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我们的经济水平在迅速提高，城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6月15日发布的《城市蓝皮书》，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45.7%，但是城乡差别也达到了4～6倍。在高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下，在急速的社会转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近年来，大规模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影响之大、危害之大使我们震惊，但究其原因，又使我们沉思。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会有中国社会的和谐。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把目光聚焦在农村，了解农民需要，关注农村动态。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突发群体性事件到底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什么状况？原因是什么？政府该怎么处理？作为群众又该怎么办？
贵州“瓮安6·28”事件
2008年6月22日凌晨0时27分，瓮安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在县西门河大堰桥处有人跳河。雍阳镇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后，迅速派值班民警赶赴现场，并通知119人员赶赴现场。民警赶到现场立即开展救捞，因天黑施救条件有限，经持续紧张工作，于凌晨3时许将溺水女孩打捞上岸后，急救人员证实其已死亡。经向在场报警人刘某、陈某、王某询问得知，溺水女孩名叫李树芬，1991年7月生，系瓮安县三中初二（六）班学生。6月22日7时40分许，雍阳镇责任区刑警队又派员进行了现场勘察、尸检和调查工作。
后查明：2008年6月21日20许，李树芬与女友王某一起邀约出去玩，同李树芬的男朋友陈某及陈的朋友刘某等吃过晚饭后，步行到西门河边大堰桥处闲谈。李树芬在与刘某闲谈时，突然说：“跳河死了算了，如果死不成就好好活下去。”刘某见状急忙拉住李树芬，制止其跳河行为。约10分钟后，陈某提出要先离开，当陈某走后，刘某见李树芬心情平静下来，便开始在桥上做俯卧撑。当刘某做到第三个俯卧撑的时候，听到李树芬大声说“我走了”，便跳入河中。刘某见状立即跳下河去救李树芬。王某急忙打电话给陈某，并大声呼叫救人。陈某立即返回河边，跳下河中帮忙施救，陈某见刘某已体力不支，便用力先将刘某拉回岸上。王某、刘某随即报警，并打电话通知了李树芬的哥哥李树勇。
瓮安县公安局根据调查结果，认为李树芬死亡一事系自己跳河身亡，属自杀，不构成刑事案件，并将调查处理意见及时告诉了死者家属。死者家属不能接受，认为有奸杀的嫌疑，要求进行DNA鉴定。6月25日下午，黔南州公安局派出法医赶到瓮安对死者进行复检，系溺水死亡。死者家属当时表示认可，但不安葬死者，要求公安部门责令王某、刘某、陈某等人赔偿50万元。
6月26日，经县工作组多次做工作，死者家属表示同意县工作组的协调意见，答应在6月28日签订协议了结此事。但6月28日16时，死者亲属邀约300余人打着横幅在瓮安县城游行。由于当日正是周六，街上人较多，部分群众尾随队伍前行，人越来越多。16时30分许，游行人员到县公安局办公楼前聚集。公安民警拉起警戒线并开展劝说工作，但站在前排的人员情绪激动，在少数人的煽动下，一些不法分子用矿泉水瓶、泥块、砖头袭击民警，并冲破民警在公安局一楼大厅组成的人墙，打砸办公设备，烧毁车辆，并围攻前来处置的公安民警和消防人员，抢夺消防龙头，剪断消防水带，消防人员被迫撤离。20时许，不法分子对瓮安县委和县政府大楼进行打、砸、抢、烧，一度冲击临近的县看守所，整个过程持续近7小时。
海南“感城镇3·23”事件
2009年3月23日晚，海南省东方市感城镇发生不法分子利用一起学生纠纷，蓄意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了一起围堵、冲击镇政府和边防派出所的“3·23”突发性群体事件，共造成财产损失100多万元。
据东方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介绍，3月23日下午，在东方市八所镇某中学就读的感城村籍一名学生与人发生纠纷，被轻微抓伤。该学生立即回村告诉家人，称怀疑是宝上村学生所为，并在家人带领下到感城边防派出所反映问题。其间该学生略感头疼，遂到医院就诊。当日下午4时许，该学生家长纠集亲朋好友20余人到感城镇政府上访，要求镇政府对此进行处理。感城镇委、镇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接访，镇委书记亲自到医院看望被抓伤的学生，承诺尽快与学校和公安部门协调，追查打人的学生，追究相关责任。但学生家长的亲朋好友一直聚集在镇政府大院，且围观人群越来越多，其中以感城村群众居多。
3月23日晚7时半许，聚集人群达数百人，其中20多名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开始对镇政府办公大楼进行打砸并纵火，导致政府办公楼4间办公室着火，1辆公务用车及部分文件资料被烧，事态在一瞬间迅速升级。随后，不法分子又冲到镇政府大院对面的感城边防派出所，对该所进行打、砸、烧，导致4间官兵宿舍及部分档案资料被烧，1辆警车、1辆涉案扣押的小汽车及10部摩托车被砸烂烧毁。随后情绪比较激动的人群迅速向感恩河桥头聚集，对宝珠楼部分客房及设备进行打、砸、烧。整个事件共有3处着火点，14间办公室、宿舍和客房失火，3辆汽车及10部摩托车被砸烂烧毁，电视机、电脑、办公桌椅等部分设备被砸，部分档案资料被烧。据初步估计，财物损失在100多万元。
据介绍，整个打砸烧事件从3月23日晚7时半许开始，一直持续至当晚8时40分左右聚集人群才撤出感城边防派出所，转移至感恩河桥头纵火焚烧宝珠楼，打砸烧事件持续约1小时10多分钟。其间发生恶意的人为纵火事件，影响较坏；参与打砸烧的人员最多时达20多人，聚集人群数百人，且主要以十六七岁的社会青年为主，不排除一些有前科的人员参与其中。
第一讲突发群体性事件概述
突发群体性事件，这个名词相信大家对它还不怎么熟悉，但如果换种说法，比如贵州的“瓮安6·28”事件，刚平息的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相信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相信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人都知道，突发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稳定的绊脚石，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讲，我们来介绍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界定、特点和成因分析。
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其特点
（一）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界定
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众或个别团体、个别组织，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或不能得到满足时，受人策动，经过酝酿，最终采取集会、游行，集体上访、集体罢课、罢市、罢工，集体围攻冲击党政机关、重点建设工程和其他要害部位，集体阻断交通，集体械斗甚至集体采取打、砸、烧、杀、抢等方式，以求解决问题，并造成甚至引发某种治安后果的非法集体活动。
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类事件往往聚集几十人、上百人乃至上千人。这些群众以要求政府解决各种问题为由，有的集体上访，聚集在党政机关门口，堵塞交通，干扰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有的与维持正常工作秩序的人民警察公然对抗，抓伤、烧伤干警；有的直接拦截各级党政领导乘坐的车辆，拦“轿”喊“冤”；有的集体罢工、罢市、罢课；有的上路拦车，甚至聚众拦截铁路列车。
