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长先生没有办法不告诉陪审团说，他们面前这个囚犯虽然年纪还很轻，可他从事他将用性命抵偿的卖国勾当早已是个老手。这个大家共同的敌人里通外国并不是从今天开始，也不是从昨天开始，甚至不是从去年或前年开始。早在很久以前该犯已经在法国和英国之间有很多次的出入，而对其间所从事的活动从来无法交代。若是卖国行为也可以兴盛（所幸此事决无可能），该犯真正行为的邪恶与罪孽就不能够受到揭露。所幸上帝昭示了一个人，使他不害怕困难和危险，了解到该犯诡计的性质，为此感到惊讶，便向国王陛下的国务总监和最光辉的枢密院进行了阐明。这位爱国志士就要出庭作证。此人的立场和态度的确是崇高伟大。他本来是囚犯的朋友，却在那幸运也不吉祥的时刻发现了罪犯的无耻勾当，于是下决心将他很难在敬爱下去的奸贼送上了祖国神圣的祭坛。检察官说，如果英国也像古希腊和古罗马一样，有着对有功人士竖立雕像的制度，一座雕像一定会为这位光辉的公民竖立。但是此类规定暂时空缺，这雕像他看来已难以获得了。正如诗人所云，美德也许会以一定的方式传染（检察长深知此类章节较多，陪审团诸公可以一字不差地从舌尖流出。可此时陪审团却露出内疚的表情，很显然他们并不知道这类段落），而被人们称作爱国主义，亦即对邦国之爱的光辉品德传染性特别的强。因此这位证人，这位一尘不染、无懈可击、忠于王室的崇高典范，这位不管在什么卑微琐屑的情况下谈到都会令人敬佩的人物跟囚犯的仆人取得了联系，指点他下定了崇高的决心去查看他主人的桌子抽屉和衣服口袋，并把他的文件藏了起来。检察长说，他知道有人对这位可敬的仆人可能有一定的责备，但是一般说来他却比较看重那仆人甚于自己的兄弟姐妹，比较尊重那仆人甚于自己的生身父母。他非常有信心地号召陪审团也和他有相同的态度。他说这两个证人的证词和他们已发现而且马上就要出示的文件即将表明该犯持有记载国王陛下兵力及其海陆军安排与筹划的文件，而且将毋庸置疑地证明他经常将诸如此类情报递交给一个敌对的强国。虽然这些文件现在还无法确认是该犯笔迹，却也不影响大局，因为它更能说明该犯心细缜密，早已为自己留好了后路，因此更应该受到制裁。他说证据将从五年前说起，这个证据将表明该犯早在英国部队与北美公民第一次开火之前数周已经开始在从事此类罪恶活动。上面所说的一切，深深的相信忠于王室、忠于职责的陪审团诸公自会积极肯定该犯不可饶恕，应予处死，不管他们对杀人持何种态度。检察官说，要是不砍掉该犯的头，陪审团诸公便会夜不能寐，也不能容忍他们的夫人和孩子们晏然高卧。简而言之，不管是陪审团人员还是检察官，都一致认为犯罪者应处死，不管犯罪者杀人的态度如何。
检察长语音刚落，法庭里便响起一片“嗡嗡”的声音，就好像有一大群绿头苍蝇正围着囚犯乱飞，等着看他即将变成就要变成的东西。这阵喧哗过后，那无懈可击的爱国志士已经登上了证人席。
副检察长先生于是跟随他上司的榜样询问了爱国志士：这个人是约翰·巴萨先生。他那纯洁灵魂的故事跟检察长先生所叙述的完全一样，如果有缺点的话，大概是叙述得太精确了一点。在他放下他那高贵的心胸中的负担以后，他本来是能够谦抑地退场的，可是坐在罗瑞先生身边不远、面前放了一大堆文件的戴假发的先生却要求对他提出几个问题。这个时候坐在他对面的另一个戴假发的先生依旧在望着法庭的天花板。
他自己做过密探么？没有，他看不起这种卑鄙的暗示。他靠什么生活？靠他的财产。他的财产在哪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财产？那与任何人都无关。是继承来的么？是的，继承来的。从哪里继承来的？一个远亲。很远么？有些远。坐过牢么？当然没有。从没有因债务坐过牢么？不知道这件事与案件有什么关系。从没有因债务坐过牢么？——来，再回答一次。从没坐过牢么？坐过。多少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么？可能是。什么职业？绅士。被人踢过么？也许。常挨踢么？不。被踢下过楼梯么？一定没有。曾经在楼梯顶上挨过踢，是自己滚下楼梯的。是因为掷骰子做假么？踢我的醉汉说过这方面的话，但那话不可以相信。能发誓不是真的么？肯定能。以前有靠赌博作弊为生么？从来没有。以前有靠赌博为生么？不比别的绅士们厉害。有向这位囚犯借过钱么？借过。还过么？没有。跟这囚犯那点疏远的友谊是在马车上、旅馆里和邮船上硬攀的么？不是。他肯定见到囚犯带着这些文件么？肯定。对文件再也不知道别的了么？不知道。自己没想办法去弄到么？没有。事先估计从这次做证你能得到好处么？没有这种想法。不是受到政府的雇用接受正规津贴陷害他人么？啊，天啦，不。或者是别的什么？啊，天啦，不。能发誓么？可以一再发誓。除了纯粹的爱国主义之外没有其他动机么？并无其他任何动机。
道德高尚的仆人罗杰·克莱很迅速地就完成了宣誓仪式。他从四年前开始朴实、单纯地为该囚犯工作。在加莱邮船上他问囚犯需不需要一个勤杂工，囚犯就雇用了他。并非因为囚犯可怜而雇用的——想也没想过这样的事。他对囚犯产生了怀疑，接着就开始监视他。他在旅行中收拾囚犯衣物时曾在口袋里多次见过类似的文件。以前从囚犯抽屉里取出过这些文件。并不是事先放进去的。他在加莱见过囚犯把这几份文件给法国人看过。在加莱和波伦那又一次见他把同样的文件给法国人看过。他热爱祖国，心中充满了正义的愤怒，于是揭发了他。从没有涉嫌盗窃过一个银茶壶。曾经有一次因为一个芥末壶遭过冤枉，那壶实际上是镀银的。他和那个证人已经相识七八年，完全出于巧合。他并没说是特别出奇的巧合。大多数的巧合都有些出奇。真正的爱国主义也是他唯一的动机。他没有把这叫作出奇的巧合。他是个真正的不列颠人，希望许多人都能像他一样。
