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1882年，我与赫伯特·斯宾塞结伴旅行，从塞尔维亚起行，途经利物浦到达纽约。我曾在伦敦见过这位哲学家，并成为他的信徒兼朋友。我因为长于旅行，就负责照料他和他的朋友。
斯宾塞很喜欢听故事，也很爱笑。斯宾塞先生说：“的确如此，但我得告诉你我怎样控制自己的愤怒。每每想发怒时，我就会用爱默生的这个故事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反对奴隶制，他曾从法纳尔礼堂的讲台上被轰下来，在回家的路上愤怒不已，直到打开院门，看到榆树茂盛的枝叶间闪烁着星星，仿佛在对他说：‘我的孩子，你这么激动是怎么了？’”听到这里，我们一起大笑起来。他为我讲的这个故事，我也时常这样讲给自己听：“我的孩子，你这么激动是怎么了？”
斯宾塞先生对机械设备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工厂的先进设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的几年里，他还多次提及这些东西，说自己对美国发明的估计，如今都已实现；而他本人也很高兴在美国赢得尊重与关注。
我只要回英国，都会去拜访他，即使他后来搬到了布莱顿。在那里，他向外就能眺望到大海，他被大海深深地吸引着，唯有此时才感到平静。我从未见过有谁像他那样对自己的行为、用语，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发自内心地加以斟酌。他不屑做宗教的嘲弄者，但也不愿意拘泥于宗教礼节。在他看来，神学体系很大的谬误就在于它阻碍了现实的发展，它所具有的奖惩理念并不具有完整的人格意义。当然，斯宾塞先生的观点仍值得讨论，但他的确是个沉着稳重的哲学家，他的一生从未做过一件有愧于心的事，也从未对任何人做出过不公正的评判。
我们都想了解别人，但没有人比我更想了解赫伯特·斯宾塞，也没有人比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他与达尔文为我带来的启发。
深受加尔文教影响的信徒，笃信真实和信念是幸福的必不可少因素，而年轻时代就生活在这些信徒中间的人，反倒对神学持反对态度。直到某个时期，他才会思考，那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所信奉应是怎么样的真实。他不愿去怀疑，担心撒旦找到自己的灵魂，除非信仰能用于拯救。不幸的是，他很快就发现信仰并没听从他的召唤。他想，原罪的根源就在于不让他看到希望看到的，不让他相信希望相信的。好像他已经比那些迷失方向的人更明白。
年轻人自身的叛逆，使得他们试图装出和他人一样的对神的虔诚，表面上承认教义和信条，但内心却别有所思。若他真的具备智慧和美德，就只有一个可能的结果，即像卡莱尔那样，经过几番内心挣扎后说道：“以上帝的名义，如果那是不可信的，那么就让它不可信吧。”自此，怀疑和恐惧的压力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当我对包括神化成分、灵魂救赎在内的相关学说产生怀疑时，有幸读到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作品：《综合哲学》、《物种起源》、《社会静态学》和《人类起源》。仿佛从噩梦中立刻清醒过来，不仅摆脱了神学与宗教，而且发现了物种进化的真理。我的座右铭也变成“一切都因其不断地发展而变得美好”，激励着我探寻真实的根源。人类自身也在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完美只是相对的，人类永远站在阳光下仰望天空。
人体是个有机体，天生就有趋利避害的能力。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设计出另一个造物主来，让世界和人类变得完美，远离痛苦与邪恶，如同天堂一般；即使做不到，人类也会被赋予前进的力量而不是后退。《旧约》和《新约》被保留下来，作为对过去的记录，有着极高的价值。就像《圣经》的作者一样，我们的思想应当立足于当代，去履行各自的职责。孔老夫子曾这样谆谆教诲我们，最高的智慧，是排除外界的干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至于另一个世界的责任，等我们真正到了那个世界再考虑也不迟。
