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赵武灵王当时并没有称王，但他却有一番成就王业的雄心壮志藏在心里。他知道，称王首先要有实力作后盾，否则没有任何意义。从兵要地理来讲，赵国的形势并不是很好。它北临中山、楼烦、林胡等政权，西接强秦，南滨韩、魏，又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要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杀出重围，绝非易事。首先要自身强大，其次还要洞悉“国际”风云，明辨敌友，借力打力。韩、魏与赵同出于晋，有较多的共同利益。而地处关中易守难攻的秦则是三晋的死敌。秦要出关发展，必然会侵蚀三晋的地盘。“三晋合而秦弱，三晋离而秦强，此天下之所明也。”在这一战略大局的把握上，赵武灵王头脑很清醒，他捐弃前嫌，与韩、魏结成联盟。赵武灵王九年（前317），三晋并力伐秦，却遭遇大败，再加上齐国的趁火打劫，赵国损失惨重。但这次惨痛的教训也使赵武灵王更加清醒，他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布局。要西与强秦争胜，首先要有稳固的后方，改变赵国四面受敌、兵力分散的不利局面。而中山、楼烦、林胡等始终是赵国需要时刻防范的敌人。尤其是楼烦、林胡，他们擅长以骑兵搞突袭战，倏忽而来，一番洗劫，又倏忽而去，对中原地区以车战为主的军队，他们占据绝对的主动。为稳固后方，吞并中山、楼烦、林胡，拓展战略纵深，在他继位的第十九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作出了一个举世震惊的决定：建立骑兵部队，以快制快！
历史发展到战国时期，我国的主要军种依然是车兵，以乘为单位。一乘通常包括四匹驾车的马和甲士三人。中间两匹驾车的马称“两服”，两边的两匹称“两骖”。在三个甲士中，一人居中驾车，左右两边的分别称“车左”、“车右”。车左为小组长，手持弓箭，以射为主；车右手持戈，以击为主要攻击手段。作战的主要方式是让军队在地势开阔的平原地带排成阵势，以阵地战为主。这种兵种不仅行动不便，速度奇慢，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作为后勤保障。《孙子兵法》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财，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随着时代的发展，车兵的弊端越来越显露出来，之后虽然出现了步兵、水兵，但总体看来，在战国中期，车兵仍然是主要兵种。
赵武灵王为了改变军队在装备上的劣势，建立强大的军队，拓展赵国的战略纵深，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决定“师夷长技以制夷”，向狄、胡学习，建立骑兵部队。这种大胆的改革，在“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的中原国家，几乎毫无疑问地会遭到抵制，一大帮怀着鄙陋目的的小人会以无比高尚的理由无比坚决地抵制，以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而这帮小人，几乎都是身居要津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形成一个巩固的联盟，手握“政治正确”的武器，所以阻击起来，似乎真的理直气壮。中国大多数进步的改革，就是这样被扼杀的。
但就是在这艰难的环境中，赵武灵王成功了。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轻巧地冲破重重阻力的改革。说到改革的诀窍，其实不过三点：一、以身作则，让国人看到改革的诚意和决心；二、不拈轻怕重，不回避矛盾，拿最大牌的阻击者开刀；三、对待改革的反对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恩威并用，不一棍子打死，激化矛盾。
改革的命令颁布后，第一个穿胡服的就是赵武灵王本人。接着，他又将胡服公开赐给支持改革的元老重臣肥义，由他们两人带头穿起。历史上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者只改别人，不改自己，老百姓看不到改革者的诚意。赵武灵王与大臣肥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脱去宽大舒适的诸夏衣冠，换上紧身窄袖的胡服，在国人中产生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力，让国人看到了他进行改革的真心，而不是打着改革的幌子，对老百姓进行掠夺和折腾。但正如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改革一样，既得利益集团是必然会阻挠的，这次跳出来的，乃是赵武灵王的叔叔，老贵族公子成。他听到赵武灵王下达穿胡服的诏令后，心里老大的不快，便告病归家休息，表达了不合作的态度，让赵武灵王碰了个软钉子。
