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进行以上三项大的改革外，子产在用人、听取舆论监督、重人事远天道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古代杰出政治家的风范。据《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产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这是说，子产执政后，立即着手选贤任能，组建强有力的班子。他根据每个人能力、特点的不同，择长而用，交互搭配，使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长。冯简子善于作决断，子大叔长得一表人才且办事有条理，公孙挥（即子羽）对于外交事务非常熟悉，又熟知各国卿大夫的族姓、爵位和能力，裨谌则善于谋划，尤其是在郊外谋划，头脑更清楚。所以子产遇到内政外交方面的事务，首先咨询子羽，并让他起草相关文书；然后再与裨谌乘车到郊外商讨具体事务，看看文书是否合适；再让冯简子参与决断，定下来后，交由子大叔办理执行。因而在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制度的设计、法令的草制等各个方面都能恰到好处。孔子曾经这样描绘理想中的命令发布：“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可见子产所举任的人才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尽管郑国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强族也仍旧专横，但当时无论内政外交都比过去要稳定得多。
三、子产的政治胸怀
前面已经提过，子产执政初期，郑人并不信服，常常对当局发发牢骚，“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件事惹得郑国大夫然明老大不快，觉得失了面子，玷污了官老爷们的身份。再无耻点，还可以说是委屈，草民们拿官老爷尽瘁国事的好心当做了驴肝肺！哇，这还了得？于是劝子产把乡校毁掉，给这帮不知深浅的草民一点颜色瞧瞧。出乎意料的是，子产对这位及时献忠心的“好同志”并不感冒，他告诉然明：“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不仅不接受毁掉乡校的建议，反而非常重视草民们的牢骚，认为可以通过这些牢骚探知民意，帮助执政者减少错误，提升执政能力，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非凡襟怀。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物不平则鸣，老百姓有了委屈必然要发泄出来。聪明的执政者会从牢骚中考察政策的得失，纠偏补漏，这样，老百姓自然也就不再议论了。战国时期齐威王采纳了邹忌的忠告，下诏求谏，连“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也要赏，“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等国知道后全部向齐国示好，表示服从，取得了“战胜于朝廷”的效果。子产不毁乡校，实则与齐王悬赏求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反映出子产高超的政治智慧、伟大的政治襟怀和十足的政治信心，也说明他们是真正尊重人民的意见，重视人民的利益。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后，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以郑国能够在子产治理下安定下来，齐国能够在齐威王治理下称霸，并不奇怪。
不过，历史上更多的是以钳制舆论为能事的统治者，他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无论他把国家搞得多么糟糕，无论老百姓有多大委屈，他一概置之不理，容不得半点批评意见。周厉王就是一个典型。他不顾召公“民不堪命”的警告，一意孤行，派卫巫监视人民，不准人民发议论，逼得人民“道路以目”。牢骚声是消停了，耳根是清净了，老百姓也仿佛被摆平了，世界变得阒寂无声。但这种阒寂绝非平静，乃是暂时的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民虽微小，却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如果中华民族不想亡国灭种，那就只有爆发一条路。三年后终于酿成“国人暴动”，这位天子大佬被流放到彘，并最终死在那儿。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这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最好总结。如何对待舆论的问题，不仅可以看出统治者内心是否真的勤政爱民，更是衡量统治者政治智商的标尺，照鉴统治者政治信心的明镜。