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忽地来了个三十来岁湖南口音的古董商，租了房子，落脚做生意。他自称名唤“萧柏山”，不过，这位古董商仿佛是个戏迷，常往天蟾舞台跑。
在中共中央那秘密机关里，这位“古董商”变得非常忙碌，不断地向全党发出指示，大有总书记的派头。
“萧柏山”，便是李立三。
这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尽管中共“六大”选出了向忠发当总书记，可是，中共的实权却操在李立三手中！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员，而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李立三成为中共的实际上的领袖，其实就跟向忠发忽地成为中共总书记一样。那时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年轻，没有成熟的领袖人物。
李立三也有他的机遇：
中共“六大”之后的第六天，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开幕。共产国际的“六大”，开的时间很长。周恩来、苏兆征、项英三常委留在莫斯科开会。另两位常委，即向忠发和蔡和森，再加上李立三，先行回国，主持中央工作。
于是，在1928年9日2日，向、蔡、李三人回到了上海。
向忠发这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领袖才能，仗着老工人牌子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上。这样，他也就成了名义上的总书记。
最初，掌握中共领导实权的是蔡和森，他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33岁的蔡和森具备领袖之才。他原名蔡林彬，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氏。1918年他和毛泽东共同发起新民学会。翌年，他留学法国，猛看猛译法文版马克思著作。他很快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真髓。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
蔡和森于1921年底加入中共。在中共“二大”至“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大”，成为政治委员；在“六大”，则进入政治局常委。他的一支笔，写下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他成为政治局常委时，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
蔡和森回到了上海才十来天，却因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检查错误。加上他的气喘病发作，他不得不离开中央机关养病。不久，他被指责为“右倾”，撤消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1929年1月，他被调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蔡和森犯了“错误”，李立三便取而代之。11月20日，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地位，被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便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项英。内中苏兆征于1929年2月才从苏联回国，当月就病逝了。
李立三是个趣事颇多的人物。他曾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那是1915年夏秋之间，正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汉字正好二十八画）张贴《征友启事》，欲求志同道合之友。第一个响应者是从浏阳来长沙读书的罗章龙，跟毛泽东结交。那时，李立三叫李隆郅，从醴陵来到长沙上中学，认识罗章龙。于是，罗章龙便把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这样忆及往事：
“我那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据李立三说，他当时“没有明白表示意见”，是因为他才16岁，又刚从小县城来到长沙，见识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泽东的提问，所以只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1917年，18岁的李立三中学毕业了，回到故乡醴陵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便投奔护法战争时任湘军司令的程潜麾下，当了一名小兵。不久，他这个“小知识分子”当上差遣（相当于连队文书）。一天，他送文书到司令部来，见程司令正在与人下象棋，也就站在一旁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忽地漏出一句“应回马栏卒”。程潜抬头，见是一名小兵，便问李立三：“看样子，你会下棋！”于是，程潜与李立三对弈，总司令竟败在这小兵手下。程潜跟他攀谈起来，才知彼此是同乡，李立三之父李冒还是程潜清末同场考中秀才的“同年”。李立三能诗善文，深得程潜喜欢。1919年春，程潜资助李立三进京，进入法文专修馆。这年秋天，李立三便到法国留学。1921年冬，他从法国回来，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立三加入中共之后，从事工运。1922年，他参加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翌年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委会书记。1925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参加选举，李隆郅三字笔划太多工人不易写，刘少奇建议他改名。正巧迎面站着三个工人，刘少奇说：“就叫李三立吧！”
他思索了下说：“叫李立三吧！”从此他竟以“李立三”这名字传世。这年，他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赴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1927年任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然后又兼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那时，向忠发是他的部下。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旋即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李立三在蔡和森遭贬之后，当即取而代之。不过，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李立三在党内的威望不及周恩来，中共的领导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主持。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便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计划。此后，许多中央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来之手，而李立三则成为周恩来的副手，向忠发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了当时中共“三驾马车”。
“三驾马车”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
1929年8月下旬，中共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员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
1930年3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出现一行奇特的暗语：
“冠生病入院。决：准假两月。”
“冠生”何人？周恩来的化名！周恩来生了什么病，要入院病假两个月？原来，“病”是他去苏联的暗语。也就是说，政治局批准周恩来赴苏两个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周恩来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立三原本是个性情急躁的人。由他掌舵，一下子把中共推向了“左”的航线。
李立三火爆的脾气，是颇为“著名”的。1921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轮船在海上悠悠而进。为了打发时光，学生们举行围棋赛。四川队推出了陈毅，湖南队推出了李立三。李立三急于求胜。给陈毅抓住了弱处，一举击败。李立三一气，把棋子连同棋盘一起，甩进了大海！
当他跟朋友聚谈，别人说及军阀之腐败和凶暴，他每每在一侧大声呼喊“打倒”、“推翻”、“杀掉”。
