专政的局面。齐庄公喜欢养勇士，做事不讲规矩，不顾道义，全靠武力摆平。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齐庄公的带领下，齐国的勇士仰仗着武力横行无忌，贵族世家也都以好勇斗狠为荣，既无人敢于向庄公指出他的错误，也无人向庄公提好的意见和建议，整个社会风气很快变得乌七八糟，齐国的政治又陷入一片昏乱。晏子看不下去了，决定找庄公谈谈。
颇以勇力自负的齐庄公对身材矮小的晏子并不怎么瞧得上眼，见晏子来见，略带挑衅地问：“古来也有只凭借勇力便能扬名立万的君主吗？”那意思是，让我来做第一位吧。
晏子听了，机智地回答：据我所知，为了遵循礼制而不怕死才算得上是勇，铲除强暴不绕过树大根深的“钉子户”那才叫有力。所以君主们追求勇力是为了推行礼义，而不是好勇斗狠。接着，晏子又列举了两类不同的勇：一类是像古代的圣王商汤和周武王那样，所行合乎礼义，所以虽然灭掉了夏、商而不为贪，兴师动众而不为逆，是真正的“勇力”；一类是当时流行的所谓“勇力”，不合乎正道，自然也不会有好结果，“诸侯行之以国危，匹夫行之以家残”。并举夏、商的亡国之君桀、纣为例，指出庄公的好勇乃是“反圣王之德，而循灭君之行”，不要说用来扬名立万了，就是不因之而灭亡的，都很少听说。晏子本想抓住庄公好勇的特点，把他引向正道，以大无畏的精神建功立业。可惜庄公所谓的好勇，也只是叶公好龙，只是好匹夫之勇。至于勇力的真正境界，他是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好，晏子的一片苦心，全做了对牛弹琴。
齐庄公的境界虽然很低，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想法，偶尔也流露出成就一番霸王之业的雄心壮志。有一次他问晏子：“那些能够威震天下的霸主，大概都是乘有利的时机而取得成功的吧？”晏子故意钓他，回答说：“是靠他们的行为！”这下庄公来了兴趣，又问：“那是怎样的行为呢？”晏子便针对他好大喜功、轻用武力、喜欢逞匹夫之勇而不顾臣下生死的缺点大大发挥了一番，说：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能威诸候；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爱邦内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愎谏傲贤者之言，不能威诸侯，倍仁义而贪名实者，不能威当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齐庄公自然也知道晏子是在借机劝谏自己，可是年轻气盛的他并没有把晏子的话当回事，反而觉得他唠唠叨叨的，在身旁很是不顺眼，逐渐对晏子产生了反感。
齐庄公三年（前551），因在晋国的贵族斗争中失败而到处流亡的栾盈，欲由楚入齐。此时的晋国正如日中天，是诸侯霸主。如果接纳栾盈，势必得罪强大的晋国，这对于已经走下坡路而服从晋国盟主地位的齐国来说不是好事。晏子于是拜见齐庄公陈说利害，劝庄公不要轻意违弃与晋国的盟约而让栾盈入境。可惜又没有被庄公采纳。是年冬，晋国再次在沙随（今河南宁陵东北）主持会盟，照会各国不要让栾氏家族入境。这时晏子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好武的齐庄公的真实意图了，他是利用栾盈向晋国盟主的地位发起挑战，齐国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发动对晋战争。果然不出晏子所料，第二年，齐国趁吴、晋联姻的机会，以让析归父陪嫁为借口，乘机送栾盈返晋，占据曲沃。不久，栾盈在曲沃发动叛乱，齐庄公不顾晏子和崔杼的反对出兵相应，虽然乘晋国内乱之机取得了一点局部的胜利，但并未伤及晋国的实力，却从此与晋结怨，成为齐国的一大隐患。
