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不了业的潘承洞
星期天，到机场接萨爹，回来路上想起一位朋友的嘱咐，便向萨爹打听数学家潘承洞先生的事情。大概因为萨写东西老出圈，萨爹有些紧张，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有杂志约稿啊？你想问什么？潘先生对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改进？不不不，萨赶紧叫暂停，心说您打住，您讲数学我可是没少吃过苦头，我这儿开车呢您给我讲哥德巴赫猜想？待会儿撞桥墩子算谁的啊？连忙解释，我这朋友是山东大学学数学的，想了解点儿老校长当年在北大的情况，如此而已。
这样，萨爹放心了，说潘承洞啊，那可是好学生。潘承洞、潘承彪当时都在数学力学系，都很有才，所不同处，承洞相貌粗犷些，承彪就秀气些，说起来，兄弟俩都是北大数学系最好的学生呢。
怎么是最好的学生呢？
那当然了，你知道吗？山东有一条“潘承洞路”，搞数学的这么多人，有哪个能命名一条路的？
萨承认，老爷子说的没错，能命名一条路的，要么是张自忠那样的民族英雄，要么是闵子骞那样的大贤，数学家？顶多也就是“杨辉三角”，还怎么听怎么别扭，老让人家对老先生的脸型产生不健康联想。
人不能入错行啊，看看体操里的“佳妮腾跃”，同样的用人名命名，那多好听啊。说起来数学家还不是最惨的，想想假如您要是研究病毒的呢？
萨爹看看窗外，悠然神往的样子，说，就因为他是最好的学生，差点儿毕不了业。
这下子我奇怪了，哪有好学生还毕不了业的？
慢慢解释来，竟然还真有这样的事。
好学生还毕不了业？
真的，按照萨爹的说法，潘承洞先生还真差点儿毕不了业，但这个责任并不在他。
萨爹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潘承彪和他是同学，潘承洞先生则给他们上课。
那时候的潘承洞先生身份十分特殊，说他是老师吧，他自己还没毕业，说他是学生吧，可他又给学生上课。
而且他还经管不少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萨爹记得有一年北京三建来维修学生宿舍，施工队有事找负责的老师，问他你找哪个老师？那施工队的负责人非常有灵气，用嘴巴这么一比，大伙儿就明白了，潘承洞先生的门牙有点儿向外凸，这个形象很鲜明。事后才知道，那几个施工的工人里面，居然有一位后来比潘先生还有名。多年以后，这位接见潘先生的时候叙旧，还提起来说那时候就是我给你们抹房顶呢——这位抹房顶的，就是当年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只是当初找潘先生的是不是李主席，可就说不准了。
潘先生那时候在系里年轻有精力，多担一点儿事情是正常的。但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大家都有点儿奇怪，这潘先生研究生读了五年，怎么还毕不了业呢？一来二去，学生们也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潘先生毕不了业，纯粹是教育部和北大闹矛盾造成的。
北大数学力学系，培养出不少好学生来，比如丁皓江、高庆狮、王选等等，其中是有一点秘诀的。那就是这个系分配学生的时候很有“私心”。最好的学生，除了科学院面子太大没办法只好给几个，其余的全部留校。因此，它的师资力量特别强。潘承洞先生1956年毕业以后，已经才名远播，也是顺利留校的。不幸的是他的才华太好，闵嗣鹤教授对他爱得不行，又把他收了做自己的研究生。没想到这下子给自己找麻烦了。
大概是1958年，因为学生的分配问题，北大和教育部较上劲儿了。当时教育部批了几年北大的留校学生终于觉得不对劲，给北大来文件了——你每年好学生都自己留下了，而且还留这么多？有必要吗？不能搞“儿孙满堂”，“近亲繁殖”啊，都分配下去到各省各部，不能截流！
北大这边也挺横——我培养出来的我不能先挑，还有没有天理了？没有好教师怎么能有好学生呢？你们眼光太肤浅。
官司打下来，自然是北大没有教育部的拳头大，只好捏着鼻子服从了。比如潘承彪先生，原来也是安排留校的，让这样一折腾，没办法只好改分配到农机学院了。
服从是服从，对潘承洞先生这样的，就实在舍不得。怎么办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系里的办法就是——干脆不给潘先生毕业，你没毕业怎么分配啊。就这样把潘先生“扣”在了北大。
1960年萨爹完成学业后，分配去科学院工作，回头一看，给自己讲课的潘承洞先生，咳，潘先生还没毕业呢……
直到1961年，北大才万般不舍地给潘先生办了毕业手续，分配到山东大学任教去了——总不能让人家念一辈子吧？
一个研究生从1956年读到1961年，潘先生在当时大概也是创了纪录的。
严济慈先生的课
严济慈先生是1955年数理化学部物理方面的学部委员之一，论水平那是没得说。且不说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单从当时一家大报对严先生的采访，就可以让人对先生有一些感性的认识。