（二）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一是复杂性。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因素越来越多，参与人员越来越复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出现了敌对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插手制造事端的动向。
二是起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一些突出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分析，应该说绝大多数集体上访甚至闹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而真正无理取闹是极个别的，因此往往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三是扩展性。参与的外延扩大，但仍以工人、农民为主；数量递增，规模呈扩大化趋势。
四是组织性。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有一定的酝酿过程，常常有事件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少数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甚至就是直接的策划者。并有向组织严密、呈明显政治化发展倾向。
五是违法性。当前群体性事件激烈程度加剧，恶性事件上升，多数伴随着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
六是反复性。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矛盾的反复性。从群体自身来看，以聚众闹事的方法来达到某种目的，事实上确实促使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与落实，这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部分群众“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从而造成部分群众长期纠缠闹事，处置难度加大。
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
突发群体性事件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酝酿出来的，有其政治、文化和经济根源，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象，下面我们就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解读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是：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颇为不同。通过对近年来所发生的社会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促使群体性事件产生、发展的群体心理如下：
其一，借机发泄的心理。当前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一些人感觉生活压力加大，使社会上充斥着一些不满情绪；某些地方政府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造成社会部分秩序紊乱甚至失控，一些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一些司法部门处理的不公平、不公正，信访无结果，使一些人感到压抑。这些深层次矛盾长期累积，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排解与疏导，碰到合适的导火索，“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也就绝非偶然了。
其二，逆反心理。当起因事件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出来“辟谣”或“定性”时，因先前个别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在民众中难以树立威望和公信力。因而，无论后来政府如何解释，人们不仅不相信，反而将其视为政府推卸责任、隐瞒事实的借口。在“瓮安事件”中，中青年人居多，甚至十多岁到二十多岁的中学生、大学生也参与其中，这是一群最容易产生藐视现有秩序而又血气方刚的人。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使得逆反心理很容易被认同并传播，在当时愤懑郁积的特定情境下，政府以一种方式对待事件，民众偏偏以与其相对的另一种方式应对。两种不同的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便激化矛盾产生冲突。
其三，表现欲和英雄情结。无论是谁，每进入一个群体，总有一种表现欲，以获得群体认同，满足归属的需要。特别是这种表现欲跟发泄心理、逆反心理以及所谓的法不责众等群体心理结合起来时，会形成巨大的推力。这种英雄情结会促使那些“英雄”去做那些让群体称道的事情，无论这些事情是不是违法的。“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也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
其四，盲目从众。许多参与事件的人，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事件发展的严重性，更无法说清自己参与该事件的目的和动机，而只是“看着别人跑过去，我也跟着跑过去了”。比如在“瓮安事件”中一些尾随其后的不明就理的街上的行人。事实上，这种从众心理的产生有一个群体压力的存在。“当群体成员或行为超出群体规范的范围，成员就会产生一种背离群体的感受，心理就有一种无形的紧张感。如果成员要想继续保持与群体的联系，这种心理紧张感就会迫使成员改变自己原来的意识和行为，使之符合群体规范的要求。个体从众是个体在群体无形的心理压力下，放弃自己与群体规范相抵触的意识倾向，服从群体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与自己愿望相反的行为的现象。”在“瓮安事件”中，许多中学生参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群体压力使然。
其五，法不责众的心理。在群体性事件中，个人之所以参与其中，法不责众心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参与事件的人认为，只要人一多，个人混在群体之中，做着和其他千百人相同的事，则自己的行为就不会受到追究。“对于这种现象，人们通常解释为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时，会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个人的责任心。在人们单独时，能从伦理的角度，像往常做的那样考虑自己的行动。与此相反，群体成员们共同分担责任，他们不像单独时那样有强烈的责任感，有时这被称做责任的扩散或无个性化，因为人们作出反应或接受反应不是作为单独的个人而是作为群体的一部分。”“3·23”事件中，许多参与者在事后对其事件中行为的解释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一再强调，事情是大家做的，要负责任也应大家负，只处理他们是不公平的。群体行动中个体的去身份化现象是这种法不责众心理产生的最为主要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