绿头苍蝇再一次发出嗡嗡声。检察长先生传唤贾维斯·罗瑞先生。
“贾维斯·罗瑞先生，你是台尔森银行的工作人员么？”
“是。”“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你是不是曾坐邮车出差，从伦敦去过多佛？”“去过。”
“车厢里还有其他的乘客么？”“有两个。”“他们是在晚上中途下车的么？”“是的。”
“罗瑞先生，你看看囚犯，是不是那两个旅客中的其中一个？”
“我不能够确定的说他是。”“他像不像两个旅客中的其中一人？”“他们两个都裹得严严实实，夜又很黑，而我们大家又都很封闭，我连像不像也不能够肯定。”“罗瑞先生，你再看看囚犯。如果他也像那两个旅客一样把自己裹起来，他的个头和身材像不像那两人？”“不像。”“你不愿发誓说他不是那两人之一么，罗瑞先生？”“不愿。”
“那么你是说他有可能是两人之一么？”“是的。我记得当时那两人都胆小怕事，害怕强盗，跟我一样。但这位囚犯却没有胆小怕事的神气。”“你看见过故意装作胆小怕事的么，罗瑞先生？”“当然见过。”“罗瑞先生，你再看看囚犯。你肯定以前见过他么？”“见过。”
“是在什么时候？”
“那以后几天我从法国回来，这个囚徒在加莱上了我坐的那条邮船，跟我同船旅行。”
“他几点钟上的船？”“半夜过后不久。”
“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个不方便的时刻上船的只有他一个人么？”
“碰巧只有他一个。”“别管碰巧不碰巧，在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上船的只有他一个，是么？”“是的。”
“你是一个人旅行么，罗瑞先生？有没有人和你一起？”
“有两个人同路，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他们两个现在都在这儿。”
“都在这儿。那么你跟囚犯说过话么？”
“没怎么说话。那天有暴风雨，船摇晃的很厉害，路又长，我几乎全程都是躺在沙发上过的。”
“曼内特小姐！”
以前大家用眼睛搜寻的小姐，现在又受到了众人的瞩目。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的父亲也跟着站了起来——他不希望她松开挽住他胳膊的手。
“曼内特小姐，请您看看这个囚犯。”对被告来说，面对这样真诚的青春与美丽，面对这样的怜悯之情是比面对在场的整个人群还要困难的。他好像是站在坟墓的边沿跟她遥遥相对。这个时候带着好奇心注视着他的所有目光也没有办法给他保持安静的力量。他那忙乱的右手把手边草药组合到了一起，组成了想象中花圃里的花朵。他努力想掌握住呼吸以致使他的嘴唇颤抖起来，血液也从嘴唇涌向心里。大苍蝇的嗡嗡声再度响起。
“曼内特小姐，你曾经见过这个囚犯么？”“见过，先生。”
“在哪儿？”“在刚才谈起的那艘邮船上，先生，在相同的时间。”“你就是刚才说起的那位小姐么？”“啊！很不幸，是的！”她出于同情而发出悲痛忧伤的声音跟法官那不如她悦耳的声音搀和到了一起。法官庄严地说：“问你什么，回答什么，不要发表其他的意见。”
“曼内特小姐，在越过海峡的时候你跟囚犯说过话么？”
“说过，先生。”“仔细想一下。”
她在深沉的寂静中用细小的声音说：“那位先生上船时——”“你指的是这个囚犯么？”法官紧皱眉头问。
“是的，大人。”“你就叫他囚犯吧！”
“那囚犯上船时看到我的父亲很困乏，很衰弱，”说时她深情地转过头看了看站在她身边的父亲，“我的父亲非常疲乏，我怕他缺少了空气，于是在船舱阶梯旁的甲板上给他临时搭了个铺，自己坐在他身边的甲板上服侍着他。那天晚上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也就没有别的乘客。那善良的囚犯不断地说服我。他告诉我要怎么样安排才能使我的父亲不受风雨侵袭——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也不知道我们出港之后风雨怎么样，全靠了他的安排。是他帮了我的忙。他对我父亲的病非常地关心，我相信他是发自内心的。我俩就是这样交谈起来的。”
“我插一句嘴。他是一个人上船的么？”“不是。”
“都有什么人跟他在一起？”“两个法国人。”“他们在一起谈话么？”
“他们一直在一起谈话，直到两个法国人要乘小船上岸时才停止。”
“他们之间传递过像这些一样的文件么？”“是传递过一些文件，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跟这些文件的大小和形状相同么？”“或许是，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虽然他们就在离我身边很近的地方小声说话：因为他们站在船舱楼梯的顶上，就着头顶的灯光。灯光非常暗，他们的声音又很小，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见他们看过一些稿件。”
“好，你说说你同囚犯的谈话吧，曼内特小姐。”“囚犯对我说话毫无保留，因为我处境很困难。同样，他对我父亲也很关心，很善意，很有帮助。”她哭泣着。“我不希望今天用伤害来回报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