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诗人王独清出了一本诗集，歌颂1927年“广州起义”，诗集上的诗句印刷得很新奇，字大小不一，有正有歪，还加上一些惊叹符号，如同炮弹打出后的弹片飞散一般。王将诗集拿给陈独秀看，陈看后哈哈大笑，连说：“我不懂诗，不敢提出评论，但是我佩服你的大胆，独出心裁，自创一格。”王独清十分狼狈，讪讪而退。日后，陈独秀在狱中对濮清泉谈及此事时说：“王独清那本诗，形式上看来颇为新颖，但他中了形式主义的毒，以为把一些口号写入诗句，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了。其实这是笑话。结果把诗弄成屎，自己还不知道，甚至还洋洋自得，这是很可悲的。”
陈独秀对濮清泉说，他认为诗是一种美文，白话难以写出美诗，他最反对把散文写成短句，加上些啊、呀、吗、呢，再加上些惊叹号就自称是诗。
1939年春，陈独秀又寻出了在南京狱中尚未完成的文字学研究初稿《识字初阶》，他将书名更改为《小学识字教本》。书稿送审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见后说：“内容无大碍，只是容易和小学校混淆。”让陈修改或另择书名。陈独秀坚持道：“陈立夫无知，小学者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之学也，古来有之，岂可更改！”于是此书不得印行。
陈独秀研究文字学，为了求得一字的真义，不仅广征博引，而且从地下发掘出的实物中寻找根据，作精确的考证。如对鬲、鼎、曾、复、持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查了地下发掘出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
陈钟凡评论《小学识字教本》时说：“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
魏建功读到《小学识字教本》稿时，“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末弃本，抱残守阙，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
疏离
陈独秀自幼被过继给叔父，但他日后却与嗣父形同水火，几乎决裂。晚年，他在自传中说：“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某年，他到北京，陈家所开的一个大店铺的掌柜听说后，请他到铺子里去看看。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自小在老家生活，后来稍微长大些，就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但陈独秀让他们白天出去做工谋生，晚上则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冬仍衣袷，夏不张盖，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既是姨妈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常落泪，想让孩子们回家居住。陈独秀却说：“姑息养奸，不可！不可！”高向陈独秀友人潘赞化哭诉，潘向陈提及此事，陈反说高君曼“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
1917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教，偕高君曼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同行，延年、乔年兄弟则留在上海，勤工俭学进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托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两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费。陈延年、陈乔年自小与父亲不亲厚，而父亲对待生母又那样薄情，现在又如此对待他们，所以在参加共产党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国家等主张的无政府主义。以后父子同在共产党内，他们也一直直呼陈独秀“独秀同志”。
许德珩回忆，1919年下半年，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来京看望父亲。他们并不直接去陈独秀家里，而是准备了一张名片投递，上面写着“拜访陈独秀先生”，下面写着两兄弟的名字。此事一时传为笑谈，人们都说陈独秀提倡民主，民主真的到了他的家里。
陈延年曾对人言及当时因新文化运动而名动天下的父亲说：“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
陈独秀被捕出狱后，潘赞化对陈延年说：“你父亲在北京被京警局长吴炳湘逮捕，不少朋友以同乡关系营救他，你知道吗？”陈延年答道：“已听说了一些。”潘问：“你对此事有什么想法？怕不怕？”答曰：“既作就不怕，怕就不作。况且这次学潮的意义千古未有。情况这么复杂，肯定有危险；仁人志士有这么一个机会光荣牺牲，是求之不得的呢，有什么可怕的。”潘吃了一惊，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陈延年再答：“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罢，当然可惜。”
青年时代的陈延年起初信奉无政府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印象颇佳，而对胡适、陈独秀却不屑一顾。陈延年在给友人雄东（丁肇青）的信中说：“学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是说‘胡某思想好，我与他通过信’，就说是‘陈某真不错，我的朋友与他相好，我也曾会过他’。”
1920年夏天，金陵大学肄业生陈公培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延年、陈乔年。在信中，陈独秀劝陈延年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看了父亲的信，陈延年满脸不高兴地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很是惊讶，没想到陈延年竟对父亲直呼其名。
一度社会上宣传陈独秀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在一次宴席上问他：“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共党内，陈延年、陈乔年与父亲陈独秀以“同志”相称，陈延年还常常和父亲的政见相左。1925年底，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张国焘来到广州，召集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共产党代表开会，在会上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信中说：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因此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陈延年立即表示反对，说：“信上居然点名要把戴季陶、孙科这样的右派人物选进中央委员会，这不是妥协退让吗？”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陈延年等人主张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逼蒋介石下台。但苏联人再度对蒋退让，让他们忍让。4月2日，张国焘赶到广州，对陈延年等人说：“独秀同志意见很明确，此次事件是我们党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陈延年生气地说：“我一开始便同意毛润之的意见，对蒋介石来一个回击，无奈中央害怕影响团结，怕吓退国民党资产阶级，硬不同意……老头子（指陈独秀）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毛泽东对陈延年批评陈独秀印象极深，说：“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
