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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川的第一站,后来才知道那地方叫郑州。我们简直像菜籽掉进海,到处都是穿军装的人,部队像蚂蚁一样多。那是啥阵势呀,一看就是要打大仗的样子!我心想,这么多兵还怕日本鬼子,就是三个擒一个,也要把那些龟儿子挤死、卡死、压死嘛,还愁打不赢!
一上战场就邪门了。前面的人墙一瞬间就没了,比土墙还倒得快。鬼子还不见人影,只有子弹在空中穿梭,这边的人浪倒下去,另一拨又拥上去。天啊,仗是这样打的吗?这哪是我想象的打仗啊,杀人简直比割麦子还利索!坝子里的尸体堆成山,后面的人便跳上去架枪,没打几枪,轰的一声,死的和没死的都飞上天了,又稀里哗啦地散成碎片掉下来。肉呀,骨头呀,血呀,混合着四处乱飞。开始还听见喊杀声,举着刀枪的身体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到哪儿去杀呀?鬼子躲在铁壳子里,铁壳子向外喷子弹就像射水一样。人家离你远着哩,你怎么去拼、去卡、去砍呀!那些操着各地口音的人,是抱着杀敌的信念来的,没见敌人就挨枪子了。死不瞑目啊,一个一个眼睛鼓得比铜钱还大。活着的只好破口大骂,我日你妈,狗日的日本龟儿子!
长官看着不行了,挥着手枪往后退,人浪便往后涌,互相推搡着找生路,踩的踩踏的踏,喊妈的叫救命的,啥声音都有。这时,飞机又来了。炸弹下来了,扫射也来了,我们往哪儿跑啊?眼看着不行了,一脚掉到弹坑里,人和土一起往下滚,压了我一身。惨叫声很遥远。我一个劲往外爬,抓到一截东西,天啦,是一只炸断的手臂!再往上刨时,又刨到一个人头,我发疯一样大叫着,把那血淋淋的东西扔掉。我爬上去时,弓着背一个劲地向人流的方向跑。有人在叫“梁草”,是李发生。李发生的肚皮上擦了一条口子,我顾不得给他包扎,一只胳膊挽起他的手臂继续跑。我们的营长也在跑,营长一边跑一边叫大家快跑,直到跑进一个小村子,营长才叫我们停下。营长说,他是奉上面的命令叫我们撤退,保存实力要紧。,我哪里听见撤退啊,要不是看见大家跑我也跟着跑,恐怕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有人问营长,这是什么鬼地方?营长说你问老子老子问谁!搞半天,我们是在打黑仗啊。可怜那些被打死的,死在什么地方都不晓得,冤啊!
我对那一带一无所知,只好跟着部队转来转去。几天前驻过的村子隔一段时间又转回来了,平坝里很难辨别方向。李发生问营长,你有没有地图呀?营长说,你给老子多管闲事!李发生又问,李长官在哪里?营长说,李长官还不是听人家卫司令的。卫司令是谁?人家是地头蛇,现在正指挥川军打仗呢!
我拉了拉李发生的衣袖,那意思是叫他别多管闲事,李发生便不说什么了。我想这仗怎么打,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人家喊走我就跟着走,喊休息我就休息。很多事情我想弄明白总是弄不明白,出来这些天,脑子给这个世界搅得乱糟糟的,总是晕晕乎乎。一看见人多我就发晕,坐车也发晕,像在河水中漂流。火车、飞机、大炮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本人已经造了那么高级的杀人武器,坦克、汽车、摩托、大炮这些都是我们缺乏的。人家都武装到牙齿了,我们却拿着自己造的老筒套,背着竹筒水壶在打仗。这哪是打仗嘛,简直是白白送死!