那是1955年夏天，有家报纸要介绍各位科学家，对学部委员们分别进行采访。采访到严济慈先生的时候，那位记者问了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您做学生的时候，怎样看待比您成绩好的同学？
严先生却瞠目结舌，半晌无法回答。
事后才知道，严先生从上学开始，从来都是第一名，他就没尝过当第二的滋味，这个问题他如何回答才好呢？
就是这样厉害的严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上课，却有学生不满，找另一位学部委员施汝为反映问题，要求换老师。
谈起严济慈先生在科大受窘的事情，得从科大的建校说起。
科大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它的建立，和早些时候吴有训先生等人应邀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考察科研发展有关。
这次考察，根据随行的一位胡老先生回忆，是在1954年。20世纪70年代后期，胡老还随另一个中国科学院的考察团再次出访，同样是去考察科技发展方向，这次去的，则是西欧各国，这次考察同第一次一样，也对中国科技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能有机会先后参加两次这样的考察，胡老可谓幸运。
两次考察团都是在国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成行的，参加的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专家和科研领导干部。但是考察团所花的钱很有价值。第一次，是考察了怎样学习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为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第二次，则是根据当时形势，改弦更张，考察了更加先进的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模式，成为“文革”后重建科研体系的重要依据。
胡老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最年轻的随员，第二次，则成了负责管钱管物的“大管家”。有趣的是，两次考察，他印象最深刻的，都是德国。
第一次，是到东德，胡老印象中东德的人彬彬有礼，素质很高，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颇有不同。到其他国家，对从东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来的客人，总是热情地招待，每天的访问，宴会等如流水不断，多少还有点儿物以稀为贵的意思。到了东德，却发现德国人虽然有礼貌，但并没有安排什么沟通感情的行程。据老先生后来的看法，这大概和德国人骨子里严谨而情商不高的民族特点有关，他们想不出吃吃喝喝对科技交流有什么好处（我们也想不出）。于是，在东德访问的时候，考察团出现了难得的清静时刻。特别是周末，德国的商场餐厅处处关门，大家就算想出门也无处可去。只能躲在宾馆里。这时候，某位先生带的一套《三国演义》就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
那么，是不是东德之行有点儿乏味呢？胡老说那可不是，有趣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到柏林。柏林当时是国际共管，同一条街上也驻扎有不同国家的军队，服装不同，武器不同，风格也不同。在柏林考察的时候，他们宾馆门外的路上热闹得很，一会儿是这家的坦克出来了，一会儿是那家的坦克出来了，跟随的部队或正步前进，或军乐悠扬，军服灿烂，花样翻新，让人目不暇接。原来，当时占领柏林的各国，都要进行巡逻。这既是炫耀武力，也是彰扬国威，结果让胡老他们免费欣赏了国际阅兵式。
第二次，则是到西德。这一次，已经多少年没有接触过西方社会，即便是曾经在欧美生活过多年的几位老先生，到了这里也不免露怯。在法兰克福机场，想上厕所的几位老先生找胡老要钱，原来这里上厕所居然也要投钱的！这在当时中国人中实在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考察团在西德成绩斐然，双方协定了几项重要的合作项目。公务之余，大家普遍感觉吃得不习惯，德国菜大约是天下最可怕的食物。每三天大家都要到当地的中国餐馆吃一次饭。餐馆老板很是热情，每次都给对折优惠，基本就是个成本价。久而久之，才知道这位老板原来是老复旦，1957年反“右”的时候流落国外，境遇很是坎坷。这位老板在年轻的时候给一个德国餐厅打工，工作中敏锐地发现了一笔严重的错账。这笔错账十分要命，大约是算错了整个餐厅都会垮掉。德国老板十分感激，认为这个中国人有才华，于是鼓励他自己开业。这个中国人觉得是天方夜谭，说我哪里有钱租房子呢？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给你租啊。中国人又说，我哪有钱装修啊？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给你装修。中国人又说，我哪有钱启动啊？德国老板说不要紧，我贷给你……
