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回国即位并非正常的政权交接，其实质是在秦穆公武力支持下的一场政变，取代在国内不得人心在国外又与秦国交恶的晋怀公。晋怀公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势力，晋国在晋献公之后即陷入混乱，没有自己的势力也不可能即位为国君。晋国的大夫吕甥和郤芮即是怀公故臣，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考虑，害怕遭到晋文公的清算，所以并不欢迎晋文公回国。在晋怀公被弑晋文公继位后，他们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放火焚烧晋文公的宫室而将他杀死。这件事被宦官勃鞮得知，他特来求见晋文公以赎罪。但勃鞮和晋文公结的梁子太大了！在晋献公和晋惠公时期他曾两次充当追杀公子重耳的杀手。据晋文公痛苦的追忆，晋献公命勃鞮两天之内赶到蒲城结果他的性命，而勃鞮立功心切，当天即赶到蒲城。重耳被逼得几乎无处可逃，好在当时身手尚好，翻墙而过，捡回一条小命。饶是如此，其袖子也被立功心切的勃鞮斩下来一大截。如果他翻墙的动作稍微慢一点，只怕就做了勃鞮的刀下之鬼，成为历史悲剧的主角，绝没有机会再演诸侯争霸的英雄剧了。晋惠公归国继位后，再次派遣勃鞮远赴狄国追杀流亡的公子重耳。晋惠公命他三天之内完成任务，结果他又是立功心切，第二天就赶到狄国。所幸重耳命大，又逃过一劫。尽管勃鞮只是执行君命，但两次痛下杀手，堪比无常，侥幸死里逃生的晋文公对他积怨甚深，刻骨铭心，所以听见勃鞮求见，断然拒绝，并派人揶揄他说：“虽然你是奉君王的命令追杀我，但立功也过于心切了吧？我被你斩下的那只袖口还在呢。你就走吧！”还好晋文公胸怀宽广，能理解勃鞮只是奉命行事，只是让勃鞮在自己的眼前消失，而没有不由分说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但出乎晋文公意料的是，勃鞮不仅没有逃命，反而反唇相讽：“我以为君王经历那么多磨难而返国，应该长点见识，明白些道理。如果还没有明白，只怕麻烦还会不断。臣子执行国君的命令不能有其他想法，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除掉国君所憎恶的人，应该有多大的力量尽多大的力量。至于他是蒲人，还是狄人，关我什么事？现在君王即位，就没有在蒲、狄时那样的悲剧了吗？管仲为了公子纠，曾射中齐桓公衣带上的钩子，而齐桓公却能抛开个人恩怨让管仲辅佐自己。您如果没有桓公那样的胸襟，又何劳您下逐客令呢？走的人只怕会很多，岂止我一人？”晋文公被抢白了一顿，却茅塞顿开，立即接见了他，勃鞮就把他了解到的吕甥和郤芮的阴谋告诉了晋文公。晋文公闻知，大吃一惊，立即布置防备，最终挫败了吕甥和郤芮的阴谋政变，安定了国内局势。
吕甥和郤芮的阴谋叛乱给晋文公敲响了警钟：他这国君做得并不安生，身边还有许多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起来反对他。安反侧之心，也是他面临的一大考验！巧的是，他过去的一个主管仓库的仆人回来了，求见晋文公。这个仆人在晋文公流亡在外期间，曾偷了晋文公仓库的东西逃跑了。晋文公对这个落井下石的背叛者自然不会有好感，就以沐浴为辞打发了他。但这位仆人临行前的一番话对晋文公来说却不啻醍醐灌顶：“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矣。”——和勃鞮一样酷。于是晋文公马上出来接见，主仆和好如初。晋文公的这一行动，无疑等于向反侧者宣告自己不会计较旧恶而大搞清算运动，晋国的局势也从此安定下来。
二是建立了一个精诚团结而又有活力的领导集体，这一集体的主要成员能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先，推贤让能，实现职务优化组合。
还在秦国流亡时，晋文公的团队就表现出这一素质。当时秦穆公宴请重耳，在这么大的场合下陪同主公出席宴会，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而这一荣誉也自然应该由重耳的舅舅同时也是谋士集团核心人物的狐偃来享有。但这次宴会不仅仅是饮酒作乐，更是一次重要的外交。秦穆公是公子重耳仰仗的人物，之所以离楚赴秦，就是希望在回国即位问题上得到秦穆公的帮助。因此，如何利用外交场合投合秦穆公的心意，巩固与秦穆公的关系，也就成了重耳君臣的头等大事。狐偃虽然足智多谋，资格又老，但有一个大的缺陷就是文化素养不够。也难怪，他本身出自夷狄，文化素养自然不会高。但是狐偃知道进退，顾全大局，主动推荐了文化素养高的赵衰代替自己出席。果然，在宴会上重耳赋《河水》，秦穆公和以《六月》，赵衰听出了弦外之音，忙让重耳拜谢。《六月》一诗记叙的是周宣王北伐狁的事，赞美宣王时的中兴功臣也即这次战争的主帅尹吉甫文韬武略、指挥若定的出众才能，以及堪为万邦之宪的风范。秦穆公赋此诗，隐然以尹吉甫自比，透露出他愿意以辅佐周天子安定晋室的名义护送重耳回国即位。闻弦歌而知雅意，赵衰的反应可谓及时而又恰当。这等于当场与秦穆公定下了护送重耳回国即位的契约，为此事上了保险。
