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一座俄罗斯大教堂对面，有一所神秘色彩的院落。门口没有挂牌，站着警卫，闲人莫入。不过，从不断进出大门的黄皮肤、黑眼珠的中国青年可以判定，这儿也许是一所华人俄语学校。
这所学校的全称，叫做“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
第一次公开宣布建立这所学校，是1925年9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第66次政治会议上。他说，在莫斯科建立这所学校，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同年11月，这所学校便正式开学。
最初，学生是由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选派的，所以学生中既有中共党员，又有国民党要人子女——既有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也有蒋经国。后来，国共分裂，那里便成了专门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学校。
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建立，任命拉狄克为校长，他是波兰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副校长非常年轻，才24岁，年岁比有的学生还小，他不得不终日扳起面孔，力求显得老成一点。这个小伙子原名亚历山大罗维奇·弗尔图斯。1917年，他16岁加入俄共（布），化名米夫，从此就一直用这化名。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对于中共的影响，其重要性不亚于黄埔军校校长对于国民党的影响。自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就专心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他由此发迹。特别是校长拉狄克后来倾向托洛茨基，斯大林在1927年5月13日到中山大学发表讲话时，批评了拉狄克。不久，拉狄克被撤职，米夫就任校长。紧接着，在1928年3月，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也有的说是担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中国科负责人），从此他主管共产国际中共事务，成了中共的“上司”。
1927年初，米夫头一回访问中国。他是以率领“宣传家代表团”的名义前来中国的。从年初至8月回国，他访问了上海、广州、武汉，目击了中共在1927年的大动荡，而且出席了中共“五大”，这一段经历，成为这位“中国专家”的很重要的政治资本。
米夫来华时，配备了四个翻译，内中的一个，便是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这人，五短身材，精于心计，擅长文笔，讲起话来却大舌头。他姓陈，名绍禹，字露清。他的“禹”字是“火”字旁的，诚如他的弟弟叫陈绍炜。不过，“火禹”毕竟太冷僻，他后来改用“陈绍禹”。用“绍禹”的谐音，取了笔名“韶玉”。至于王明这化名，是他1931年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用的，竟以此名传世。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提及1931年前的他也称王明。
王明是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生于1904年，比米夫小三岁。1925年由上海大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这所大学开张后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改名“波波维奇”，又叫“马马维奇”。很巧，给王明那个班讲列宁主义课程的，便是米夫。王明聪颖，也很用功，迅速掌握了俄语，钻研列宁主义理论，得到了米夫的赞赏。这样，不到一年，王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会。这是王明政治生涯的起点。
米夫访华，王明成了他的翻译，那八个来月朝夕相处，使王明跟米夫变得亲密无间。于是，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就在米夫离开中山大学的八个多月中，那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斯大林的批评，校长拉狄克下了台，教务长阿古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他和学校联共（布）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相对抗，各拉一批教师、学生，形成“教务派”和“支部派”。不过，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愿参与两派之争，形成了校内的第三势力。
米夫和王明回来之后，把第三势力拉在自己身边。随着米夫联合“支部派”压垮“教务派”，米夫也就成了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出任支部局宣传干事。这样，米夫掌握了中山大学大权，王明成了中国学生中的领导人物。
恰恰在这个时候，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本来，这纯属联共（布）内部事务，跟中国学生关系不大。可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一下子使中山大学成了“反托运动”的重点：在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时，中山大学中国学生队伍参加盛大游行。队伍经过红场检阅台时，学生们高呼“十月革命万岁”、“斯大林万岁”，可是忽然有中国学生高呼“托洛茨基万岁”！
斯大林勃然大怒，指令米夫在中山大学开展“反托”、“肃托”运动。王明借助这场运动，“肃”掉了自己的敌手（很多人并非是托派）。王明以原有的第三势力为基础，日渐形成自己的小宗派。这小宗派自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共二十八个，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松散的集体，内中有不少人后来对中国革命作出有益的贡献。他们通常是指：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王稼祥、朱阿根、朱子纯（女）、孙济民、宋潘民、杜作祥（陈昌浩之妻）、陈绍禹（王明）、陈昌浩、陈原道、何克全（凯丰）、何子述、李竹声、李元杰、沈泽民、汪盛荻、萧特甫、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张闻天（洛甫）、孟庆树（王明之妻）、夏曦、秦邦宪（博古）、殷鉴、袁家庸、盛忠亮。据说，还有一个小同学也支持王明，可是观点常动摇，算是“半个”，故又被人戏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过，那时的王明，还只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小打小闹而已。
他头一回在中共高层“露脸”，那是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时候。米夫成为中共“六大”的幕后操纵者。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广泛接触了中共高层人物。就连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翻译也由王明担任。
