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州地处桂东北，萌渚岭之南，东与粤北山区的连山、怀集、封开等县（自治县）交界，北与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接壤．境内自东北至西南，山岭连绵，层峦叠嶂，是五岭之一萌渚岭向南延伸的余脉。全市境内山多林密，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80．38％。现在市内还有土瑶、盘瑶等族群的瑶族37，928人居住，元明时期桂东北是瑶族人口占大多数的地区，贺州更是如此。因此，清雍正时，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言：“广西富川、贺县僻处边隅，瑶蛮盘踞。”[20]
由于封建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桂东北一带的瑶民为反抗封建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元初，在张世杰反元斗争的影响下，广西藤县，梧州和广东德庆、泷水（今罗定）等地区的瑶民，与汉族联合反抗元朝统治。元正统二年（1334年），贺州一带的瑶民在唐七领导下，举起反元旗帜，“据其山险，连行数百里。”[21]曾先后攻下广西恭城、贵州（今贵港市）、阳朔及湖南江华、永明等州县，所到之处瑶民无不纷纷响应，声势浩大，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统治。元朝统治者除使用朝廷正规部队来镇压这些瑶族起义外，也注意招募壮族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士兵来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并且在镇压每一起人民起义后，就将这些士兵留下与民屯种。如元大德二年（1298年），朝廷就“立广西两江道壮兵屯田”，后来又“募文、兰等处及融、庆溪洞瑶壮民丁”，于大德十年（1306年）“绩置在州屯田”，而仅从南丹一地所募的屯户就达五千。[22]因此，民间或志书中有元朝壮族迁入的说法，并非毫无依据。
有明一代，广西各民族人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起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代最大的两次少数民族农民起义大藤峡起义、府江起义都直接影响着贺州一带，广东罗定地区的瑶族人民起义也波及贺州。
为了防范和镇压广西地区的农民起义，明初就派了十二万官军驻守广西。每遇战事即又调内地的“客师”前往增援。从永乐年间开始，政府则命令内地卫所士兵轮番戍边，称为“边班”。[23]但是，明朝统治者也愈来愈感觉到，调兵岭南，千里迢迢，政府鞭长莫及，使得边班军“战役逃之数多”，[24]加上广西地处南疆，“其地多瘴疠，中原之人，惮人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气候不齐，蒸湿特甚，往往不战而死，既不可速战，又不可持久”，[25]且“戍兵离乡，并犯风露，水土不习，逃亡接踵，则戍不足恃也”。[26]到弘治年间，“广西钱粮日虚，兵力日寡”。[27]在这种情况下，明王朝就极力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以“士兵”来镇压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朱元璋开国不久，便注意征调士兵，用以镇压各地人民起义。[28]然而，明朝真正大规模地征调广西士兵是始于明成祖。永乐兀年（1403年），兵部主事牟论上奏说：“蛮寇多系瑶壮，倚恃岩险，出没不时，兵至则散匿溪峒，兵退则出劫乡村，官军不能深知。惟士兵熟知道路，谙知贼情，若资其力可以收效。今后如遇贼发，则命士兵与官军合势攻击。”[29]明成祖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开始草创土官广西都司。到弘治四年（1491年），“左右两江知府士兵不下四五十万”。[30]朝廷若有征调，已经是“全倚士兵”，[31]才能实现对广西的军事统治。