诚然，能宽容不同的政见乃至批评是需要足够的智慧和自信的，而从批评中寻求政策方针上的不足加以改善，更是所谓“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其实是最聪明的做法，既可以集中人民的智慧为己所用，使自己更加完善，又能赢得人民的拥护，有百利而无一弊。所以具有高度智慧的子产敢于直面郑人的议论臧否，从议论和批评中发现自己施政之不足，从而使郑国这个处在强大的晋楚之间的弱势小国得以自存。而那些以钳制舆论为能事的独夫民贼，以为靠野蛮的手段即可摆平一切。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彰显出他们内心的孱弱和愚蠢，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子产留乡校作为郑人议论和批评政策的场所，不仅体现了子产能容纳不同意见的政治胸怀和集民智为我所用的政治智慧，更凸显了子产的政治自信。
子产另一高出同侪许多的地方，是他重人事、轻天道的政治理念。他有一句名言是为大家所熟悉的：“天道远，人道迩。”认为国家的兴亡取决于人事，和天道没有什么关系。郑定公六年（前524），宋、卫、陈、郑四国发生大火，这次大火被郑国大夫、著名的占卜师裨灶事先预言到了，并且警告过子产，要子产以瓘、斝、玉瓒舀酒祭天，禳火消灾，子产拒绝了。后来宋、卫、陈、郑果然发生大火。裨灶甚为得意，并预言郑国还要发生大火灾，再次要求子产禳火，祈祷。裨灶精通象纬学，精于占卜，之前很多事都卜算得很准，因此许多人包括子产的得力助手子大叔，都劝子产照办。然而子产严肃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以多言矣，岂不或信？”说上天的运行规则与人间的福祸本不相干，裨灶哪里会知道？他只是说得多了，总有一次会被他碰巧说准。同时子产做好了充分的防火准备，结果郑国并未发生第二次大火。有一次，郑国发大水。据说，在郑城外洧渊出现龙斗，估计是大鳄鱼在争斗，国人害怕，要求萦祭，子产不答应。他说：“我斗，龙不我觌（观看）也，龙斗，我独何觌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在普遍迷信天道、迷信未知力量的古代，子产信人事、信人力，表现出了高人一等的政治见识和强大的内心世界。
公元前483年，子产去世，郑国“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消息传到孔子那里，他流着眼泪说：“古之遗爱也！”表示对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哀悼。子产的功业算不上大，他也没有著作传世，但是他一生的政治活动所体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和政治智慧，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发扬光大。
晏子鞠躬尽瘁的“裱糊匠
中国古代读书人最为理想的人生境界，莫过于《大学》中所提出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完美模式。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孜孜以求，可惜的是鲜有人能够践行好的。倒是在这一理论提出之前的晏子，各方面都还做得不错，可以算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于家，晏子不仅是负责任的好丈夫，在一不贪污二不受贿的情况下，还将家族、妻族内外照顾得停停当当的，被后人引为典范。于国，晏子先后侍奉过齐国灵公、庄公和景公三位君主，“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与他们的相处算得上成功。尤其是在相齐景公期间，尽忠竭力劝勉这位花花公子国君体国爱民，运用自己高超的裱糊技术，弥缝齐国社会日益加剧的危机，使齐国这座几百年老破屋，屹立于风雨之中不漏不倒，成为当时的“国际”风云人物之一。至于平天下，晏子虽未能像管仲那样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他在风云激荡的外交场合，机智勇敢，折冲樽俎，有力地维护了齐国的尊严。无怪乎司马迁在为晏子所作的传记中写道：“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这位被尊为“文史之祖”的太史公对晏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至于甘心为他做个“司机”。
晏子名婴，字仲，古代莱国夷维（今山东高密）人。约生于周简王元年（前585），卒于周敬王二十年（前500）。他出身于齐国贵族之家，其父晏弱为齐国的大夫。齐顷公时，晏弱曾与高固、蔡朝、南郭偃三人一起作为使者代表齐国与晋国会盟，当时晋国与齐国关系紧张，晏弱被晋国羁留。后来有人为他在晋景公面前说情，他才得以脱身。齐灵公时，晏弱为齐国在东阳（今山东临朐东南）修筑城池，为吞并莱国做军事准备。此后不久，齐国即吞并莱国，莱共公逃到棠（今山东鱼台东）地，晏弱又举兵围棠而灭之，在齐国吞并莱、棠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其实，晏弱不仅战功卓著，他还是一位知识渊博而富有远见的人。齐灵公时，周灵王欲聘王后于齐国，灵公不知有关的礼仪，便向晏弱咨询。晏弱以他所掌握的相关知识，帮助齐灵公顺利答复周王室，促成了齐周联姻。晏弱与鲁公孙归父交谈后，准确地预见了公孙归父必然灭亡。晏子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从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熏陶，这对他的成长自然非常有利。可以说，晏子的聪明睿智、博学善辩、洞达世事与他的遗传基因及所接受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