晏子的屡屡进谏，很是扫庄公的兴。有一次，庄公借酒宴之机，故意表达自己对晏子的不满，当众让晏子难堪。这时晏子意识到对执迷不悟的齐庄公来说，自己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有效果。晏子固然渴望君臣同心戮力，建功立业，上安社稷，下惠百姓；当这种美好的理想被荒唐的齐庄公所击碎时，他也勇于直面残酷的现实。从他“嘳然而叹，终而笑”的表现，可以看得出他内心充满壮志难酬的痛苦。但他决不麻醉自己、欺骗自己，为自己编造一个美好的借口继续自己的卿大夫生活，更不降节辱志、同流合污，与齐国其他卿大夫一样，浑浑噩噩，越堕落越快活。他秉守自己的原则：“君子有力于民，则进爵禄，不辞富贵；无力于民而旅食，不羞贫贱。”毅然辞掉国家封赐的爵禄财产，徙家隐居于东海之滨，弃富贵如敝屣，做一个自食其力的隐士，过起了田园生活。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人格，又避免了在混乱的政局中越陷越深，无谓地卷入到更大的麻烦中去，成为庄公荒唐行为的殉葬者。从这一点来说，晏子和孔子所提倡的“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等立身处世原则在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和后世那些贪荣保位甚至蝇营狗苟的政客相比照，晏子廉洁伟岸的人格真教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事实证明，晏子还是很有远见的，齐庄公继位不到六年就做了崔杼刀下的风流鬼。齐庄公的继位本来得力于崔杼所发动的一场政变，君臣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他们之所以反目成仇拔刀相向，乃是为了争夺当时一位美丽的寡妇棠姜。棠姜是崔杼的门客东郭偃的姐姐，她先是嫁给了棠公，生了一个儿子棠毋咎。可惜棠公短命，不幸早死，东郭偃为崔杼驾车前往吊丧。没想到吊丧吊出了一见钟情的风流韵事，鳏居的崔杼一见棠姜，惊为天人，立刻被迷得神魂颠倒，不能自持。他不顾同姓不婚的清规戒律，也不顾占卜结果不吉这一古人极为忌讳的事情，执意要把这位魅力寡妇娶到手。崔杼的府第和齐庄公的宫室比邻，一来二去，棠姜的如花美貌很快吸引了齐庄公的目光，他不知不觉也拜倒在这位风流寡妇的石榴裙下。齐庄公再次暴露出做事不讲规矩不顾道义的本性，而风流成性的棠姜也是来者不拒，两人勾搭成奸。齐庄公恋奸情热，经常出入崔杼家与棠姜幽会。纸包不住火，这事自然瞒不过崔杼，崔杼又恼又羞，杀心顿起。可齐庄公这个第三者却自顾风流快活，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坐到了火山口上，甚至还在与棠姜幽会时，顺手拿了崔杼的帽子，赏赐给别人，以此来羞辱崔杼。忍无可忍的崔杼终于爆发，精于搞政变的他又策划了一场阴谋，并最终彻底终结了他们君臣之间的恩怨。
公元前548年五月，崔杼称病不朝，实际上是给齐庄公挖陷阱，等他自投罗网。齐庄公不知是计，心中大喜，以为是天赐良机，正好以探病为名去崔杼家与情人好好风流快活一番。大概棠姜对于这位特殊的情人也并不怎么满意，她配合崔杼，把齐庄公困在家中，伏兵齐发。齐庄公这才发现噬脐未及，不得已低三下四地与崔杼讲和，被崔杼无情拒绝；又请求崔杼让自己体面地死在宗庙里，仍被拒。多行不义必自毙，齐庄公为自己的荒唐行为付出了代价，在一阵乱砍乱杀中，横尸崔杼家中！
晏子尽管已经辞去了爵禄，但依据礼法，他与齐庄公的君臣之义仍在。所以得知齐庄公被弑杀在崔杼家中的消息后，不顾危险，立即前往崔杼家中哭祭。
刚到崔杼家门口，晏子的仆从非常担心，忙问：“先生难道要殉难吗？”晏子淡淡地回答：“又不是我一人的君主，我为何要殉君呢？”
“那么，先生准备逃走吗？”
“难道都是我一人的罪过吗？我为什么要逃走！”
“那还是回去吧？”
“君主死了，又能回到哪里去！”
接着，晏子向仆从解释他不死不逃也不回去的原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和《晏子春秋》都保留了晏子的这段话，他说：
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
晏子的这段话非常精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君主和臣子的职责作了明确的界定。君主不是用来欺压臣民的，他的职责是治理好国家。给君主做臣子，也不应当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要帮助君主治理好国家。所以，只有在政治中，也即和治国平天下有关的行为中，才存在臣为君死为君逃的伦理关系。君为国殉难或为国逃亡，作为负有政治责任的臣子，也应该殉君或伴君逃亡。除开这层关系，臣子对君主便没有这类的义务。在这里，晏子还把大臣与私昵区分开来。所谓“私昵”，就是君主的私人奴仆。大臣只对君主负政治上的责任，君主的私人奴仆才对君主的个人行为负责。在看待君臣伦理关系上，晏子既冷静又理性，保持了大臣人格的独立。尤其是晏子对君臣关系原则的阐发，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瑰宝，也说明先秦时期的伦理道德观与自董仲舒以来的“三纲说”有极大的不同。如果中国的伦理道德沿着晏子的这一思想发展成熟，中华民族的历史也许要更加辉煌。
