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事实摆在那里：北伐失败了。
就在这时，金人抛出和谈条件，共四条：其一，故疆，就是宋金两国边境如旧约所规定；其二，岁币如旧，每年金银二十五万两及绢二十五万匹；其三，称臣，宋仍然向金称臣；其四，还中原归正人，就是把中原逃往南宋的人遣返。
对于这四个条件，除了岁币之外，其余三点南宋都表示不可接受。与旧条约划定的边界相比，南宋政府还控制了海、泗、唐、邓等州，朝廷认为，这四州之地，乃是金帝完颜亮撕毁和约后被南宋所收复的，既然金人背约在前，南宋当然不承认旧条约的规定，新条约应该以实际控制区重新划定边界。至于宋向金称臣，那更是不干了，你想打就打，想撕毁条约就撕毁，我还向你称个屁臣。归还中原人，更是不可能，这里既有抗金志士，又有金国叛将，归还岂非把这些人送上死刑台？
金人知道南宋君臣比较要面子，便修改了一条：把金宋之礼，由君臣变成叔侄，宋主向金主称侄而不称臣。
和议一起，朝中主战派与主和派更是水火不容。张浚、虞允文、胡诠等是坚定的主战派，反对任何议和立场。张浚为备战做了大量工作，在江淮一带增置大量战舰，招揽淮北、山东豪杰，各军的弓矢器械都十分充足。同时，张浚重用金国降将契丹萧琦，萧琦本是契丹望族，沉勇有谋，张浚意在约契丹为援，牵制金国。可以说，张浚公忠体国，俨然是南宋的长城。
倘若主和派与主战派能和衷共济，有军事为后盾，可进可退，可攻可守，就算议和也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然而这种想法只是奢望，主和派只是把张浚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他们抓住张浚北伐失败这个把柄，大肆攻击，还向皇帝说“愿以符离之溃为戒”，并指责张浚跋扈，浪费国资等。倾向主战的宋孝宗没了主意，张浚悲愤之下，连续八次上书乞致仕，最后宋孝宗诏罢张浚。
几个月后，张浚在忧愤中病死。
临死前，他给儿子张栻（南宋著名理学家）写了一封家书，也是他的遗言：“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张浚是宋代名臣，为南宋朝廷立下汗马功劳，早年他起兵勤王，平苗、傅之乱，后宣抚川陕，重用吴玠，确保川蜀之安全。秦桧当权时，他未能得到重用，及至晚年，当国家再遭入侵时，不顾年迈，毅然挑起重担，可谓精忠报国也。
张浚死后，朝中主和派更加得势。
汤思退是人如其名，一心“思退”，不求进取。为了和议速成，他竟然尽废边备，罢筑寿春城，解散万弩营，停修海船，撤海、泗、唐、邓四州之兵。张浚为抗击金兵所做的努力，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毁于一旦。南宋自毁长城，金兵却毫不客气。为了迫使南宋接受和议，金兵乘机南下，连续攻克楚州、濠州、滁州。东南为之震动。
这一次，汤思退罪无可恕了。
宋孝宗下旨，将汤思退流放永州。但是这样轻的惩罚怎么能平息众人的愤怒呢？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伏阙上书，痛陈汤思退等人怀奸误国，以致金兵长驱直入，乞斩汤思退以谢天下，并请求皇帝起用陈康伯、胡铨、虞允文等主战派人士主持国事。当汤思退听说一大群人上书欲置其于死地时，刀还没上架，自己就被惊吓而死了。
金国方面，金世宗无意与南宋陷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史书称金世宗“性仁孝，沉静达理”，他是金国历史上难得一位贤君。鉴于之前金熙宗、金帝完颜亮都是残暴之君主，金世宗上台后，力求休养生息，急欲与南宋媾和。他发兵攻打楚州等地，乃是以武力迫和谈，并非像完颜亮那样想征服南宋。
南宋方面，主战派领袖张浚与主和派领袖汤思退于同一年都死了。主战派北伐固然出师不利，但主和派放弃边备，情况更糟。特别经汤思退这么一折腾，南宋朝廷不得不最后选择议和的方案。这种情况下，在外交上争取更多权益，便成为南宋对金的主流政策。
南宋方面提出的条件是：两国疆域仍然按照绍兴和议所划定的界线，即东为淮河，西为大散关；岁币银、绢各减五万；南宋归还金国战俘，但对于叛亡者则不予遣返；宋不再向金称臣，而称侄，在国书的格式方面，宋致金的格式为“侄宋皇帝眘谨再拜致书于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而金致宋的格式为“叔大金皇帝致书于侄宋皇帝”。
可以说，南宋政府是做出让步的，特别是领土方面，放弃所收复的土地。金世宗同样做出一点让步，不再追回南逃之人，也同意岁币减五万。这样，双方在互派使者往来后，于乾道元年（1165），订立新的条约。