黄文容回忆：“大革命失败后，我陪陈独秀到上海隐秘。大约是1927年的11月底，乔年夫妇俩来看他的父亲陈独秀。在谈话时，乔年对陈独秀提出许多批评。他们说着说着便争论起来，而且越争越历害。他们开始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听他们父子俩吵了起来，我就出来劝解。结果，父子俩搞得不欢而散。本来陈独秀是准备留乔年在这里吃饭的，但乔年气得连饭也不肯吃就走了。陈独秀也不高兴，乔年走后，他又对我说：‘你看，儿子教训起老子来了！’”
陈延年在参加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时，接到了一位交通员被捕的报告。因为该交通员知道位于恒丰里104号的秘密处所，所以陈宣布结束会议，并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1926年6月26日下午，陈延年等人到恒丰里，观察周围动静后，见没有什么异样，便进门清理文件。刚坐下不久，大批军警便包围了此处，陈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扑上来的敌人搏斗，直到筋疲力尽，被敌人擒获。在陈延年等人与敌人搏斗时，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
陈延年被杨虎手下的特务抓捕时，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陈独秀托汪孟邹设法营救。汪找胡适，胡适说：“独秀之子，我一定营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请蒋介石的大红人吴稚晖出面说情，如此陈延年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吴当着胡适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随即给杨虎发去贺电：“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因此被刽子手乱刀砍死。汪得此噩耗，如五雷轰顶，痛心疾首。一直到后来，只要一提起陈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着大腿说：“说不得，说不得！”
7月4日，陈延年被杀害。陈延年被押赴刑场后，行刑的士兵要求他下跪时，他直立不屈，并高呼口号。虽被几个执刑的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但当士兵松手准备挥刀时，陈延年突然一跃而起，故这一刀并末砍中其颈项，遂被众士兵按在地下，用乱刀剁死。
1928年2月，陈乔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他刚到上海，叛徒唐瑞林并不认识他，也不认识同时被捕的周之楚。于是，郑覆他、许白吴等便主张牺牲周之楚，由周顶替陈乔年的职务和名字，从而救出乔年，周也完全赞成。法官审讯时，周自称是陈乔年，法官便判了周之楚的死刑。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商人，他得知周之楚被捕后，回国营救儿子，国民党便弄清了周之楚是冒名顶替，真正的陈乔年也就暴露了。6月6日，年仅28岁的陈乔年被杀害。
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牺牲，陈独秀的女儿陈玉莹去为弟弟收尸时，见到血泊中的弟弟，大受刺激，精神失常，不久即病逝，高君曼大哭不止。陈独秀皱着眉头说：“迂腐！”
三子松年记忆里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三十年代初，那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之前父亲从未关心过他，给他写过只字片语。松年在狱中见到父亲不免伤心落泪，而父亲眼睛一瞪，对多年不见的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陈独秀之女陈子美（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的丈夫张国祥比她大十岁，且张结婚时隐瞒了已有妻室儿女的事实。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后关押在南京监狱，陈子美带着丈夫去狱中探望过陈独秀。当陈子美把结婚之事告诉父亲时，陈独秀十分不快，厉声斥责道：“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客居江津。张国祥因对陈独秀耿耿于怀，所以阻止陈子美去江津看望父亲。1939年，陈子美赴香港，与父亲永诀。解放后，陈子美回到大陆，在“文革”中，抱一汽油桶偷渡回香港，后移居加拿大。
当得知父亲被关进监狱后，陈独秀四子鹤年去探望父亲，甚至还天真地提出，他要想办法帮助父亲越狱逃跑。谁知陈独秀不但不赞成，反而骂了他一顿，说他“胡闹”。
深情
儿时，陈独秀背不出书，总是挨祖父责打。陈母每次见到陈独秀挨打，总流着泪对陈说：“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见到母亲流泪，陈独秀也忍不住哭了，母亲替他揩干眼泪，慈爱地责备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爷爷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陈独秀后来说：“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陈独秀自小与大哥感情甚好，祖父去世后，更是大哥教他读书。陈在自传中说：“我们弟兄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保持着温和的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1909年10月，与他隔别十年的大哥陈庆元在东北因肺病客死沈阳的噩耗传来，陈惊惶悲绝。他立即仓促北上，到沈阳与兄长作生死一晤，并悲作五古长篇诗《述哀》，分寄与友人，又跋山涉水亲自护送大哥的棺木返回故里。
陈独秀对嗣父毫无感情，却对嗣母谢氏极为孝顺，晚年客居江津时，将谢氏也带在身边，伺候终老。陈氏族人回忆：“大约是光绪三十二年，陈独秀从日本留洋回来，穿一身西装，他妈妈（指谢氏）老脑筋看不惯，说他‘穿得像鬼一样’。”陈马上换下了西装。
1930年冬，陈独秀夫人高晓岚去世。两年后，在狱中的陈独秀从来探监的三子陈松年口中得知妻子已经去世的消息时，深感歉疚，沉默半晌后对儿子说：“你母亲是个老好人，为陈家辛苦了一生，未享过一天福，我对不起她。我感谢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延年、乔年虽然牺牲，但他们死得英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你母亲也算是英雄的母亲啊。”陈松年感慨地说：“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还念着你……”从来不迷信鬼神的陈独秀却十分动情地说：“松年，你回去后，替我买几刀纸钱，在你母亲坟前烧烧，聊表我对她的缅怀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扫墓。”
1936年，陈独秀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时，简直像孩子过年那样的高兴。濮清泉回忆：“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如此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