晋文公回国后的第四年，为了抗击强楚对中原诸侯的侵凌，晋国将军队由原来的二军扩充为三军。在考虑三军元帅的人选时，更充分体现出晋国统治阶层服善的美德。赵衰首先推荐“说礼乐而敦《诗》《书》”的郤縠，晋文公命之以中军元帅。命狐偃为上军元帅，而狐偃推荐了军事才能更为优长的狐毛，自己甘心做他的副手。晋文公又命赵衰为下军主帅，赵衰又向晋文公推荐军事才能更为突出的栾枝、先轸来代替自己。经过这次优化组合，晋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在后来晋楚城濮之战中大获全胜，遏制了楚国北进中原的势头，也将晋文公送上了霸主的宝座。
三是以文教立国，取信于民。
以文教立国、取信于民是晋国迅速消除国内动乱而崛起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国家的强大固然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证，但没有文教作基础，不能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结构，这样的强大往往不能持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晋文公归国后，听从狐偃的建议，对于国民先教而后用。首先教民以义，为民兴利除弊，让老百姓对生活充满期待。接着又伐原示民以信。晋文公攻打原，将其包围，声明三日拿下，为此只带了三日的军粮。在原人的英勇抵抗下，三日未能攻下，便下令撤军。而潜伏在原的间谍侦得消息，原人也已到了极限，正准备投降，因此力劝晋文公再坚持一下。晋文公当即表态：“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宁可失去原地，也决不失信于民，坚决拒绝潜伏者的要求。原人闻知备受感动，晋军撤退之后，便主动请降。孔子曰：“民无信不立。”又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君子的道德行为像风，小人的道德行为像草，一般老百姓效法君子的道德行为就像草随风倒一样。概言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晋文公以守信而服原之举，很快就在晋国内部产生了蝴蝶效应，“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老百姓在日常贸易中都讲求信用，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不再追求过于丰厚的利润，晋国包括房地产商在内的商人，流淌的都是道德的血液。最后，晋文公又通过军事演习教民以礼，“作执秩以正其官”，从整顿官场入手，对全民普及礼仪教育。完成这些必要的准备，霸业也就水到渠成。《左传》的作者称他“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正是看出了晋文公能在短时期内内弭国乱、外霸诸侯，关键是能以文教立国，取信于民。
四是善于把握战略机遇，借势发力，收取事半功倍之效。
人生不可以复制，每个人成功的经验也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成功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善于审时度势，把握住有利的战略机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充分把握有利的战略机遇，顺时而动，无论是齐桓公还是晋文公，都是这方面的高手。欲成就霸业、号令诸侯，捷径莫过于勤王，取得周天子的认可，名正言顺。晋文公即位后，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勾结狄人发动政变而自立，逃亡到郑国的周襄王向诸侯告难。“国际”第一急公好义之士秦穆公闻讯而动，调集人马准备勤王。晋文公在狐偃的建议下，抢先一步把勤王的大旗扛在肩上，出兵平定了王子带等乱党，护送周襄王复位，一举在诸侯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周天子自然也对晋文公无比感激。随着晋国的安定，原来一些屈服于楚国的中原诸侯开始动摇起来，多次受到楚国欺负的宋国首先倒向了晋国。兵强马壮的楚国自然不甘心失去中原诸侯，立即出兵伐宋，宋国向晋国告急。如果在此时果断出手，抗楚救宋，战而胜之，无疑是一次“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晋文公在流亡期间，曾经受到宋襄公和楚成王的礼遇，从这一点来说，宋于晋有恩。若此时做了缩头乌龟，不敢与强楚硬碰硬，不仅丢份，更重要的是等于把中原诸侯拱手让给楚国，也等于承认了楚国的霸业。以楚国的实力，一旦登上霸主的地位，再想将其拉下来殊非易事。所以在这一关头出手救宋抗楚，不仅是称霸的良机，也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机会。