王明1929年3月回到了上海。怀着雄心壮志的他，最初被分配到上海沪西区，为中央秘密党报作送报员兼采访员，使他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四个月后，他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又过三个月，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
地下工作毕竟不像在莫斯科高谈阔论，被捕的危险时时在头顶盘旋着。就在1930年1月22日上午，王明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王明十分紧张，当天下午托巡捕送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潘向友，请求营救。此事完全违反了地下工作的纪律。为此，中共中央立即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住址的人员迅速转移。
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米夫委托“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瑞士牛兰出面营救。牛兰花了一笔钱，总算使王明在2月28日获释。
出狱后，王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他被调往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当《劳动》报编辑。
惊魂甫定之后，王明又开始钻营。1930年6月，他得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使他有机会接近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他在李立三身边工作，变得消息灵通。
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不断派回国内，其中包括“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王明常在他们之中走动，私下议论。王明根本瞧不起向忠发，骂他是傀儡。王明也看不起李立三，说李立三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他大有取而代之的口气，虽说当时他还只是李立三手下的秘书。他伺机而动。
机会终于来了。1930年6月11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那个《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之后，王明很快获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对决议有意见，反对下发这一决议。李立三大骂罗伯特“右倾”，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于6月20日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抗议信。信中说：“我们觉得罗伯特同志有一贯的右倾路线，他在远东局的工作，的确妨害中国党领导革命的工作，妨害中国党与远东局的关系，我们要求远东局停止罗伯特的工作。”
王明风闻此事，便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随便聊聊”。王明渐渐把话题引到李立三和罗伯特产生矛盾之事。他们四人原来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拍即合，都认为应当趁机发动对李立三的批判。不过，王明并不以为李立三“左”，却是以为“李立三是‘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那时，期大林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长篇演说，批判布哈林，并要求各国共产党都开展反右倾。正因为这样，王明又说李立三“右倾”！
几天之后——7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是何子述、王稼祥发言支持搏古，最后王明作了长篇发言批判李立三，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错误。”这一突然袭击，使李立三十分震惊，当场气呼呼地说道：“我知道你们几个莫斯科回来的，要搞什么名堂！”
大权毕竟握在李立三手中。没几天，总书记向忠发便出面找王明等四人谈话，宣布他们四人的发言是反对中央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因而是违反党纪的。向忠发还宣布，中央决定给四人以纪律处分：给为首的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以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四人同时调离中央机关，王明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博古调往工会组织，何子述调往天津，王稼祥调往香港当党报记者。
何子述、王稼祥不得不离开上海。王明仗着有米夫作后台，不服气……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在10月底“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沈泽民、凯丰、陈昌浩、夏曦从莫斯科回来，向王明透露了来自米夫的重要信息：共产国际要把李立三问题升级为“路线斗争”，同时要批判瞿秋白的调和主义。
王明顿时活跃起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正是他夺取中央领导权的好时机！
米夫绝对不允许瞿秋白成为中共负责人。
看来，瞿秋白的地位岌岌可危，谁将取而代之？
26岁的王明，显得异常忙碌。他几度给中共中央写信，坚决为他平反——须知，他如今已成了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他以未来的中共领袖自命，正在忙着起草他上台后的政治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就个人私事而言，王明也忙得够呛。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苦苦追求的女同学孟庆树，总算回国，总算也分配在上海工作。不料。她在1930年7月30日突然被捕，关押在龙华。王明以惆怅之情，写下一首七绝：
天上当然织女好，星间难怪牛郎痴。真情岂受银河隔，有限长空无限思。
好不容易，孟庆树在11月20日出狱。“刚出班房进洞房”。翌日，她便与王明结婚了。
当然，最使王明兴奋的是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他的“后台老板”米夫动身来沪，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共的领导班子进行大调整。
王明“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他赶写的那本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初名《两条路线》），内中以近三万字的篇幅批判“维它”，亦即瞿秋白。王明说，是到了“根本改造党的领导”的时候了。
12月10日，米夫容光焕发，出现在上海，这是他第二回到上海。如今，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虽然中共“六大”之后，共产国际曾决定，共产国际来华代表只起联系人和传达者的作用，可是米夫却不然。他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俨然以上级自居，他要对中共指挥一切！