在镇压大藤峡少数民族农民起义中，明王朝先后更换重将数人，前后用官军数十万，屠杀少数民族农民，但起义的焰火“终不能除”。[32]在这次起义初起时明王朝就利用了在藤县五屯屯戍的土官覃福等率士兵去镇压起义，但士兵在镇压起义的部分中所占的比例是十分微小的。后来田汝成、王守仁等明将大量调用桂西田州（今田东）、思恩（今环江）、南丹等地的士兵，才将大藤峡地区少数民族农民的起义镇压下去。隆庆年间（1567～1572年），在镇压府江（今平乐以下之桂江）地区起义中，被征调的就有东兰、龙英（今属天等）、泅城（今凌云）、南丹、归顺（今靖西）、江州、忠州（今属扶缓）、土上林（今属田东县）、思恩、都康（今属天等）、镇安（今德保）、那地（今日南丹）、永顺（今属都安）、上映（今属天等）、湖润（今属靖西）、迁隆（今属上思）、安隆（今田林）等20个土司的士兵。万历三年（1575年），总督凌云翼率军镇压广东罗定地区瑶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在20万士兵中，士兵占了16万，从征的有泗城、思明（今宁明）等13个土司的士兵。[33]
明廷恃重士兵，为更好地及时调动并发挥士兵的作用，还采取让士兵轮流驻防和屯田耕守的方法。同时，在桂林府、梧州府、平乐府轮流驻防的有东兰、那地、南丹、镇安、湖润、思明、田州、思恩、江州、上映、上雷、归顺、都康、向武、奉议、土上林、迁隆、龙英、忠州等土司驻防，或三年，或四年，或五年轮换一次。[34]这些驻兵，不能住城内，只能扎营于效外简陋的草棚中，一旦调用，即焚庐舍，以示不再返回。明朝统治者更注重耕田屯守之法，即朝廷每平定一个地方的人民反抗后，就在该地划出一部分田地给士兵，让其且耕且守，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和镇压。在镇压大藤峡起义过程中，明统治者就实行并推广了这种制度。正统二年（1437年）总兵山云指出：“浔州与大藤峡诸山相储，瑶寇出没……左右两江所属，人多田少，其俍兵素勇。为贼所畏。若量拨出州士兵于附近山屯种，分界耕守，断贼出入，不过数年，贼必坐困。”[35]因此，明王朝在峡内设立武靖土州，调上隆土州（今百色市境）知州岑铎管州事。在附近要隘之地设巡检司，又于藤县北部古甑地方开设五屯千户所，俱用土人为副，协同流官管事。隆庆年间，朝廷在镇压府江两岸人民起义后，“调柳州、庆远、田州三府壮勇士兵三四千人分耕沿江荒田。”[36]明代耕兵几乎是遍及广西的，到清朝乾隆年间广西各地的耕兵尚有13，841名。仅梧州府的岑溪县就有俍总、俍目、俍兵320兵，划结峒田35顷70亩。[37]
贺州一带的壮族就是明王朝为了防范和镇压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而调入耕守的壮族士兵——假兵的后裔。因此，《南乡春色》一书中论及壮族族源认同时所列举的贺州壮族族谱等材料大都说是从征来贺县平乱的。最明显的就是沙田桥头村黄氏族谱、鹅塘乡象脚村覃氏族谱及里松乡颍川堂陈氏族谱的记载。[38]这些记载与历史事实是吻合的，其他族谱虽只说是明代来，没有说明是为何而来，但我们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今天贺州壮族的分布特点，就不难看出其确实是明代耕田屯守士兵的后裔。
说贺州壮族是明代俍兵的后裔，还可以从贺县毗邻的连山、怀集等地壮族的来源说法得到佐证。关于广东连山、怀集壮族来源有以下记载：
1．《梧州府志》记载：：“怀集县瑶壮（踞）铜钟、古城、金鸡、松柏（贼泛门户）、三江、石田（为诸山适中、各巢穴出没必经之所……）、七星、马鹿（以上各峒征剿后，田尽入官，拔兵耕守）。”
2．民国《阳山县志》说：：“壮居白芒、背坑等山，本广西俍兵，明天顺奉调征剿，遂于此生聚，然皆散处峒谷……”
3．连山永丰民国元年壬子三月初三陆裕青撰写的《陆氏世系族谱支序》说：“基连始祖考讳贵忠公以前不能悉记。明朝万历年间，始祖自南京带兵一路恢复至广西省平乐府富川县古里坪新坡驻扎，后连山瑶贼作乱，该村有土官韦直浪，知祖带精兵三千，请祖扶阵，征服瑶贼，在此安身落籍，前后脉生六子……父站、大院兄弟两人同祖到广东省韶州府连山县，于宜善本村十甲，居子陆屋老寨……后至三世祖考讳木联公，迁居乌石寨（即今木联赛）。”
4．永丰区圆珠村《覃氏族谱序》说：：“我祖程学公，传自广西融州、柳州而信都，落籍贺县……辅用公，学公之第七代孙也……用公自正德十六年辛巳由贺县来连，开辟宜善乡。”
5．小三江三才乡《韦氏族谱》：“溯吾韦姓……分由广西，自洪武年间，辅贤公之曾祖……来住小获……正德年间，遇世离乱，贤公即失怙，谢世避乱，出居怀集苏奉、水口孀守扶公，至于成立，由怀集而归，始居大获。”