喝着德国啤酒，这位老板自嘲地对故乡来的科学家们感叹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若不是这个“山东德国人（形容其热情实在）”一步一步逼着，我是绝对不可能开得了这个餐馆的。
此时他的餐馆在整个城市都是一道风景线了。只是当年的学问，也早随着啤酒喝掉了。
这算不算是一个“黑色”幽默呢？胡老说他听了是很受启发的——钱都不敢赚，不会赚，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些读书读呆的。
当地有一些中国学者在交流或者考察，见到“家里”来人，十分激动，于是凑钱请老师们吃饭。吃饭的地方在公园里，架了炉子烤肉，大家吃得尽兴而归。
事后才知道，这些学者是没有钱请老师们上餐厅吃饭，才用了这样的方法。因为德国公园里面烤肉是没有费用的，只要购买原料就可以了。
那次考察有个物理所所长在团里。回国后作了个报告，大意是有些同志觉得出国工作的人员回国都带几大件回来，让人眼红。大家不要眼红，上厕所都要收费，人家那是从牙缝儿里面省出来的。
第一次考察回来，大家的共同意见是科学院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学。这是因为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当时的科技人才比例太低，教育水平跟不上。几所大学毕业的人数是有限的，自己要留一批，给各个部委和科学院输送一批，地方上能够留下的就凤毛麟角了。在这种体制下，科学院即便有研究成果，也难以推广下去。所以，应该办自己的大学，利用科学院的人才优势，“生产”人才。科学院不但应该是科研基地，还应该是教育基地。
这个主张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大约是1957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
当时科技大的教授团队十分耀眼，都是科学院的各个学部委员。
这些学部委员当然不能每天去讲课，但他们总是尽力抽时间去上课，其中也包括严济慈先生。
接着有学生反映，说严济慈先生的课听不懂。
施汝来先生装模作样地听意见，开始不置可否，其实心中早有计较。等到反映的多了，施先生把有意见的学生们召集起来，说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你们老老实实认真去听，一个月以后，如果还这样认为，我们就换掉严先生。
学生们将信将疑。
结果一个月后再去问，大家都说，严先生讲得好啊，那笔记不用修改就是论文！
施先生大笑。
后来施先生说，这些学生反映严先生讲得不好，无非有两条原因。第一，严先生的口音比较重，有些学生听不懂他的话，这非要慢慢适应不可；第二，严先生讲课不按教材，常常是从中间开讲，或者从末尾开讲，总之是不按照牌理出牌，然而，他的特点是知识特别渊博，所以，从哪里开始讲，都能渐入佳境，越讲越有意思。严先生家的甘蔗，从哪头吃都是越吃越甜。所以施先生认为只要肯听一段课，学生们对严先生的意见就会大为改观。
那么，施先生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
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施先生当年也是听严老讲课的，也有过同样从不满到钦佩的经过，他给学生们讲的，无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而已。
严老其实课讲得很好，而且对于科技教育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教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能够装到自己口袋里多少，如果学到的知识能够像口袋里的钱一样想花就花，这知识才算学到手了。另外一条就是不能弄虚作假。
世界领先水平
所谓学术上的弄虚作假，最多的就是剽窃。
1977年，国际数学联合会给中国方面发来一份邀请函，邀请“陈景润教授”前去作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
今天我们对类似的“邀请函”已经习以为常：出国之前常常要给对方发个信——请速发邀请函来，以便我办理签证。我的看法这是“邀请函”的异化——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礼节，哪有催着人家邀请自己的道理？
陈景润先生的这个邀请函，则是货真价实的，对方连陈景润的具体身份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和他联系过就发来了邀请函，是诚心诚意希望有机会和这位数论研究的高手进行切磋的。
根据一些前辈的介绍，国际数学联合会的这个邀请背后，还有一段和剽窃有关的小故事。
被剽窃的人，正是陈景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