米夫一到上海，便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拖：
12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2月16日，根据他的指令，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为王明平反；
12月26日，又根据他的指令，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
就在任命王明新职的同时，博古被任命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米夫简直成了中共的“太上皇”，他的包办代替超过了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会议还没有召开，他已事先起草好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拟好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候补中央委员名单，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米夫圈定的出席者37人中，有15人不是中央委员（包括王明），而会议却叫做“四中全会”。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的基调是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反瞿”成了会议的主题。
会议依然由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六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局报告也是此人做的。就连半年多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也是此人主持的。反正支持李立三“左”倾昌险主义是他，支持瞿秋白是他，此刻倒瞿也是他，半年之中变了三次。凭借着“工人出身”，他仿佛成了不倒翁。
米夫在会上作总结时，这么谈及向忠发和周恩来：
“忠发、锡根、向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这样，向忠发因是“工人同志”，仍保持了总书记的职各；周恩来在“打他的屁股”之后，也算是留了下来。至于李立三和瞿秋白，那当然毫无疑问要“滚蛋”。
米夫拟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员名单如下：
政治局委员九人：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王明）。
候补政治局委员七人：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名单刚一宣布，全场哗然。
此时忽地杀出一彪人马，坚决反对米夫所拟的名单。反对者不是瞿秋白，却是罗章龙！罗章龙所代表的不只他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居然当众念了另一份也是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与米夫针锋相对，分庭抗礼！这样的对抗局面，使会场变得一片混乱。
为首者罗章龙，颇有资历：当年，第一个响应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的《征友启事》的就是他。那时他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后来，他参加了新民学会。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1920年，他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不久，他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在中共“三大”，当选中央委员。
罗章龙也激烈地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他曾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补充决议是立三主义的变本加厉”，坚决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正式宣布废除三中全会的不正确决议及因此而产生的补选”。
罗章龙他们好不容易盼来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却想不到米夫并未看中他们，而是选中了王明！这样，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罗章龙和他的支持者，和米夫、王明发生了正面冲突，争夺中央权力。
罗章龙一派的韩连会站了起来，提出一张政治局委员候选名单：“徐锡根，何孟雄，罗章龙，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徐畏三。”
罗章龙一派的史文彬站了起来，宣读一张补充中央委员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振瀛，袁乃祥，孟宪章。”
显然，罗章龙要与王明争夺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尽管他们反对李立三、反对瞿秋白是一致的。
两派的斗争白热化。罗章龙扬言要退出会场，以示抗义米夫操纵会议。米夫高叫：“应当安静的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只有投票表决。
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人有表决权？”
照理，中央委员会会议只有中央委员才有表决权。米夫却说：“参加会议的都有表决权。”
这么一来，那15个不是中央委员的代表，都拥有表决权，一下子使拥护王明的人大为增加。
表决的结果，当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米夫提出的名单得到了多数票。
罗章龙一派失败了！
王明，在12天前跃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此时一下子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了一天，在吵闹声中结束。
罗章龙并不就此罢休，他联合何孟雄、徐锡根、陈郁、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李震瀛、韩连会、唐宏经、余飞、徐畏三、张金保、袁乃祥等，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推举了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
后来，罗章龙走上了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之路，进行分裂活动。周恩来出面找他谈话，无效。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193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常委。此时，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尚在从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至一月中旬才到达上海。王明虽未进入常委，但这颗“新星”在米夫支持下已掌握中共中央实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