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蒋氏族谱》中所说“从衡阳珠玑巷”人桂徒居贺州之说中的“衡阳”说，又如何解释呢？据查，明初因少数民族频频举事，使整个湘南变得很不安宁。《明太祖实录》记洪武八年（1375年）“湖广衡州已指挥使司佥事张大有以罪诛。先是洞蛮盘满仔等叛，大有率兵捕之。遣千户康宁略白水洞，仍分兵三道搜捕”；以及洪武二十九年“胡冕率兵至郴桂，征剿山寇。”民国《桂东县志》卷7《兵防志》亦云：“洪武间，匹袍蛮钟均不时劫掠，调郴州所百户三员戍守寨口、烟竹、新坑三堡，遂为世镇。”而南雄府从洪武、亦乐到宣德，成化年间的数任知事，通判在任上都“傈流移，辟荒地”。永乐年间归籍人口有数万人[53]。万历年间，：“客浮于主，至有于军北盈室而不入版图者蛮”。[54]普昭州府到正统年间也已是“主户少而客户多”，“而翁源，乳源尤甚”，客户被准系“古籍偏入户册”，[55]前来古籍者，多为“江、楚、闽汀之民”。[56]在这种动乱的气势下，蒋氏从湘南迁出也是有历史根据的。
但是·为什么在《蒋氏族谱》中要将衡阳与珠玑巷联系起来呢？是否说明蒋氏的迁徙路线是衡阳到珠玑巷，再到贺州的呢？首先，我们要分析从衡阳到珠玑巷有没有可能？从地理交通情况上看，自古从湖南入桂有两条路，一条从镡城越南岭的越城岭，过灵渠，下漓水可达桂林，再向南可抵抗州；另一条是从湖南江华越南岭的萌诸岭，到贺州。但自唐代张九龄在大庾岭开新通后，中原人从江西入粤成为最便捷的通道，上述从湖南入桂的两条通道逐渐冷落。所以从衡阳入粤到珠玑巷应是可行的，而从湘南入粤的路线却尚待进一步考察。
其次，从珠玑巷入桂徙居贺州有没有可能？据查，历史上，尤其清代广府人、客家人由粤入桂多溯西江而上，向广西东南部迁徙。但是由于贺州地处广西东北角，与广东的连山、连南紧相联结，从韶关南雄本原向西经乳源、连县、连南、连山到贺州也是可行的，我们考察过的贺州南乡镇就与广东连山县紧紧相连，历史上往来密切。
根据上述考证和分析，我们认为蒋氏先祖从衡阳珠玑巷入桂徙居贺州是有历史根据的。但是是否一定从珠玑巷迁出，则不尽然，因为在《蒋氏族谱》中还有“全州珠玑巷”之说，联系到前述入粤移民的“珠玑巷”情结，在蒋氏的迁徙历史珠玑巷情结也免不了会起作用。
这种珠玑巷情结，在厦良寨其他一些姓氏的祖源中也有记载，如谢氏说自己的先祖是从湖南珠玑巷迁到香港油麻地，再迁肇庆郁南，最后迁贺州厦良寨，至今已是第6代了；李姓从南京珠玑巷迁到钟山铜鼓圩，再迁到黄田公和本地寨，最后才迁到厦良寨。
从厦良寨蒋氏，以及谢氏、李氏的祖源来看，八都人的形成与湘南移民有重大关系。
本课题田野调查的其他材料也表明贺州汉族族群中的本地人、客家人、铺门人都是明清时迁入贺州。
总之，贺州的族群，无论是壮族族群，还是瑶族族群，或是汉族族群，均是移民族群。
（三）贺州族群的历史边界呈平行发展态势
从贺州族群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人们不难发现其历史的边界呈平行发展态势。
关于壮族和瑶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前已论述，他们的历史边界在历史的坐标中呈平行发展的态势已十分明晰在此不赘述。下面我们着重要讨论分析的是贺州汉族族群中特有的几个族群：本地人、铺门人、都人的历史边界，即他们各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1．本地人的历史边界
本地人是怎样形成为贺州汉族一个较大族群的！自笔者1989年到贺州作第一次田野考察时就注意了这个问题。据《贺州市志·民族篇》（1999年清样稿）所记：
本地人“除铺门外，其余乡镇均有居住，其中以大宁、桂岭、开山、大平、水口、步头、贺街等乡镇为主要居地，入口约30万，[57]占汉族人口的42％，从大量族谱调查证实，其祖先并非土着，为宋朝及其以后由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广东等地陆续迁来贺县，以明代迁入居多，宋代为数极少，唐代及其以前迁入定居至今未发现。”
我们这次对贺州八步镇作田野考察时从族谱来看情况也大致如此。但是通过对本地话的考察，我们却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据盘美花的考察．本地话属五岭话。[58]五岭话是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五岭一带的一种汉语方言，具体分布在湖南的东安、零陵、永州、双牌、新田、宁远、道县、蓝田、江永、江华、嘉禾、桂阳、临武、宜章、郴州、郴县．广西的龙胜、灵川、灌阳、临桂、永福、恭城、富川、钟山、平乐、贺卅I．广东的南雄、乐昌、仁化、曲江、连县、连山等地。
