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有线电视……能够传播目前由商业电视和非商业电视传播的大众娱乐和资讯……，它还能提供无线电视和电台广播所无法提供的商业服务：地方性娱乐、与国内或当地市场与贸易服务有关的资讯；与娱乐和资讯无关的市场与贸易服务；数据传输；包括火灾、盗警、监督、仪器测定等在内的各种的资讯服务。有线电视也许还能提供和支持大量的公众服务：首先是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咨询，还有健康、福利、求职、消费指南、图书馆、社区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服务，显然，这里无法一一列举。除了这些一般性服务之外，还需提到的一条是，有线电视通过其动员作用，或者在竞选活动中进行即时民意调查，也许能够对政治进程发挥影响。最后，有线电视本身就是社会科学者的研究工具。
——阿瑟·L·辛格，艾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会副会长
在这个机构中我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我必须真正走出去，去做一些别人梦寐以求、日思夜想的事情。我以为，有线电视这项电视技术的新成果，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现在我家很快就会有一台电脑了……，但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家里设一台电脑。坦白地讲，我认为许多这一类服务的市场性完全被高估了。
——伊斯雷尔·斯威策，加拿大麦克莱恩-亨特有线电视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我的站在节目制作一边的朋友坚持说：“来二十几个频道——收看所有你想看到的节目，让我们建一个演播室吧！”然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戈登·基布尔，多伦多基布尔有线电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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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说，所有现存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你我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书中提到的这些人物也同样如此。新品味、新技术、新人才——新时代，主啊！新时代——会创造新的电视体制，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一些人会因此发财，一些人会因此破产。未来将发生什么现在还难以预料，如果可能的话，也只存在于科技人员能够按预定计划进行发明工作的工程科学里。
今天的广播电视，是过去选择的结果，而每一次选择都是在其自身模式当中进行的。正如威廉·斯蒂芬森所指出的那样，主要模式就是一种趋同——换句话说，大众媒介之所以是大众的，那是因为许多人抱持同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使他们趋向于在有限的几种方式中选择一两种。然而，选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机会成本”问题，即一旦采用某种方案，其他选择可能带来的价值就会被牺牲掉。频道数越少，观看其中任何一个频道的机会成本就越低，选择的趋同性就越高。是这样吗？
回答是肯定的。
下一个问题是：频道越多，观看每个节目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多样性就越强，对吗？
也许吧。年轻的朋友们，先别急于下结论。
行，聪明的家伙。
随着电台数目从1954年的3000多个增加到1971年的7000多个，电视台数目也开始上升时，诸如此类的事情已经发生在电台领域。广播网不再是吸引听众的惟一重要力量，电台通过“类型”变得专业化了，诉求对象是相当固定的听众。除个别情况外，电台业者普遍接受了“细分受众”或“窄播”的观念，每家电台都力图争取自己的那一部分听众。当然也有例外，最显著的要数明尼阿波利斯的WCCO电台，这家电台提供各种各样的节目，吸引了4倍于当地第二大电台的听众。从1971年《广播电视年鉴》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电台，其中37家说其百分之百是黑人节目，12家称一天中至少有1个小时是波兰语节目，54家称一周内有24小时是西班牙语节目。今天，几乎所有电台在开播都会说明自己的“类型”——乡村/西部、摇滚、流行音乐、访谈、新闻、古典音乐——如果电台所有权易手，申请改变类型，联邦通讯委员会会进行正式调查。