如果改革的主导者回避矛盾，不敢碰大牌“钉子户”，只是吃柿子挑软的捏，那么改革永远不可能为老百姓信服。赵武灵王知道，如何处理公子成这个改革的“钉子户”的问题，关系到推行胡服骑射的成败。如果纵容了公子成的挑衅行为，无疑会助长那些脑袋里有些贵恙的反对派的气焰。但拔掉这个“钉子户”，也不一定一味使蛮劲，动用暴力手段。暴力是统治者的最后一招，采用暴力手段实际上是向世人表明自己已经黔驴技穷。比将反对派做掉更高明的，是将反对派改造成改革的领军人物。当然，这需要两个前提条件：首先，反对派不是冥顽不化的朽木；其次，改革者须有权威、有手腕，有权威说话才够分量，有手腕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赵武灵王无疑是二者兼具的高手。他听说公子成称病不朝来躲避胡服骑射，便派遣王孙緤（xiè）去拜访这位尊长，捎去自己的口谕，并做做工作。两人见面之后，王孙緤开宗明义，向公子成表示，希望他带头支持改革，并亮明赵武灵王的态度：家事，应该尊重老一辈的意见，听您的；国事，应该服从国君的旨意，您得听从我的，这是“古今之公行”，大家都应该遵守的大原则。说到原则，“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就是天然合理的，务必保证政令的畅通。这一番表态，有理有据，绵里藏针，对公子成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同时也显示了自己决不走回头路的决心。之后，话头一转，也承认了改革有一些弊端，比如穿胡服确实不像传统的诸夏衣冠那样舒适，只是如果从建功立业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就会豁然开朗了，因为它适合骑马射箭，有利于国防军事建设。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坚定地去做，而这事要是能得到像您老这般德高望重的国家贵戚的支持，阻力就会减少许多，也就更容易成功。所以，还是希望您老带头穿胡服，支持改革。
公子成也是明白人，他听出了赵武灵王这番软硬兼施的口谕的分量，首先向王孙緤表示，自己是真的病了，并不是故意反对改革。接着，他又提出了反对改革的那一大套理论：中原国家有特殊的国情，人民聪明，物产丰饶，更重要的是，乃“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是远方的那些夷狄所学习的榜样。现在君主要“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全盘夷狄化，人民不答应，希望君主慎重考虑。
王孙緤回去，向赵武灵王作了如实的汇报，赵武灵王遂决定亲自出马，啃掉公子成这块硬骨头。赵武灵王亲自来到公子成家里，向他解释改革的正当性。他首先从理论上批驳了公子成企图保存故俗、反对改革的错误，指出服装的本质目的是为了方便日用，礼的精神在于便于行事，所以，圣人在充分考虑人情的基础上，“因事而制礼”，目的在于利国利民，并不在于保留某种形式。不同的地方，情况不同，礼俗、服装也各异。因此，在圣人看来，只要利于国、便于事，不会强行推行什么统一的器服、礼仪。现在叔父您所说的，乃是顺从这旧风俗；我所说的，乃是要改变这旧风俗。接着，赵武灵王从赵国所处的形势出发，向公子成分析了必须改革的原因：赵国东面有黄河、漳水，乃是与齐国、中山共有的边境，却无水师。自常山到代郡、上党郡，东与燕、东胡接壤，西与楼烦、秦、韩为邻，又无骑兵守边。目前所进行的改革，就是从国防需要出发，建立骑兵部队。为增强说服力，赵武灵王引赵国的祖先赵简子、赵襄子的例子来说明改革的合理性。赵简子并不仅仅保守晋阳、上党，而赵襄子更是积极进取，兼并了戎与代，攘除夷狄。谁都明白，他们都是志在中山国，只是时机不到，夙愿未酬，空留遗憾！最后，赵武灵王祭起了他最有威力的法宝——惨痛的历史教训。过去中山这个弹丸小国，依仗后台老板齐国强大军队的支持，竟敢屡次侵掠我国的土地人民，甚至引水围灌我鄗城（今邢台柏乡），还差点得手，先王深以为耻。现在我推行胡服骑射的政策，从近处说，就是要扼守上党这一战略要地，改变边境无骑射之备的隐患；从远处说，乃是继承先祖赵简子、赵襄子的遗志，伐灭中山，洗雪列祖列宗之耻！而叔父大人却坚决维护固有传统，忘了鄗城之耻，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如此这般一番论讲，赵武灵王不仅从理论、现实、历史的角度把改革的必要性讲得清楚透彻，还成功地占据了政治的制高点。谁要是反对改革，那他就不仅仅是反对我赵武灵王，而是反对加强国防，反对为列祖列宗报仇雪耻，谁基本上就是赵奸了。
老于世故的公子成见势不妙，立即掉转口风，承认自己一时糊涂。如今君王既有此宏图，完成先祖赵简子、赵襄子的遗愿，我哪敢不尽绵薄之力？于是，这个最大的“钉子户”带头穿起了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