五岭话的形成情况极为复杂。徐杰舜在《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一书中曾对桂北平话人的形成做过分析探讨，他认为：
解放初期广西土着族群的情况这么复杂，那么自二千年前秦汉至近千年前的隋唐，广西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情况不是更为复杂吗？不仅是复杂，而且入桂的汉族与之相比，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人口数量上可能都不能与之相匹敌，这种情况时代愈早反差愈大，所以为什么秦始皇经略岭南，入桂的秦军久攻不下，打了三年呢？从族群互动的观点来看，那时或避乱，或放谪，或经商，零星入桂的汉族，在汪洋大海的少数民族土着族群面前，很快地被土着化了。所以，：《宜北县志》云：“自汉迄清，汉人自外省迁入，以由山东而来为多，湖南次之，因久相染，均归同化。”但是，如果入桂汉族或屯田，或留成，或移民实边成批量地进入，情况就会不同，即他们虽然可能与土着族群发生文化的互动，但不可能被完全同化，如柳城平话人中被称为“百姓人”的入桂汉族，：“闻其先多迁自湖南，散居于县境北部，古砦、洛崖、大埔等区，情颇诚朴，较壮族勤勉努力，然以居留年代已久，其风俗习尚一部分渐为壮族同化”。[59]所以自秦汉至隋唐入桂的汉族必有相当一部分已同化于土着族群，但这种同化也是互动的，这些人桂的汉族虽然认同了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但在经济文化上一直较先进的汉族的思想观念却不可避免地被带入了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之中，加上汉族基本上占据着全国的统治地位，所以出现壮族韦姓“汉裔”的认同现象就不足为奇、也不足为怪了。这种文化认同现象的出现，正好折射出了入桂汉族土着化的动现象。与此同时，自秦汉至隋唐没有土着化的入桂汉族也就开始形成为桂北平话人。
正因为桂北平话人是在成批量地迁入广西的，才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形成与土着族群文化相抗衡的社会文化力量，所以他们能顽强地保留汉文化。但是，由于在自秦汉至隋唐的约一千年的历史上入桂的汉族有时代先后之不同，又有迁出地之不同，各自带入广西的语言和文化都具有时代性，沉淀下来造成了桂北平话人的差异。所以在桂北平话人形成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族群岛”式的分布状态，都操桂北平话，但相互之间又不能通话。所以桂林郊区、临桂和灵川的桂北平话人，融水、融安、罗城、宜州被称为“百姓人”的桂北平话人，三江被称为“六甲人”的桂北平话人之间均不能通话，且风俗文化也各异。这表明桂北平话人没有明显的形成过程，他们的形成是自秦汉至隋唐入桂汉族历史沉淀的结果。[60]
五岭一带及至宋代，湖南西部和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及广西东北部已成为瑶族的主要分布地，《元史·顺帝本纪四》卷四一中已有“贺州瑶”之称。因此，宋以前（包括宋代在内）迁入贺州的汉族虽然“为数极少”，但他们必然会与活跃在临贺一带的“贺州瑶”发生互动。这一点，我们在本地话中得到了证明。据盘美花和韦树关对本地话的分析发现本地话中古帮、端母今读b、d，心母今读f，这在汉语方言中非常罕见。但我们却发现，使用人口占瑶族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勉语在吸收汉语借词时，汉语的古帮母字都读作b，古端母字都读作d，古心母字都读作f（新借词除外）。
本地话中瑶族勉语成分的沉淀，说明宋代及宋代以前迁入贺州的汉族移民在与瑶族的互动中同化了部分瑶族，从而造成了本地话的语言底层沉淀下了瑶族勉语的成分。这种汉口互动的情况在元代“瑶冠以其众起贺州富川县之境”[61]的贺州来说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本地人之所以被称之为“本地人”，是因为他们迁入贺州的时间早于贺州其他汉族族群，且与当时当地的瑶族发生互动，同化了部分瑶族，从而成为贺州最早的一个汉族族群，明代大批汉族移民的迁入，一般情况下，都与本地人认同，从而又使本地人成为贺州人口最多的一个汉族族群。