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晏弱卒，晏婴继其父为齐国大夫，从此登上政治舞台，在纷纭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施展自己的大智慧。他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成为继管仲之后齐国历史上又一位大政治家，是春秋中后期我国历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各方面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谦虚宽恕、高尚廉洁、机智幽默、通权达变、坚贞不屈，带给我们不少人生启迪，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裱糊”的最高境界：一心以事三君
细读有关晏子的文献，首先令我们服膺的，是他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智慧。他通权达变，洞明世事，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因而能够因时因事因人制宜，不做无谓的努力，更不做无谓的牺牲。他所辅佐过的灵公、庄公、景公三位齐国君主，脾气不同，性格各异，而晏子却能应付自如，并且得到三位君主的尊敬，功成身在，关键在于他高超的“裱糊”技巧：能根据三位君主不同的特点，灵活地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据孔老夫子的总结：“灵公污，晏子事之以整齐；庄公壮，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俭。”齐灵公头脑不是很清楚。据《左传·襄公二年》记载，齐灵公曾经发兵攻打莱国，意欲将其吞并。弱小的莱国面对齐国这个庞然大物自然无力抵抗，然而莱人似乎并不惊慌，他们通过正舆子贿赂夙沙卫牛马百匹，就轻松地将危机化解。夙沙卫是灵公宠信的一位太监，在得到莱人的贿赂后，他便撺掇灵公，让齐军打道回国。《左传》的作者写到这儿禁不住一声长叹：“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在古代的谥号中，“乱而不损曰灵”，是恶谥之一，专门为那些头脑不清楚的君主们准备的。把国家托付给这种人，自然是一种悲哀；给这种人做臣子，也是非常令人头痛的事。所谓“事之以整齐”，用晏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婴之于灵公也，尽复而不能立之政，所谓仅全其四支以从其君者也”。那就是尽心尽力地对灵公劝谏辅弼，至于自己的言论不被这位糊涂的君主所采纳，齐国的政治未能改善，那也不可强求。自己也没有必要像比干那样，拼死力争，最终不仅没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反而白白地送了性命，而商朝也随即灭亡。在已知不可能裨补国计民生的情况下，洁身自保，待时而动，决不自作多情，这就是晏子的聪明之处。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古往今来，却不知绊倒了多少英雄豪杰！“殷鉴不远，可以为师”，商纣王的叔父王子比干的下场就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刚愎自用的纣王暴虐无常，诸侯离心，民不堪命，商王朝岌岌乎殆哉！忧心社稷的王子比干不顾自身安危，多次强谏纣王，终于惹得这位独夫心生杀机，比干落了个被剖心而死的下场。王子比干之死，不仅没有给危机重重的商王朝带来任何转机，反而使商王室“天下共主”的声誉降到最低，内部更加分崩离析。虎视眈眈的周武王闻知比干被纣王剖心而死的消息，兴奋无比，打起替天行道、吊民伐罪的大旗，乘机起兵，牧野一战而灭商。
晏子的洁身自好与比干的悲剧说明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条古训亘古不变。当历史没有留给你施展才能的舞台时，该放手时就要放手，不然白白送命，也不会对国家、社会有任何益处，只是徒然地在历史上留下一声长长的叹息！明哲保身，多少还能给自己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灵公晚年，听信自己最宠爱的戎姬的谗言，将早已立为太子的庄公废掉，另立子牙为太子。乘灵公卧病的当口，齐国的权臣崔杼突然发难，迎立废太子庄公。不久，灵公病死，庄公正式继位，在内乱中晏子迎来了新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