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李·洛文杰说：“必须指出，绝大多数收听广播或收看电视的受众，习惯性地希望节目编排协调一致。”类型化的电台适应这一要求，可是，电视却无法满足这种协调一致性。除了纽约、洛杉矶、迈阿密以及西南部的少数几个西班牙语电视台以外，独立电视台认为不值得以类型化的方式，向当地电视网的附属台提出挑战，这种作法将使一些有价值的观众自动流失。老电影吸引的观众，要比那些有意针对少数人的节目的观众多得多。不管怎样，联邦通讯委员会还没有允许电视台类型化：为了获得执照，地方电视台必须承诺节目的多样性。广播覆盖面广，电视覆盖面窄，但大多数观察者在少量的电视频道中就能找到他们需要的信息。
1971年12月，斯隆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有线传播的调查报告《关于有线电视》，斯蒂芬·怀特——此人也参与撰写卡内基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公共电视的报告——将“贫乏的电视”与“富饶的电视”相比较，前者受制于有限的频道数，后者则会随着同轴电缆将节目传送到每家每户而来临，此即所谓“有线网的国度”。一条电缆也许可以传送多达40个频道的电视节目；通过付费方式（虽然价格不断上涨，一般每月也只需5美元），一个家庭便能够看到质量更好的电视画面，以及其他数据传输服务——从无线电视收看不到的有线节目到电脑医疗诊断——这些数据都来自“输入端”，即有线电视广播传送处。
这些乐观的预言，是有线电视倡导者们惯用的伎俩，他们是商人也是理想主义者。（从福特基金会资助PBL的失败中，你看到的是，当东哈莱姆的每个家庭每月交纳5美元享受有线电视服务，收看当地学校的教育节目和社区计划，而不再免费收看糟糕的电视娱乐节目时，人们是多么高兴。）但是，怀特熟谙电视圈，他知道电视与电台不同，电视节目制作需要花费大量资金。他预见到，电视的富饶不能光靠增加电视频道，还有赖于能否向特定节目的制作者支付“额外的”报酬。这些节目包括歌剧、戏剧、国外影片等，传统电视是不会提供这些节目的，因为所吸引的观众人数不足以引起广告主的兴趣，去为制作这些节目投资。不仅电缆本身，而且通过电缆传输的付费电视都可以把传播这只妖怪从瓶子中释放出来，以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这已经是第二次讨论此类问题了。早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曾出现过一股付费电视潮流，它使得为小众兴趣和品味提供服务并赢利成为可能。1957年，当俄克拉何马州的巴特尔斯维尔的付费电视系统成立时，《生活》杂志曾经用6页的篇幅报道这一事件。《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称，付费电视“为才华横溢的作家、编导和制片人开创了一个美好的新时代。”投资顾问曼尼·杰勒德回忆说，1960年代初，一份来自斯坦福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曾经指出：到1970年，付费电视将成为一项年产值30亿美元的产业。当时，广告主为电视广告支付的金额为每户每小时2美分，付费电视的价格则是每小时50美分，相当于由广告主支持的开路电视收益的25倍。付费电视有可能对电视广播形成冲击，信号在发射端被加密，经过一个特殊的解码器处理后，图像就会出现在电视接收机的屏幕上。联邦通讯委员会曾经批准，在超高频（UHF）波段进行几项付费电视实验，其中最雄心勃勃的就是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雷电华-通用计划，但是，联邦通讯委员会对它并不十分热心。很显然，在付费电视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也是免费电视中最受欢迎的节目：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付费电视业者会从电视广播业者那里“偷”节目，这意味着公众被剥夺了收看自己喜爱的节目的权利。国会也不希望如此。
用一条电缆，而不是通过无线广播，将节目直接传送到付费者家里，所有类似争论——就像1950年代末和1960代初那样——也许就可以避免。第一次雄心勃勃的行动发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市郊的爱托比库克，由派拉蒙电影公司属下的名演员公司进行。在按月付费的方法尚未引入之前，爱托比库克电视系统已经吸纳了5800户观众，将硬币投入一个计量表中，订户便能“购买”要看的节目。1962年，这项服务的利润达到了顶峰，其中最吸引人的节目是“多伦多枫叶队”的客场比赛，政府电视台和私人电视台都没有这个节目，以及加拿大职业橄榄球一个赛季中的9场比赛；其他节目大部分是电影，也有剧院表演的百老汇音乐节目的现场直播，一部外百老汇节目《赫达·加布勒》、一部梅诺蒂的《领事》。《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在观看了电视播出的文化节目后倍受鼓舞，他为《领事》写下这样的评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帕特里克·纽韦精湛的演出，表现了深重磨难下人类精神的召唤，令人柔肠寸断。观看这样的节目，肯定是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有文化品位的享受。”当时，每部影片收费1美元，体育节目和百老汇演出要花150美元。在爱托比库克进行实验的不平静的4年中，派拉蒙公司及其子公司损失了将近600万美元，最终，还是放弃了这项计划。