由于本地人迁入贺州的时间在贺州汉族族群中属最早，故而后来形成的汉族族群，如都人、客家人等就称他们为“本地人”了。而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其他汉族族群入贺早，故而也自称“本地人”。所以“本地人”既是自称，又是他称。“本地人”之称本身就划清了本地人与贺州其他汉族族群的历史边界。
2．铺门人的历史边界
铺门人的形成历史一直是一个谜。要了解和研究铺门人形成的历史，必须先了解贺州市历史上建置政区的变迁情况。
据《铺门镇志》所记，汉元鼎六年（前11儿年）置临贺、封阳县，今贺县北部属临贺县，县治今贺街镇；今贺县南部的信都、铺门、仁义、灵峰、大平、水口等乡镇属封阳县，县治今铺门镇。两县均属苍梧郡。晋朝封阳划归临贺郡。南朝宋代元嘉年间（424～453年），析封阳置祈县，封阳县治仍设在铺门。宋开宝四年（971年）废封阳，铺门入临贺县之信都乡，从此，信都乡之置历宋、元、明三代至清末。清代信都巡检司的司署设在铺门石城北门外玉寨处。光绪32年（1906年）信都改置信都行，厅治初在信都，后在铺门石城北门外。民国元年（1912年）信都厅改为信都县，县治仍在铺门石城北门外的旧司署。1919年，信都县治始迁信都新衙署。[62]由此可见，两千多年来铺门一直为今贺州市南部的政治中心。这应该是铺门人得以形成，并与迁入今贺州市北部的汉族移民形成历史边界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
根据考古发掘，在镇门镇河东村和河南村有散布着长约3公里的西汉古墓群200多座，出土文物中有玉印、玛瑙、珍珠、鼎盒、壶、钫等葬品等，其中金钟一号汉墓中出土的玉印上有“左夫人”的铭字。[63]西汉时期，岭南地区为南越王国所统治，贺州虽位于南越之西，但县境东北的萌诸岭，作为五岭之一，在秦汉时就是关隘之所，境内有南抵西江的贺江，是深入南越中心地区的重要水路，也是北方汉族移民迁入岭南的主要通道之一。可见西汉时铺门既是当地的一个政治中心，也是当时迁入岭南汉族移民的一个居住中心。
从上述铺门汉墓的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出汉代即有一定数量的汉族移民迁入，这应该是最早的铺门人。
但是现代贺州汉族族群中心的铺门人的形成却源于宋代《贺州市志·民族篇》（1999年清样稿）所记：
铺门人“主要居住铺门镇，此外信都、仁义有部分居住，人口8万多[64]，约占汉族总人口的11％。据民国《信都县志》记载，铺门人的祖先原居广东南雄府保昌县珠玑巷牛田坊，其迁徙时间有两说：一为宋绍兴元年（113年），二为成淳九年（1273年），据族谱及碑刻资料，铺门人在铺门定居为二十二至二十八代，约为450至600年。这就是说，铺门入居铺门最早也应在明初，其祖先先至珠江三角洲，后辗转到铺门落籍。”
《贺州市志·民族篇》的上述分析，放在华南族群互动和认同的大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即可得到印证。
北宋末年，金兵入汴后，中原大乱，宋高崇南逃，中原汉族随之大规模南迁，《宋史·高宗纪》：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朝廷命“出米十万斛”以济太湖一带各州府“东北流寓之人”。但是金兵穷追不舍，从两浙打到今江西南昌，迫使迁到这一带的中原汉族土民辗转南逃而入粤。这次入粤的汉族既有流士，又是流民。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隆佑太后率部分官吏士民入江西，曾在岭北的虔州停留一年。隆佑太后返加临安时，“士民既没有随太后赴临安的条件，又势不能北还，‘因而不得不更南度大庾岭，求安身之地。”[65]建炎四年，李纲自海南流放回来，自广西人广东，作《江行即事八首》，诗中提到“衣冠避地成侨寓，风月留人长往还”，显然是针对沿途所见有感而发。入粤汉族多以今南雄县珠玑巷为翻岭进入广东的第一站，然后经此转迁各地，其中当有迁入铺门者。
从南雄珠玑巷转迁各地的导火线据说是由苏（胡）妃事件引起的。传说绍兴元年（1131年）[66]皇妃胡氏（或苏氏）被黜，潜逃出宫，由珠玑巷富商黄贮万带回作妾。朝廷闻知，乃借口在珠玑巷一带建立营寨，把居民尽行驱逐。珠玑巷人大惧，97家居民遂商议南迁，认为“南方烟瘴地面，田野宽平，及无势恶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67]这就是关于汉族入粤史上有名的珠玑巷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