这就是所谓的“乾道和议”。
尽管在乾道和议中，南宋方面争取到若干权利，但对于有恢复之志的宋孝宗来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孝宗皇帝恢复中原之志始终未泯灭，仍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复到北宋时代的全盛水平。然而，军事力量的提升，却不是立竿就能见影的，特别是可堪大用的军事人才严重缺乏。
宋朝一直有重文轻武的传统，在南宋中兴之战中，由于特殊年代的特殊政策，才使得军事人才纷涌，岳飞、韩世忠、吴玠、吴璘、刘琦等人皆为一时之名将。自秦桧上台后，开始收武将之兵权，擅杀岳飞，遂使武将之地位又一落千丈。
绍兴和议后二十年，南宋更是荒废兵事，遂使金帝完颜亮南侵时，如入无人之地。南宋抵抗入侵的核心人物，仍然是老一代的军人如张浚、吴璘、李宝等，真正能独当一面的新人，也只有虞允文一人了。
乾道三年（1167），守卫川陕达二十年之久的吴璘去世。他与哥哥吴玠同为南宋最出色的将领，是川蜀的保护神。在临终前，吴璘虑及国家的军事现状，向皇帝留言，希望孝宗不要轻弃川蜀，也不要轻起战端。
吴璘去世后，能与皇帝共商恢复大计者，只有虞允文一人了。宋孝宗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接替病逝的吴璘，实际上是把四川打造为一块进取中原的基地。虞允文到任后，兢兢业业，精兵强政，淘汰弱兵，为国家节省四百万的军费开支。他亲历亲为，甚至还动手编写了一本推广先进武器制造及使用的工具书，士兵们人手一册。
两年后，虞允文回到京师，出任宰相。他心胸宽广，光明磊落。有一回，御史萧之敏上书弹劾虞允文。早已逊位的宋高宗跳出来为虞允文辩护，并说：“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许？毋听其去。”就是说，当年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立下奇功，你萧之敏人在哪呢？太上皇开了金口，宋孝宗想罢免萧之敏。此时虞允文却站出来为萧之敏说话，认为他品行端正，皇帝应该留用以广开言路。
宋孝宗把恢复中原的希望寄托于虞允文身上，他曾经对虞允文说：“靖康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可见他对虞允文之器重。为了实现收复中原的理想，虞允文于乾道九年（1173）又一次出任四川宣抚使，为出兵中原做准备。
虞允文回到四川后，立即着手战备，他订立七条民户养马的规定，从民间搜罗大量良马，并挑选青壮年进行训练。作为一名出色的战略家，虞允文深知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不打无把握之战，兵者，国之大事，不可不慎重。然而虞允文的一片苦心，却受到皇帝的误解。宋孝宗一直盼望着虞允文早日确定出兵的日期，可是一年过去了，虞允文却没有明确的表示。皇帝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便下了一道密旨催促他。虞允文没有附和皇帝，他强调军需物质还未准备完毕，不可贸然出师。
可惜的是，造化弄人。不久后，虞允文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这对宋孝宗可谓是莫大的打击，进取中原的计划就此泡汤。
其实虞允文算是幸运的人，他以一介文人而为国家建不朽之功，甚至得以跻身历史名将之列，官至宰相，功显于当日，名扬于未来。******曾这样评价虞允文：“伟哉虞公，千古一人。”在宋孝宗时代，还有一人，他有不世之英雄气概，有为国家建功立业之理想，最终壮志难酬，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却在另一个领域取得至尊地位。
他就是南宋最伟大的词人辛弃疾。
辛弃疾是山东历城人，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出生。这一年正是宋金战争最为激烈的一年，刘锜与岳飞分别在顺昌、郾城大败金兵。北方沦陷区的人民都翘首以盼王师，可是最后梦想破灭。岳飞被召回，紧接着是宋金议和与岳飞被害，北方人民彻底被软弱的朝廷抛弃了。辛弃疾便是在金人的统治下度过他人生的前二十年，长大成人后的他知道了中原沦陷的故事，这令他义愤填膺，渴望有一天能报效国家，为恢复中原尽自己之力。
机会最终来了。