第一仗稀里糊涂被打散了。跟着营长走了很久终于又找着说四川话的人。我们才知道那些天我们一直陷在鬼子的包围圈里。是李长官派出一个团在外围死拼硬打,拉开一道血口让我们冲出去的。我们跟着营长跑出了包围圈,随大部队撤退。在一个叫关阙的县城,我们驻扎下来,开始挖工事,准备同敌人决一死战。
这时已经要过春节了。1938年的春节前夕,我们终于穿上发下来的冬衣。北方冬天那个冷啊,四川人哪里受得了!风像无数雪亮的针尖一样直扎骨头,冻得我们每一块骨节都在滋滋作响。我一直把我妈做的小夹袄穿在贴身的一层。我们像田鼠一样没日没夜在城外的防线上挖地堡和壕沟,只能看到新鲜的黄土在阳光下越堆越高。我用挖地的力气干着长官安排的事情,心想把工事筑好了战时就能派上用场。
闲来躺在土上,看着蓝天白云,我就想起我的安家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要挖这些土,这一切与我有什么关系。这里的土与我们安家山的不一样,是灰的散的土壤,我们安家山的土又黄又糯,黏糊糊的湿漉漉的,有糯米的气味。想起糯米,我就想起我们那里中秋节吃的糍粑,糍粑上有黄豆粉的香气和蜂蜜的甜味。想起食物,家乡的味道在记忆中翻腾。我想一碗米粉,又细又鲜的米粉,加上又辣又麻的臊子,馋得人直流口水。
春节时我们吃上了一顿油醋面,大年初一还喝上了羊肉汤。不过,我不喜欢羊肉那股膻味,弄得我直想发吐。我把分给我的汤留给李发生喝,李发生给了我一个饼子,算是对我的回报。我们蹲在地堡里,外面下着雪,雪花在天地间悠闲地散步,自顾自地飘落,从容得很。李发生像个碎嘴的女人,用手搓着冻得通红的耳朵说,雪下得太大了。我没吱声。李发生又说,不知四川下雪没有?我说,哪个晓得哟,估计也在下雪。
话虽这么说,我心里哪有那么轻松啊!大过年的,我想吃我妈包的饺子。每年除夕,梁家塆的人都要包饺子蒸包子,吃饱了,再用蒸包子的热水洗澡,换新衣服新布鞋。大年初一一早,天还不亮,我妈就要起床做饭。我们躺在床上,听见风箱拉动的声音。过一会儿,又闻到腊肉的香味和蒸肉的气息。天光发白,我们就要起床,先放一阵炮,再坐在饭桌前吃饭。不管再穷,初一大早这顿米饭和蒸肉是一定要吃的,“蒸”就是“增”的意思,祈望新年增加粮食增长寿年。
春节期间,李军长来看我们,还带来了另一个比他大的官,就是营长说的卫司令官。卫司令官看上去像戏里的小生,那张脸白得像抹了一层石灰,眉眼生动很讨女人喜欢。卫司令的肚子大得出奇。李发生说但愿不是一肚子坏水,我想,要养这么一个大肚子需要多少粮食!李发生说,你真是“咸老婆子淡操心”,人家当那么大的官还缺了粮食!卫司令还戴着白手套,说到激动时把手套脱了,露出肥厚的手掌一个劲地挥。卫司令的手又白又厚,李发生说,男人女相,准有福气。我想,人与人不同,人家是司令,肯定比我有福气。卫司令说,这回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收拾日军,把他们通通地整了!我已做了严密的布置,现在我们已关闭城门,全体将士如同装进了棺材,一旦城被攻破,我们就被盖上了棺材盖子,我们将决一死战,精忠报国!李军长接着讲话,说,城在人在,誓与城池共存亡!临走前,卫司令递给李军长一个信封,说是与城有关的密令,到万不得已时才能打开。
春节还没过完,大年初三鬼子的大炮就响了。我们立即奔赴阵地。敌人用飞机地毯似的轰炸。敌机一到,我们的人死伤大半。然后是大炮集中火力,向一个方向猛攻,炸得砖啊土呀满天飞。敌人在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步步紧逼,一旦有一处城墙垮塌,便猛冲而来。我们守的那个城门,是敌人猛攻的区域,我们被炮弹炸得晕头转向,硝烟和炮灰让人看不清什么,呛得人一嘴的沙土。我凭着钢盔判断敌人,连续打倒了两个鬼子,一梭子弹扫射过来,我一翻跟头掉了下去。敌人冲上来了,我们开始打白刃战。我从死去的战友身上捡起一把大刀,往后一挥,借着回力,对准鬼子的肩猛劈下去,一声惨叫后他倒在地上。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一个劲地砍呀杀呀,我只有一个想法,砍死他我才能活。砍倒两个鬼子后,我突然听见有人叫撤。我当时正跟敌人拼得起劲呢,听到命令我就往后退,一边抡着大刀看着前面的方向,这时我再次听到有人喊,鬼子太多了,快撤!我一慌两脚踏空掉下城墙,急忙爬起来就跑,我们躲进民房,边打边撤,最后从墙头垮塌的地方冲了出去。
晚上,我们退到一个小村庄。村子里的人早跑光了,借着月光,我们挤在一户人家的草垛上打瞌睡,周围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问他们是哪个军的。糟了,都不是李军长的人,我才知道我被打散了。
迷迷糊糊地瞌睡,脑子里尽做噩梦,还在跟敌人拼刺刀,哼哼唧唧的尽是杀声。醒来就一个劲地想,我今天杀死的两个鬼子,有一个的面相很嫩,他妈肯定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菩萨保佑,妈,我还活着。我活着,但我已经杀人了。天啦,杀人,这是我以前从来不敢想象的,今天以前我还没杀过生,一只蚂蚁都没杀过。我妈信佛,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往安家山嘴的观音庙去敬香,从小就教我别干坏事恶事。但今天我杀人了,我也是没办法啊,难道让他杀死我?我只有杀了他才能活下来。既然你们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我只有杀你,理直气壮地杀你!我这样安慰自己,又打起瞌睡,噩梦不断,被我砍死的那个娃娃瞪着我,肩头一个劲地喷血,我又挥着刀使劲乱砍。醒来时我满头大汗,一缕阳光从房顶的窟窿中投下来照在脸上,我睁开眼睛,心想,又见到太阳了,谢天谢地,我还活着。
后来,我在台湾学习认字后,一有空就看点关于战争的书。我看见一本书上写着:卫生豪司令部署作战后,便于当夜离开了关阙,他早已料到关阙难保,在训话后给了守城军长李洪武一份秘密手令,要他在情况紧急时按手令行事,那份手令上写着:相机撤退!