他恨不得把旧世界在一个早上推翻掉。正因为这样，他的同志们都熟知他的火急的脾气，竟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一次是在安源，谣传罢工失败，李立三去刺杀军阀赵恒惕未遂而牺牲，他的同志们很快信以为真，周恩来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又一次，他参加南昌起义，传说他跟敌人拼杀，血染战场。于是，又为他开追悼会，主持人依然是周恩来！
在批判陈独秀的“跪着降”之后，李立三越发激动起来，日渐“左”倾。
1927年6月12日，斯大林会见前来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负责人时，便和李立三有过小小的争论。
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军装，一双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会见中共领导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
斯大林分析中国形势时，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在处于低潮。”
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准确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
那个年月，“左”是流行病。共产国际也“左”，周恩来有时也“左”。不过，周恩来毕竟稳健，经验远比李立三丰富，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来约束。周恩来走后，李立三便独断专行了。
李立三下令迎接“红五月”，各地中共组织要举行工人总罢工、总示威。“五一”是国际劳动节，那天，光是上海，便组织了一万多人涌上南京路游行，结果使许多人被捕。他声称：“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
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辙。他又一次在中国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那篇文件，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
李立三以发烫的头脑，写下发烫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
“暴动的时候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向忠发对李立三言听计从，支持他的暴动计划。有了总书记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顺”地动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计划：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把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说“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
李立三这一系列“左”倾暴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惨重损失！
莫斯科车站，两个中国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取道德国回国。
两名中国男子，一个叫“斯特拉霍夫”，一个叫“伍豪”，亦即瞿秋白和周恩来。
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文件，不光是他俩着急，共产国际执委会也着急了，于是，立即与他俩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于这份决议是在1930年7月23日作出的，又称“七月决议”。
他俩带着“七月决议”，踏上归程。
为了避免万一的意外使两人同时被捕，在德国，周恩来先走一步。这样，他于8月26先回到上海。8月29日，瞿秋白也来到他阔别两年多的上海。
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头脑正热的李立三带来了清凉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七月决议”，来了个急刹车，结束了“立三路线”。
紧接着，9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
现存在会议记录上称，此会是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的。其实那是隐语。所谓“庐山”，是指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真的有点“庐山”气派。
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周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
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
“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
“之夫”作了大会结论。“之夫”，亦即瞿秋白。取义于“杨之华之夫”，杨之华是他的妻子。
“柏山”承认了“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柏山”，亦即李立三。
会议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保持原有的阵势，只是补选关向应代替已去世的苏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
政治局三常委改成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
瞿秋白复出了！
可是，风云变幻莫测。1930年10月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等于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
“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
这封题为《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经过秘密交通线传递，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全身发凉！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封信将会带来一场政治风暴，因为在收到信之前，他已风闻，有人在说瞿秋白“庇护”李立三，六届三中全会是搞“调和”。李立三批判的升级，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批判……
按照那时的“惯例”：犯了错误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要前往莫斯科检查。陈独秀是如此，只不过他坚决拒绝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轮到了李立三。
在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中，就已经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检查。瞿秋白以“工作需要”为理由，请共产国际准许李立三“暂不去国际”。
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到，李立三再也无法拖延了。那时，他的妻子正临产。他深知共产国际不会轻饶他，此行不知何日方归，妻又从事地下工作，将来很难照料孩子。他写下条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预嘱交给一个老工人。就这样，1930年13月5日，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去苏联途。
李立三这一去，在苏联竟“检查”了15年！他甚至被押上军事法庭，投入监狱……
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马上把回国不久的瞿秋白牵涉进去。
风暴来得那么的迅猛：就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的翌日——11月17日，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便送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两人联名写的。那是两个小伙子，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领导了中共党内推倒瞿秋白的运动。此后，他俩竟夺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中共新领袖。
这两名年轻人，一个名唤陈韶玉，另一个叫秦邦宪。后来，他们以他们的化名载入中国共产党党史——王明和博古。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过怎样的矛盾？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他们，怎么能够一下子攫取中共领导权？这得从头说起……