经过反复掂量，晋文公扩军选帅，并选定楚国的盟国曹、卫作为重点打击目标。为什么不直接向楚发动进攻以解宋国之围而选择曹、卫作为打击目标呢？这其中大有玄机。说起来，楚宋都有恩于晋，直接攻楚理不直气不壮，还将在“国际”上留下恩将仇报的恶劣影响。更关键的是，楚国兵强马壮，晋军未必能赚到便宜。相反，曹、卫在晋文公流亡期间都曾经对其无礼，讨伐曹、卫师出有名。曹、卫又都是小国，容易得手。楚国若出兵救曹、卫，必然要放弃宋国全力对付志在争霸的晋军，则晋国不仅可以迂回救宋，而且可将挑起战争的口实推卸掉，在道义上占上风。如果楚国装聋作哑，置曹、卫于不管不顾，如此则等于向诸侯宣布畏惧晋国，不仅面子丢光，威风扫地，还将失去那些被迫向他臣服的小的诸侯国的拥戴。晋文公君臣以讨伐曹、卫作为迂回救宋的手段，将皮球踢给楚国，实在是十分高明的战略抉择。
果然，在战与不战的选择上，楚国君臣内部出现了分歧。楚成王对晋文公及其谋士集团的才干十分欣赏，认为与之角胜没有太大的把握，与其冒险一战，不如隐忍以待。为保全自己的盟国，楚国要求晋国放弃对曹、卫两国的侵占，同时作为交换条件楚国也从宋国撤军。在这一要求得到满足后，楚成王认为在扳回面子的情况下应该见好就收，没有与正在崛起的晋国硬碰硬，以免损失更大。自负的楚军统帅子玉自恃兵强马壮，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他不听楚成王的告诫，一意与晋军决战。楚成王也担心子玉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对于求战心切的统帅子玉，并没有给予全力支持。楚国君臣的不和严重削弱了楚军的战斗力。面对咄咄逼人的骄兵子玉，晋文公君臣决定避其锋芒、诱敌深入，将军队后撤九十里（相当于三舍），驻扎在城濮，与晋国的盟军宋、齐、秦等国军队汇合。这么一撤，又兑现了当初在楚国许下的“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健，以与君周旋”的诺言。其中也绵里藏针地暗示楚国君臣，不要逼人太甚，“退避三舍”已仁至义尽，再不自觉，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通过这次撤退，晋军在道义上和军事上都化被动为主动，在战略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楚军统帅子玉却被晋军迷惑，以为晋军畏惧楚军而逃，贸然率大军追来。
公元前632年4月4日，劳师袭远的楚军向以逸待劳的晋秦等联军发动进攻。开战后，晋军选取实力弱小、战备松懈的楚军右翼——陈、蔡联军为突破口，胥臣给马蒙上虎皮以壮大声威，率下军直攻陈、蔡。从未见过大场面的陈、蔡军在晋军的冲击下一触即溃。同时，晋军的一翼在狐毛、栾枝等人指挥下伪装战败逃亡。楚军主帅子玉难以判断前方虚实，过度的自信使他错以为真的有机可乘，于是令子西率领的楚之左军挥师直扑晋军。晋军见楚军已入圈套，立即以主力参战，原轸、郤溱指挥中军的主力部队猛击楚之左军，狐毛、狐偃又指挥上军夹击。楚之左军猝不及防，陷入了晋军主力的合击中，也很快崩溃。这时子玉的头脑才清醒过来，赶忙收拢残兵败将，未让中军再冒险出击，好歹保住了中军的有生力量。晋军大获全胜，在城濮休整三日，然后意气昂扬地向天下共主周王室进献战利品。周王室正式任命晋文公为霸主，这样，齐桓公树立起来的霸主大旗正式转移到了晋文公手中，晋文公大会诸侯。
城濮之败使楚国君臣的矛盾再度激化，子玉不服从命令导致大败，并将晋文公送上霸主的地位，楚成王愤怒异常，迫令子玉自杀。其后，吕臣继子玉执政，采取战略收缩，楚国失去了争霸中原的战略先机。
五是刑赏得中，赏能劝善，刑能惩恶。
韩非子在《二柄》一文中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一语道破君主治国的关键所在，即善于利用刑赏树立正确的导向、养成良好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尽管韩非子对晋文公的刑赏颇多非议，但那是他自己的偏执所致。平心而论，晋文公确实是运用刑赏平治国家的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