在这严肃、神秘、未知的宇宙中，我不过是一粒尘埃，甚至连尘埃都不如。但我坚信富兰克林说的：“对上帝最高的崇敬在于为人类服务。”生活在当下是个奇迹，但能生活在将来更是奇迹；既然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为何不能再创造另一个？所以我们有追求永生与不朽的理由。让我们充满希望吧。
黄金搭档：国务卿布莱恩与总统哈里森
一个人若受到朋友的欢迎，那肯定是因为他善于讲故事，布莱恩就是如此。他外向开朗，无论哪种场合，都能讲出诙谐且尖锐的故事来。1888年，哈里森总统任命布莱恩先生出任国务卿，这被认为是哈里森总统最有决断性的成就；而泛美大会的成功举行，则被认为是布莱恩任上最伟大的成就。在此期间，我作为泛美大会美方代表团成员，开始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的政治生涯。这次会议使我对南美共和国的现状充满兴趣。当时巴西还不是泛美大会成员国，但这次会议通过了吸纳巴西的决议，它成为第17个成员国。巴西代表欢呼不已，各成员国对巴西表达了热烈的欢迎。但我发现，南美各国代表对兄弟国美国的意图深表怀疑，他们的独立精神已然体现出来，我们必须承认并担负起相应责任。这一点，我认为已经做到，而接下来的政府更要慎重地考虑南部邻国国民的感受，不是控制，而是设法做到平等相待，友好协作。
当时，我坐在后来阿根廷总统曼努埃尔·金塔纳的旁边。他对会议的进程充满兴趣，有一天却因对一件小事不满，而与大会主席布莱恩激烈辩论。我认为误会的源头出现在翻译中，就起身走到主席台后面，低声建议布莱恩说，如果能暂时休会，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他点头表示同意，我就回到座位上，提议休会。休会期间，一切都办妥当了。我记得散会后，突然一个代表抱住我，拍打着我的胸脯，大声说道：“卡内基先生，你这儿比我这儿装的东西要多啊。”他说着指了指自己的口袋。我们南美的兄弟从不掩饰心中的喜爱之情，那里温暖的气候，孕育了温暖的人心。
哈里森总统有好斗倾向，这很让他的一些朋友担忧。与智利发生冲突时，智利官方对哈里森总统发表了一些轻率的言论，他被激怒了，战争一触即发，人们劝阻总统发动战争的努力一度显得很无力。我前往华盛顿，看看能否做些什么缓和这个好斗者的情绪，因为作为首届泛美大会成员之一，我与来自南美兄弟国的许多代表交情都不错。
非常幸运，我一到达华盛顿，就被总统邀请去散步。
我们谈得很投机，谈到他曾任命我作为代表参加泛美大会。我特意提到他在欢送南美代表的阅兵仪式上的讲话，他说阅兵不是为了显示武力，仅仅是出于敬意，他反倒希望能早早地撤销军队；他还保证说，作为共和国大家庭中的老大哥，无论出现什么争端，都会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但令我难过的是，如今他已经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竟会为了一点小摩擦，而以武力对智利虎视眈眈。
哈里森总统却说：“你是个纽约人，只考虑到生意和金钱，一点也不关心共和国的荣誉和尊严。”
“可是，总统先生，你得明白，一旦战争爆发，我将是从战争中获利最大的美国人之一。作为共和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战争将为我赢得数以百万计的财富。”
“哦，的确如此，我竟忘了你的情况。”
“总统先生，如果让我打架，我肯定会找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话虽如此，可也不能任由一个小国辱骂或凌辱你的国家，对吧？”
“我认为除了我自己没人能凌辱我。有无尊严从来只在自身。”
“现在情况特殊，我们的海员在沿海遭到袭击，有两人因此牺牲，难道你竟对此无动于衷吗？”总统问道。
“总统先生，如果美国的名誉仅仅因为海员酒后的争执就受到损害，那这样的名誉未免太廉价。再者，他们也不全是美国海员，从他们的名字就能看出来。换做我，我会撤销那个船长的职务。因为在当地发生动乱期间，他竟然还允许自己的船员上岸。”