在辛弃疾二十一岁那年，金帝完颜亮以六十万兵力南犯，中原掀起反金起义高潮。当时耿京是中原义军的领袖，山东、河北豪杰纷纷接受他的节制。辛弃疾毅然参加义军，并在耿京麾下当了掌书记。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辛弃疾差点因此而丧命。
原来辛弃疾有一位朋友名叫义端，当时也聚众一千余人起义。在辛弃疾的劝说下，义端归顺耿京。岂知有一天，义端突然盗走耿京的大印叛逃，耿京大怒，遂归罪于辛弃疾并动了杀机。辛弃疾对耿京说：“给我三天时间，倘若我没抓到义端，再杀我不迟。”可是要上哪儿找义端呢？辛弃疾冷静地判断，义端盗走耿京大印，定是要叛逃金营，遂快马急追，终于追上义端。大家都知道辛弃疾是个大文豪，可是很多人不知，他其实武艺是相当高强的。义端知道辛弃疾厉害，便以朋友的身份乞求道：“我知道你力能杀人，希望你别杀我。”既是叛徒，还称什么朋友？辛弃疾手起刀落，砍掉义端的脑袋，返回耿京营中。耿京为辛弃疾的胆识所折服，更加器重他。
完颜亮败亡后，辛弃疾劝耿京率师归顺朝廷。耿京便遣辛弃疾奉表入奏，宋高宗亲自召见辛弃疾，并且对他在敌后的英勇表现大加赞赏。朝廷决定授予耿京天平军节度使之职，辛弃疾为天平节度掌书记。就在辛弃疾返回耿京大营途中，却传来一个噩耗，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败，张安国已叛逃到金营中。
怎么办？难道就让叛徒、凶手逍遥法外吗？
不！若不严惩叛徒，何以慰耿京在天之灵呢？
辛弃疾当机立断，与统制王世隆、马全福等五十人，勇闯金营。当时叛徒张安国正与金国将领在帐中饮酒，根本没料到辛弃疾竟以区区数十人马前来劫营。这次军事行动比起美军特种部队击毙本拉登还要难，还要危险。此时辛弃疾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竟然一击命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生擒张安国，而后安全离开，出入金营如入无人之境。谁曾想到，一个二十二岁的书生竟然有如此之胆略与勇气。辛弃疾将叛徒押到首都临安，张安国被朝廷下令斩首示众。
后来辛弃疾在词中追忆了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何等豪迈，何等英雄气概，正所谓“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以辛弃疾之才略，完全是虞允文一类的安邦定国之才。可是最终却事与愿违，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志难酬。原因有二：其一，南宋帝国与金国达成和议，辛弃疾没有机会在战场上大展身手；其二，辛弃疾性格耿直、孤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自然容易得罪人。
返回南宋后，辛弃疾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包括《九议》《应问》《美芹十论》等，呈献给朝廷。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地阐述自己的战略主张，纵论宋金两国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处处可见其精辟之见解与深谋远虑。可惜的是，当时和议方定，不可能因为辛弃疾的几篇文章就改变政策，故而宋孝宗没采纳其意见。
虞允文当政时期，宋孝宗锐意进取，谋复中原。此时辛弃疾又上书论南北之势，持论劲直。作为沦陷区归来者，他对中原百姓“遗民泪尽胡尘里”有更多的感受，因而恢复之心，较他人为切，在抗战立场上，无妥协回旋之余地，故而难以迎合朝中多数大臣，自然被弃而不用。虞允文去世后，恢复中原之梦愈行愈远，辛弃疾的理想也越来越难实现。悲愤而不得志的他，只得寄情于诗词，他写下大量爱国主义词章。
辛弃疾的词作雄奇峻丽，充满豪迈之气，贯穿满腔爱国之情。“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在文学作品中，他也表现出自己的无奈与悲愤：“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以辛弃疾之才华，本来应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胆识无双，慷慨有大略，但最终被埋没了。这是辛弃疾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