看着这段文字,身上再次出了冷汗,要不是我当时后退一步便掉下了城墙,我可能也倒在那些乱七八糟的尸体上了。我当时正跟敌人拼得上劲呢,不是与城共存亡么,怎么就撤退了!
从那之后,我就没见过李发生,心想他可能死了。后来梁玉他爸托人到止戈铺镇旁边的安兴镇去打听,人家说安兴镇早改名红光镇了。那里的人说有一个李发生,是一个卖饲料的暴发户,有了钱娶了一房女人又在外面养了一房女人,大房把二房杀了,自己也喝农药死了,当地人正谈得欢呢。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李发生?托的人说,是七十年前的那个。人家就说,你有病啊,问一个死鬼!
我后来就难得去打听那些人了,没死在战场上,也老死了,像我这样活着的,不知是前世积了多少善德,还是梁家祖宗保佑,那个长着一张大白脸,挺着大腹的卫司令晚年在台湾一门心思打高尔夫球,说老来最大的成绩是减掉了四十公斤肉,老死的时候瘦得像一截枯藤。他是趁我们吃不饱的时候拼命吃,我们都吃饱了,他又把自己饿死了。他总是长了一根与大多数人相反的筋,我们拼死决战,他却溜之大吉,还堂而皇之地下命令:相机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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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躲避的地方,感到又饿又累,全身晃晃悠悠的没有力气。一些人在民房里找吃的,我也跟着去找,找了半天只在马槽里找到一些剩下的黑豆。马已经不知去向,黑豆上黏糊糊的还有一股马粪的味道。我抓起一把在水里洗了一下,放进嘴里嚼着,不敢下咽,一口吐了很远,又四处打量,确信无法再找到其他吃的,我便强迫自己吞下去,双眼一闭,喉头一收缩,豆渣便滑下去了。为了应付可能碰不到其他吃的,我再次跑到马槽里,把黑豆收捡得一干二净,放进衣服口袋里。这才跟着溃退下来的人流走。我问那些跟我穿着同样军服的人,要去哪里,他们也是一脸茫然。走了几天之后,我们这些散兵被收留了,被编入操着各色口音的新队伍,在一个叫花铺的小镇驻扎下来。
春天慢慢地来了,原野上照旧开着一些野花,我心想花铺这名字真是很适合这里。因为没有山,这里比我的家乡梁家村的坝子大多了。梁家村的春天开满了各种野花,从平坝一直延伸到山顶。淡淡的雾散落在山间,如真似幻。我爹喜欢坐在我家石墙的门槛上,看着层层叠叠一直铺上山巅的油菜花,笑眯眯地抽上一袋水烟。这是一年之中最愉快的季节。而我喜欢蔷薇花开的日子,因为我就是蔷薇花开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那时油菜已经结荚,漫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只有我家的院墙内外铺满了花瓣,微风一吹,枝头的花瓣纷纷扬扬飘落在地,让人想起古戏里天女散花的场景。
花铺没有油菜,也没有蔷薇。只有稀稀落落的苹果树上颤巍巍地开出一些细碎的小花,以及地上很贱的野花,昭示着微弱的春天气息。老乡们仍然在地里忙碌,但另一个神经集中在战事上。有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惊惶不安地谈论着日本人快要打进来的消息,暗地里收拾家里的金银细软,时刻准备逃亡。
我们的连长听说话的口音与川话接近,但很多话又不完全不同。他带着我们筑土壕,又在土壕下面挖深沟。他说,这样就能堵住日军的坦克。我们也就信以为真。再说,对连长的话,我们也不敢反对。
春天,我们不再担心寒冷,但不能不忍受饥饿。我们每天只能吃两次稀饭,那稀饭都能照得起人影,还夹杂着老鼠屎,饭上面漂浮着一层肉虫子,玉米渣呀,小麦渣呀也都掺和在里面,一看就是陈年的烂米。实在难以下咽,我就把眼一闭,狼吞虎咽。长官说,眼下物价飞涨,又是春荒时期,能这样维持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一个一个饿得皮包骨头,还要修筑工事,夜里只好去找充饥的东西。我们把正在灌浆的小麦拔出来喝浆水,把老乡的鸡按住杀了吃,把刚播下的种子翻出来洗过吃掉。老乡们对我们敢怒不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