6．吉田太阳村《韦氏家乘考·前序》说：“始祖韦讳道清，系广西肇炎府南滩、庆远县民籍。自洪武来连，承得程山古县落籍。配妣莫氏……不过数十年，生齿益繁，遂令分居，至正德二年，徙小及上、下营左右山场一带地方开垦，耕管业。”
7．吉田区沙田乡大岭村莫家粱存的《莫氏起源大略》：“通德公（唐代大中辛末科状元莫宣卿这第八代孙）来连始祖，道号缉义。原住肇庆府封川县（即今封开县）古芬村，文德乡第一图……情因军工甚苦，于明朝水乐二十二年，公带家小米连山具，始居上台，继居安身峒，后居上坪，妣陈氏生二子，长顺宗，次顺毛，未来连山，在文德乡。（公）带三孙文远、四孙文亮来连山，文亮即定榕、富水、水井各里；文远即木不冲、吉田，其他各村：独楼、下帅……”
以上记载说明，连山、怀集等地壮族的先民是从广西的南滩（今南丹）、庆远（指今河池地区一带）、融州（今融安、融水）、柳州、信都、贺县等地辗转迁徙而来的，其时在初洪武年间至万历年间，其迁徙的原因主要是作为朝廷兵将，奉调征战，而后成为耕兵，就地屯垦。这与贺县的壮族来源说法是大抵相同的。
由此可见，桂东一带，包括贺州在内，其壮族的迁入与明王朝镇压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有密切的直接关系。从明代所记之大量史料及后人的追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明代的俍兵即为贺州壮族之源。因此，贺州壮族过去自称“客壮”[he]。
综上所述，不仅贺州的瑶族是一个移民族群，就是贺州的壮族也是一个移民族群。两者相比，瑶族迁入贺州在前，其迁入贺州的时间大约在两宋之时。宋代正是瑶族完成形成为民族的历史时期，据吴永章先生在《瑶族史》[39]的研究，当时瑶族除主要分布在属荆湖北路的辰、沅、靖、岳、漕、鼎六州，属荆湖南路的潭、邵、永、全、道、衡、郴七州及武冈军、桂阳监等地外，在广西、广东已有瑶族迁入。《宋史·蛮夷列传三》卷四九五云：“广西所部二十五群，三方邻溪峒，与蛮瑶黎蛋杂处。”“广西路铃辖沙世坚言：‘官军与瑶人兵器利纯不同，宜敕沿边军训，多置强弩毒矢，以惧瑶人。’从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志器》中亦云：“南州风俗，糅杂蛮瑶”。而贺州，由于与湘南江华瑶族自治县毗邻，江华宋代属衡州，正是瑶族重要的居住地，所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甲午条云：“荆湖南溪洞蛮瑶侵扰连、贺、衡、出数州”。同年，湖南转运使亦云：“桂阳监蛮瑶内寇，诏发完搏击之。蛮僚者，居山俗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行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瑶人。”[40]所以可以断定。宋代贺州已有瑶族迁入。
及至元代，贺州已成瑶族活动频繁的地方，元统二年（1334年）《平遥记》云：“瑶寇的其众起贺州富川县之境。”《元史·顺帝本纪一》卷三八亦云：这一年“瑶贼陷贺州”。至正元年（1341年）“临贺县民被瑶寇钶掠，发义仓粮赈之。”[41]故而史书中已有“贺州瑶”[42]之称。
到了明代，广西已成了瑶族最重要聚居地区。当时广西的居民仍以少数民族为主，甚至有“瑶、僮多于汉人十倍”[43]之说，故《明史·广西土司列传一》卷三一七云：
“广西瑶、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延。而田州、泗城之属，尤称强悍。种类滋繁，莫可枚举。蛮势之众，与选为埒。”
而贺州之已有瑶族定居已是事实，《明太祖实录》卷十九，洪武二十一年（1389年）四月丙辰条即云：“广西都指挥使言，平乐府富川县灵亭山、破纸山等洞瑶二千余人，占耕内地，啸聚劫压，居民被扰。其恭城、贺县……等县之民逼近瑶洞，亦被其害。”同书卷七九，正德六年（1511年）九月己酉条亦云：“广西怀（集）、贺等县瑶贼平。”可以佐证的是据《贺州市志》（1999年清样本）所记：沙田镇新民村马窝寨盘第客所藏的白布质《过山榜》所记，该支土瑶是宋至道元年（995年）因征战从广东调遣之士兵而来定居的。可见，早在宋代瑶族已迁入贺州定居。由于瑶族生活习惯及生产方式是“食居一山，复徙一山”的游耕经济，所以，他们一般都居住在山头。贺州的盘瑶又称为“过山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