到目前为止，对这方面起最大推动作用的，是加利福尼亚一家名为STV（Subion Television）的机构，又称计时收费电视台，1964年，一些支持者出人意料地联合起来，促成了它的诞生。这些支持者包括洛杉矶的道奇队、旧金山的巨人队、肥胖的怀旧影片运营商马蒂·福克斯、利尔－西格勒电脑特技制作公司、索尔·休洛克、为电话公司出售黄页广告的鲁本·唐纳利、威廉·R·斯塔茨投资银行。该台有大约1600万美元的资金，来自股票集资。他们聘请的总裁不是别人，而是已离开NBC很久了的帕特·韦弗，当时他厌倦了广告业，渴望重返电视业。
就像爱托比库克的派拉蒙系统一样，韦弗的STV能够提供3个频道，采取不常用的频道选调装置，并向收看节目的用户收费。（韦弗作为总裁上任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取消了原来的每周收费1美元的计划。）可是，加州的电视机上没有安装收费盒，于是STV采取了一个更好的方式，它的电缆是双向线路，除了传送图像外，STV的终端每10分钟向用户电视机上的选台器发送查询信号，了解此时用户是否在收看STV的节目。这些来自用户的回复将以3位数的二进制码形式，例如001、100、011等，回传到STV的电脑里。一共有8种不同的回复，其中只有4种，即3个频道加上“关机”，用于收费电视，其他4种是为今后扩展业务而准备的，这天的到来也许不会为时太晚。韦弗的想法是，家庭妇女每天都会花几分钟时间收看STV的购物频道，以了解各商场什么商品在减价，她们可以通过电视机机顶盒上的按键，定购她们想要的商品。
韦弗认为，最终，STV系统应该和用户的录像机相联接，这样用户便可以预定他们第二天晚上想要收看的节目。韦弗认真地说：“如果您想获知有关股市的特别报道，或者观看玛丽亚·卡拉斯在拉斯卡拉首演的《卡门》，或者您想聆听关于核物理学的一次讲座，所有这些只需打一个电话就行了。”这个电话将会启动一系列的自动装置，使用户家中的录像机与STV终端的录像机同步运行。在午夜的某个时分，两套录像装置会同时运转，有点像伊斯兰教中的苦修僧人，大约只需6分钟时间，明晚2个小时的节目就会拷贝到用户的录像机里。这些节目可以是通过卫星传送过来的日本歌舞伎，也可能是萨德勒的韦尔斯剧院节目，或者是百老汇节目……。
在推广付费电视的初期阶段，销售员们来到唐纳利所选择的“有价值的”社区，这些社区私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比加州要高一些，但是，还没有高到足以说明他们是有线电视市场缺乏理性的潜在消费者的程度。在第一条电缆架设成功之前，韦弗便安排制作了第一个节目，即由文森特·普赖斯实况报道的墨西哥巡回艺术展。他谈起拥有3个频道是多么令人兴奋：三大电视网为争取同样的观众群而互相竞争，而他能为三种不同的观众群提供电视服务。在1964年7月，韦弗曾经预计，当年年底电缆服务将进入6万户加利福尼亚州家庭，到1970年，至少有50万户旧金山观众、70万户洛杉矶观众将接入到他的节目服务和电脑系统上。
这项计划从一开始就困扰重重。太平洋电话电报公司对此项计划抱持怀疑态度，它要求STV预先支付所有的架线费用；电话公司也理直气壮地每个月从STV的账本上扣回自己的投资。利尔－西格勒公司的设备十分昂贵，每个用户安装一个机顶盒要花费90美元，却只能立即收回5美元的安装费。那年夏天，最重要的节目几乎都是免费的——作为共同投资者，道奇队和巨人队都同意第一年以股票方式支付其费用——可是，硬件投资花去了韦弗的一大半节目预算，还不包括棒球节目。最糟糕的是，影剧院的老板们已经组成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免费电视公民委员会”，他们在当年11月的投票中获得了足够的签名，提议制定一项州法律条款，禁止付费电视。在加利福尼亚，STV用于争取票数的花费已经超过了7位数，可是仍然被推上了被告席。
最后，这只鸟儿飞不动了。两家球类俱乐部比赛成绩不佳，使观众对花钱收看他们的比赛失去了兴趣。起先几个月，韦弗没有时间，也没有资金去安排播出重要的节目。政治上的反对派都是一些颇有头脑的人物，虽然唐纳利通过民意测验试图证明，大多数加利福尼亚人是喜欢付费电视的，但是，禁止付费电视的提议还是在投票那天获得了通过。大约一年以后，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定STV获胜，宣布一年前通过的法案不符合宪法，但是那时韦弗已经走了，付费电视也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