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丝洛娃大概是和头一批动身的犯人一起被遣送出去的，因此聂赫留道夫也正在做着出发前的准备。可是他要做的事太多，不论有多少时间，也总是干不完。目前的情况，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他要想想该去做些什么事时，然而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一个人，即德米特利·伊凡内奇·聂赫留道夫自己。如今每一件事情都牵涉到了其他的人，而不单单是为了德米特利·伊凡内奇，因此，一切事情都与往日大不相同，颇具魅力，并且这些事情多得无可计数。不仅如此，过去别人为他做事，却常常使得他感到不顺心不愉快。如今这些别人的事却反而都在使他感到愉快。现在聂赫留道夫所要办的事有三件：头一件事就是关于玛丝洛娃以及对她的帮助。目前主要就是为了送呈最高当局诉状，为争取到支持而忙碌，以及为了动身到西伯利亚去做好所有准备。
第二件事是对他的地产作一些处理。在帕洛伏，土地已分给了农民，他们交付地租，作为支付他们在农业方面的公益金使用。但是为了使这件商量好的事情在法律上成立，还需要拟定契约和遗嘱，并还要签字。在库斯明斯基的事情还像原先他亲自安排的那样，他也要收地租。但是如今要定好什么时候交租，规定出他从这些里该面取出多少来作为生活费用，以及多少给农民们做为福利。由于他不知道他到西伯利亚去需要花多少钱，因此他没有全部取消了这笔收入，仅仅把它削减了一半。
第三件事情就是帮囚犯们的忙，现在他们之中愈来愈多地求助于他。当他与那些求助于他的犯人们接触后，一向是立即着手为他们忙碌的，要力求减少他们的痛苦。不过以后，求助于他的犯人越来越多，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于是就不由自主地担负起了第四件工作，第四件事情便是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所谓的刑事法庭这类机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为什么要存在呢？它是为何而产生的？它不但产生了监狱，而且还产生了他在那里认识了其中一部分人，并且还产生了从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直至库页岛的全部监禁地，在那里千千万万的人成为刑法的牺牲品而且在忍受苦难。
聂赫留道夫通过他和那些囚犯们的接触；以及他和律师、监狱教士、狱长的谈话；通过了解囚犯的经历，他把这些囚犯，即所谓的罪人归纳为五类：第一类，是完全无辜的人，是法庭错判的牺牲品，比如敏绍夫，比如玛丝洛娃和别的人们。这一类人数虽不多，约有百分之七，但是他们的遭遇最让人同情。
第二类，是在狂怒、妒忌、醉酒等特殊情况下做出的越轨行为，最后被判刑的。那种行为，所有审判他们和惩治他们的人，倘若处在他们那相同的环境下，大部分人也会做出这种事来的。这样的人，聂赫留道夫估计，可能占所有犯人近一半以上。
第三类，是做了被认为是最平常、甚至是良好的事而遭到惩罚的，但是那种行为，按照法律规定的就是犯罪。比如贩卖私酒、走私、在地主和公家的大树林里割草砍柴。还有常常偷窃的山民和不信教的、抢劫教堂的人等等。
第四类，是那些在品德方面高于一般社会上的人被列入罪犯行为的人。比如说各教派的信徒们是属于这种人。追求自由而造反的波兰人和切尔克斯人也属于这种人。以及那些反抗政府当局而被判刑的政治犯、社会主义者和罢工工人，都是属于这种人。他们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聂赫留道夫估计，占有很大的比例。
然后，第五类，又是这么一种人：社会对他们的罪过倒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过重得多。他们是被社会所遗弃了的人，在长期受到压迫和诱惑下变得麻木迟钝，比如那偷旧地毯的男孩儿。诸如此类的人，聂赫留道夫还曾看见过上千个，他们在生活上的压力迫使他们做出了那些所谓犯罪的事来。而那些品德败坏、腐化堕落的人，由聂赫留道夫考察以后，也归类于人这一类人里，而新学派却被称之为“犯罪型”，认为他们在社会上有就是刑法和惩罚之所以不可或缺的主要证据。
因而，研究上述这些不同的人为什么被关禁在监牢里，而另外那些与这些人没什么区别的人，为什么就行动自如甚至于审判他们那些人的问题，就成了聂赫留道夫所关心的第四件事情了。
最初聂赫留道夫希望能通过书本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于是他把凡是有关这一问题的书籍全都买了回来。但是他越读却越觉得茫然。
聂赫留道夫在那些学术著作当中，所得出的对他惟一的的答案，正好也是这种反问式的回答。那些著作当中具有很多聪明、深奥、有意思的见解，但是它们没有针对最主要问题的答案：即有的人根据什么权利惩罚另外一些人？
所有问题都找不到答案，并且这一切议论还都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对惩罚作出的解释，替惩罚作出的辩解，认为惩罚的不可或缺是天经地义的。
聂赫留道夫看了这么多书，但都是断断续续地读下来的，这样他只能将那找不出答案的原因归结为研究不足了，希望以后会找出准确的答案。正因为此，他还无法让自己相信，近来常常旋绕在他心里的那个答案就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