这时，崔杼家的大门打开了，晏子从容而入。
崔杼一见晏子，立即恶狠狠地连声叫嚷：“你为什么不死！你为什么不死！”
晏子冷冷地说：“这起丢人的祸乱埋下祸根时，我不在朝中；最终造成这样的结果，我也毫不知情。我为什么要死？何况我听说，动辄作出逃跑和自杀选择的人是很没有出息的，既不足以匡扶君主，也不足以建功立业！我晏婴又不是整天和君主勾勾搭搭的奴婢，为何要我自缢殉死？”
崔杼自然听得出，这番话句句暗含对他与齐庄公狼狈为奸的讥讽。正是他不能事君以道，整天低声下气奴才似的跟在齐庄公身边不顾廉耻地邀宠，才导致戴了绿帽子又弑君这件大丑事大祸事的发生。作为弑君的罪魁祸首，他崔杼该死；作为庄公的私昵，他崔杼也该死。可笑的是他崔杼却口口声声地要别人死！
晏子并没有理会崔杼，他按照丧礼的规定，脱去了上衣，坐在地上，揽过庄公的尸体，放声大哭！从容地祭奠完毕，站起来，又再三地跺脚，从容地离开。畏于晏婴崇高的威望，崔杼未敢加害于他。
在弑君之后，多行不义的崔杼也深感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为了稳固地位，挽救自己的命运，他与庆封合计，将当时齐国的“诸将军大夫及显士庶人”全部劫持到“太宫之坎上”，要挟他们与自己结盟，想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命运和整个齐国贵族及名士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以增加安全系数。
为了使这次会盟举行得体面、顺利，崔杼特地筑坛三仞（约合今5.5米），坛下又挖了坑，环列一千多全副武装的兵丁。所有被逼来参加会盟的人，全都被解除武装，就连象征身份的剑也被摘除。凡有不愿结盟的，戟剑齐下，登时让他暴尸坛下。甚至一些人因为说话不够干脆、咬手指没有出血也被认为诚意不够而横遭杀戮！当权者最愚蠢之处，就是迷信暴力，以为有了枪杆子就会有一切，以为血腥能够使所有的人屈服。其实这完全是他以自己卑鄙猥琐的小人之心去度人民之腹。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下，依然有不少忠贞之士绝不屈服，在轮到晏子之时，崔杼已经一连杀了七人。面临生死抉择，“晏子奉杯血，仰天叹曰：‘呜呼！崔子为无道而弑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俛而饮血。”大义凛然，直斥崔杼之罪恶，对天盟誓，表明自己忠于公室的立场。气急败坏的崔杼一边以“子变子言，齐国吾与子共之”来诱惑晏子，一边又亮出戟剑，以死亡相威胁，企图使晏子改变誓言。面对因黔驴技穷而穷凶极恶的崔杼，晏子始终不为所动，轻蔑地回应道：“怕了你的戟剑，我晏某算不得勇士；中了你的利诱，我晏某算不得义士！《诗》云：‘恺悌君子，求福不回。’你有种就来吧，我晏某决不会变节的！”恼羞成怒的崔杼无计可施，凶相毕露，遂欲杀害晏子，身边的一个心腹忙悄悄地对他说：“千万使不得！您杀庄公，是因为他无道，国人反应不大；如果杀了晏婴，那可就麻烦了！”崔杼醒悟，害怕失去民心，只得无奈放弃。当然，这里也可以看出崔杼这个人坏得不是十分彻底，还达不到对有良知、有操守的士大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使之永世不得翻身”的那种无耻无赖因而无畏无忌的“境界”。对于崔杼这种小人行径，晏子临走时还不忘幽他一默：“你做尽了大奸大恶，却对我来点小仁小义，不太合适吧？”说完，掉头不顾，从容而出。晏子的仆人见晏子活着出来，又惊又喜，担心崔杼一会儿再变卦，立即驾起车狂奔而逃。晏子平静地抚着他的手告诉他不要着急害怕，怕只能凸显自己的怯懦，对改变险恶的处境没一点作用，还是按正常的节奏来驾车好了。于是，主仆二人“按之成节而后去”，悠悠然归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