一直走到白宫大门前，我们的交谈才结束。
次日上午，我拜访了时任国务卿布莱恩先生。他紧握我的手说：“昨晚怎么不见你来？我夫人得知你在华盛顿时，就说：‘卡内基先生既然来了，怎么不一起过来？这里有个席位空着，就像给他预备的呢。’”
“布莱恩先生，幸好昨晚我没在您那里。”我跟他说了和总统的谈话。
“你说得对，”他说道，“不然，总统先生还以为咱们早就商量好的呢。”
正说着，西弗吉尼亚的埃尔金议员突然到访，他已经见过哈里森总统，得知了我与总统之间关于智利问题的交谈。他当即跟总统说：“总统先生，卡内基先生不像我，不可能如此直白地告诉您他的想法，无论如何，他都会有所保留。”
总统先生则回答道：“我敢保证，我没有看出哪怕丝毫的保留。”
与智利的争端终于得以解决，这多亏了布莱恩先生的和平政策，他不止一次使美国免于外交纠纷。他曾态度强硬地迫使总统做出让步，但若就此认为他“好斗”，恐怕美国民众不会轻易接受。
当时针对白令海峡的争端，布莱恩曾提出解决的方案，甚至提议英国和美国都在白令海峡派小型舰艇，且在任何一方的区域内，都拥有相同的权利停泊或禁止捕鱼——实际上就是联合警察部队。身为加拿大外长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在给英国大使朱利安·庞斯福特爵士的电报里，称赞布莱恩这一“英明的建议”。这是一种兄弟般的协定，它规定双方在对方的领域里也拥有相等的权利，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然而，政治家们的合作意愿尽管强烈，结果却往往不能实现。
果然，不久之后，索尔兹伯里勋爵在讲话中拒绝承认，这激怒了哈里森总统。总统决定拒绝任何和平解决的方案，连布莱恩先生都支持总统，对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反悔而愤慨。我发现二人都极有可能放弃和谈了，便单独同布莱恩先生聊了聊，并解释说索尔兹伯里勋爵没有什么实权，在加拿大举国的抗议下，他反悔是情理之中的事。此外，加拿大与纽芬兰也存在争端，双方都希望自己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说到底，索尔兹伯里勋爵已经尽心尽力了。布莱恩先生被我说服，总统最终也争取过来了。
在智利问题及白令海峡的纠纷上，布莱恩先生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风范。他冷静睿智、目光长远、判断准确，总是力图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在改善英语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他的作用更是不容低估。
在伦敦的一次晚宴上，布莱恩先生就“克莱顿-波尔沃条约”，同他人进行了一次唇枪舌剑。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说，他觉得布莱恩先生对他的祖国怀有敌意，他那些关于“克莱顿-波尔沃条约”的信件就是证据。布莱恩先生当场予以否认，回答说：“作为国务卿，我必然要处理与该条约相关的事务。在外交事务上，你们的外交大臣总是说你们的国王‘期望’什么；我们的国务卿则会告诉你们，我们的总统‘斗胆地希求’什么。因此，当你们发急件说你们的国王期望什么时，我就回复我们的总统‘期望’什么。”
“这么说，你承认改变了外交公函的性质？”质问步步紧逼。
他则像闪电一般做出回答：“并没什么不同。措辞的改动，只是为了像你们一样而已。如果你们使用‘斗胆地希求’，我们的总统将永远都会如此谦逊。而如果你们继续使用‘期望’，我们也只好如此回敬了。”
布莱恩先生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健谈者，他从不说一个不合时宜的词，连最挑剔的听众都无法指摘。他的反应则如闪电一般，大家都乐于同他交往，他也因此成全了一位卓越而稳重的总统。但有时他又显得保守，总是力求和平解决所有的国际争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