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书写深度的一篇小说 文刘复生
从1970年代末以来，“右派”文学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重要部分，《岁月有痕》可以说是这一创作脉络上的新尝试。它在“右派”苦难看似早经平复的当下再次呈现了历史创伤的现实延续。原以为逃脱历史魔爪的“右派”知识分子被历史重新俘获。这次历史幽灵的蓦然现形，提示着它一直以来“缺席的在场”。
这就是整篇小说的叙事逻辑。
小说中，姜承先，这个历史的人质，始终是历史的受苦者。这一切都起源于“反右”的政治暴力，但对于历史的伤害，受害者不但无权追索历史的债务，反倒要不断地成为被追讨者。小说似乎暗示我们，压抑、迫害“右派”的社会权力结构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反思。我们不难发现，本篇仍分享了“反思”小说的某些特征，只不过它所反思的不再是以“文革”为代表的历史发生的体制、社会性根源及其对当下生活的影响，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呈现历史暴力对受难者的心灵扭曲上。这表明，当代的“右派”叙述尽管有了新变化，但在大的观念框架上仍维持了旧有的惯性。由于作家仍停留在旧有的、失效的意识形态幻象中，他也无法超越流行意见而创造出对当下生活有批判力的故事与人物。或许，这表明，如果没有新的历史透视能力，“右派”小说已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它的写作危机与末路，它对历史与现实的想象力也将陷入枯竭。
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依稀可见1980年代以来“右派”文学的精神血缘。似乎“文革”这个被“新时期”所隔离的“黑楼孤魂”一直阴魂不散，潜在地制约着历史的进步。它是一个顽疾，一个深藏的病灶，既隐身在社会的肌体中，也蛰伏在人们的心中，即使在它的现实社会基础消失以后，它所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伤，注定了将给民族的现实与未来造成持久的伤害。因为，在1980年代以来的叙述中，知识分子是历史进步的承担者，社会变革的希望，是具有历史能动性和道德魅力的启蒙主体，正因如此，他们的受难才在“右派”文学中获得了非凡的意义。虽然，在这篇小说中，旧有的“右派”叙述模式及它所携带的那一套历史观念已经破碎，附着在“右派”形象上的人格感召力、批判性力量、解放性色彩已经没有了，但小说仍通过姜承先的人格萎缩暗含了一种批判性意味。姜承先是一个被政治权力迫害，在精神上被阉割的形象，他的自我压抑，对权力深入骨髓的敬畏，受迫害妄想的心理症状，无一不打上了特定历史的印迹。小说一开头就写金日成去世在姜承先们中间引发的关注，是大有深意的一笔。显然，作者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控诉了历史，也质疑了作为历史延续的现实——这也是小说名为“岁月有痕”的象征意味所在。
不难看出，作者的视野仍受制于1980年代以来的观念，这限制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书写深度，甚至也限制了他的感受性——观念成了感受力的壁垒。但即使在观念的限制下，作者也还是写出了自己的某些独特观察。不过，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对姜承先造成威胁的还是原来的政治暴力吗？周国章已经退休，姜承先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具体的政治压力，而是一旦败诉后冷冰冰的物质剥夺——这是这个时代剥夺的经典样式，通过金钱及房产的剥夺，姜承先将丧失一切。另外，周国章虽已退休，但他的权力却通过儿子某种程度上的“世袭”获得了延续，而姜承先的弱势也在儿孙辈身上得到了复制。于是，从“反右”以来的权力结构一直得以保留。在当代主流的意识形态中，姜承先是一个失败者，这也是他儿子的看法，儿子如今也成了这个压抑结构的一部分，他从骨子里认同当代价值标准，发自内心地鄙视像父亲一样的失败者。他对待父亲的实用主义态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个时代存在的冷酷无情。
在这一意义上，作者对历史延续性的书写包含着某种深刻的观察，它提醒我们，对影响社会进步的一切压抑性结构，就像这篇小说中所反映的“反右”斗争和精英垄断权力、财富的社会病灶，都要进行彻底的反思。
[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